編按

「解放軍幫我包紮了頭部的傷口之後，說救護隊隨後會來載我，但是結果一直到半夜都沒有人來。黑暗裡我一個人被留在戰場，周圍只有屍體，我感到無比孤獨。」（劉志中，2024）[2]

戰爭中，受傷往往是當事人一生磨難的開始。但在對日抗戰期間，一位來自新加坡的醫生與學者[3]看到了戰爭中「移動醫療服務」的重要性。靠著200部卡車和救護車，他成立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大幅度解決了由戰場後送傷兵到醫院的問題。

1939年林可勝先生在貴陽圖雲關設立的基地，成為抗戰時期衛生人員訓練所和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部，也維繫著無數傷兵的希望。

除了林可勝和他主持的圖雲關基地的故事，當時由海內外投身戰時醫療服務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經歷的又是什麼樣的挑戰，也是本系列的重點。（汪琪）

文／郭以涵撰寫、[4]編輯
圖／郭以涵翻拍自何邦立著作[5]

若說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艘漫漫獨行的大船，那麼八年抗戰時期的中國，便是風暴中心搖搖欲墜、幾欲解體的危帆。當頭的國難，令無數青年學子、甚至海外華僑赴湯蹈火、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場戰爭；林可勝便是其中的一員。

曾經花費十餘年時間鑽研林可勝事蹟的何邦立先生[6]是這樣總結林可勝的成就的：「中國生理學之父、軍陣醫學與西醫教育現代化的奠基者」。林可勝由習醫開始、而以生理學研究結束的事業，竟在現代醫學教育開展出一片天地，不僅只因為對日抗戰的爆發、也因為他深切的國族情懷。

林可勝於1897年出生在一個新加坡的華僑家庭，父親是當地名醫兼意見領袖林文慶。林可勝8歲便被送往英國留學，最後畢業於父親的母校——愛丁堡大學醫學院。

他在大學期間自願從軍。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林可勝被英國派往法國的印度軍團服役，自此對戰地醫療的型態和流程瞭如指掌。然而軍中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身為軍醫部准尉，林可勝在教授新兵戰地救護的知識時，卻時常踢到鐵板。當時華人的地位低落，經常受到歧視，他認為一切皆起因於祖國的落後。如果中國發展科學， 康樂富強，必能扭轉現況。在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操下，他回到中國——華人的根——投身於醫學事業。

1925年，林可勝回國擔任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一年後，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消息傳回北京，被同事稱為「超級民族主義者」的林可勝，兩度帶領協和的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幫忙他們組織救護隊，為在示威遊行中的傷亡者提供服務。

1932年年初，日本掌控東北，在此扶植傀儡政權「滿洲國」，並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變。隔年(1933年) 1月1日，日軍進攻山海關，長城抗戰開始。

一通電報改變了林可勝的人生道路

早在滿洲國成立後，林可勝感受到華北緊張的氣氛，就在協和召集了中國職員和學生，組織一支抗日救護隊。他親自設計用具、服裝和運輸工具，並為全體參與人員進行培訓。這次培訓的成果並未及時在華北派上用場，並於一二八事變後，南下進行救護。長城抗戰開打後，林可勝再度組織協和的醫學生，成立「協和醫官救護隊」(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 MOTC)，前往一線進行戰地救護。同年2月至5月，林可勝加入紅十字會華北救護委員會，帶領「協和醫官救護隊」參與喜峰口、古北口、長城一帶的戰地救護。

當時衛生署和軍醫署都在劉瑞恆的管轄下，他深知兩者旗下的醫護人員嚴重不足。因此將希望放在當時中國最大，且唯一提供戰地救護業務的慈善團體——中國紅十字會——上。然而，紅十字會過去所走的都市型[9]醫療路線，必須仰賴運輸隊將前方傷患送至後方紅十字會醫院。彼時上海戰況不利，作為首都的南京也危在旦夕。一旦南京淪陷，紅十字會在南京的大型醫院雖然有5000張床位，也難以效力。因此，他希望實踐「戰時三合一政策」，結合衛生署、軍醫署與紅十字會三方的資源與力量，以因應戰時的醫療需求。

林可勝收到電報後，經廣州去南京見劉瑞恆，12月3日銜命轉往漢口紅十字會分會洽談接收，未料卻遭到拒絕。直至三日後，衛生署副署長金寶善出面，與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杜月笙和常務監事錢新之達成協議，林可勝才被紅十字會任命為救護委員會總幹事，並兼任剛成立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隊長。

林可勝運用衛生署支援的10萬元經費，以及俄國紅十字會10萬盧布的捐款，加上從北平、南京等四方撤退而來的醫療人員，採取「一室三部」的結構（醫療部、藥械部、運輸部和總隊部辦公室）成立了救護總隊。

「流動醫療」是什麼？

相較於過去紅十字會的都市型醫療體系，林可勝引入中國戰場的，是一種稱為「流動醫療」的系統。在何邦立看來，林可勝的理念簡單說就是「把救護隊員送到第一線、去檢傷分類後處理」；如此，一有戰傷，就可以先處理傷勢再後送；沒有這「先處理─再後送」的機制，「許多傷患都會因為細菌感染，死在後送途中」，所以這「(醫療處理)方式整個變了」。

為落實流動醫療理念，林可勝籌組了20支小型活動醫療隊，隸屬於醫療部。每支醫療隊擁有一、兩位醫生、六位護士、九位包紮員，[10]支援各地的戰地軍醫院。藥械部負責管理藥品敷料、製作標準急救包與分配，而運輸部的車隊則負責運送藥品與轉移傷員至後方醫院，也就是小型活動醫療隊駐紮的戰地軍醫院，在此為患者提供乾淨衛生醫療環境下的手術與敷藥等治療。此外，醫療部下還設有防疫隊和X光隊，前者負責公共衛生（滅蝨、滅菌、井水消毒與防疫宣導等），後者則協助野戰醫療服務。

1938年10月，日寇進逼長沙，11月13日凌晨，長沙大火，救護總隊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接到命令，帶傷兵一同西遷。三天後，他們抵達位於長沙西南方300公里外的祁陽。由於傷兵普遍營養不良又深受蝨蚤之害，所以在祁陽安頓下來後，林可勝命人把汽油桶改裝成鍋爐燒水，設計了一個個簡便的滅蝨沐浴治疥站，並且推廣到各軍區，解決了這看似微小實則惱人的衛生問題。

1939年2月，戰火再度逼近，救護總隊部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也再度奉命西遷桂林，最後落腳貴陽東南郊的圖雲關。

圖雲關基地的兩大任務

在林可勝的帶領下，圖雲關基地有兩個單位同時運作：紅十字會的救護總隊，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後者自搬遷至圖雲關後，便從原本的衛生署管制下脫出，併入內政部和軍政部轄下，並擴大規模，改稱「戰時衛生人員聯合訓練所」，負責訓練沒有正式學歷的軍醫官、士官和小兵。依照內外科及衛生勤務、護病學及環境衛生學科、救護及衛生勤務常識等四個班次，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培訓，學員結業後回歸原部隊服務。

由於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訓練成果很好，1940年，林可勝又在陝西褒城、江西戈陽、四川黔江、湖北均縣和湖南東安五處，開辦五個分所，分派了五所的主任，他自己則擔任圖雲關總所的主任，負責擬定訓練所的教學方向和內容規劃，細部則交由各科專家撰寫，再由他親自審定，送往香港複印後，空運回圖雲關，發給各單位。除卻書面上的知識，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也未曾忽略實作課程。同在圖雲關的167醫院，全數被軍醫署分配給了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當作教學醫院。

直至抗戰結束，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都沒有開設分所，惟圖雲關的總所在名稱上不斷更變，業務範圍也不斷擴增，後來還設立了臨床檢驗班、X-射線技術員班和環境衛生工程技術班等。在抗戰結束時，基地總共訓練了一萬五千名軍醫和四萬名醫護人員，其中包括了四、五百名技術人員。1947年6月，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與陸軍軍醫學校整併，成為國防醫學院。

同在圖雲關、同由林可勝管轄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也迎來新的改變。總隊的醫療股從過去四個分隊（又稱「大隊」）擴增至九個，對標中國的九大戰區，以戰區番號為大隊番號。每個醫療大隊下轄五個中隊，中隊以下設兩個區隊和一個手術隊。[15]此外，每個大隊擁有一、兩輛汽車，必要時候出動汽車，運送醫療隊至前線部隊、移動式急救站或後方的野戰醫院，協助戰場救護或防疫工作。

過去的材料股則分成五個組，包括藥品組、器械組、敷料組、製造組和總務組。前三個組負責點收來自海外的醫療資源：清點入帳後開立收據，接著包裝成標準箱，送給各個戰區材料分庫，供各地醫療隊使用；多餘的依軍方或民間醫療單位的申請，酌量分發。

相對於仰賴外部供給的藥品組等，製作組靠自己：他們利用當地原料製造藥品，例如燒石膏無法在圖雲關這種西南方溼熱的天氣下久存，因此多由製造組酌量燒製。若部隊疥瘡傷患者過多，則製造硫磺膏等產品，供給前線清疥蟲。最後總務組下設倉庫、衛生材料出納（收發室）和總務三個部門，[16]例行公事就是派汽車去買糧食、蔬菜、副食品，以免斷糧。

以上的這些單位之外，在體制上，要執行林可勝「流動醫療」理念不可獲缺的一環，應該就是運輸股和下設的汽車大隊了。這個大隊由200輛汽車組成，分成九個運輸隊，他們南北奔波，負責運送傷兵、資源和人員。這些汽車部分是卡車、部分是救護車。林可勝在法國的時候就體會到，一名醫生手術可能做得十分出色，但是病人卻死了，「問題就在於缺乏機動性」，「因此應該有相應的運輸系統把傷員送回來。」為了建構運輸系統，林可勝在重慶、昆明、貴陽、衡陽、褒城、瀘州和金城江七地設立了運輸中繼站，這才讓系統趨於完整。

作為總隊長，林可勝負責募款開源、視察、審理業務成果或業務拓展的工作。當他前往外地視察業務時，林可勝通常不會跟著醫療隊走；他有自己的車輛，車上放著附有防蚊罩的行李袋，需要過夜時隨地攤開、隨地就寢。飲食則吃自帶的乾糧和水。他從不會麻煩他人，或追求排場、鋪張浪費。有一回他在巡視時看到醫療大隊的大隊長坐滑竿（竹製的一種轎子）行軍，林可勝立刻令他下地步行。

圖雲關雖隱於山坳間，但也並非完全地安全。有時日軍會派飛機前來突襲，以致於林可勝必須主持疏散計劃。此外，圖雲關作為醫療基地，還要迎接川流不息的難民，例如1942年的河南飢荒和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又名「一號作戰計畫」）都引發了大規模的難民潮，隨之而來的則是傳染病，例如鼠疫、霍亂、傷寒、斑疹傷寒、痢疾、天花、瘧疾、白喉、回歸熱、腦膜炎等等。

為解決傳染病問題，林可勝推動戰時防疫工作，一方面他派遣醫療小隊到戰區，協助軍中衛生機構滅蝨、治疥、抗瘧，改進環境衛生與飲食營養，並從1942年起，陸續在西南八省[18]增開了治療所（人員由當地的醫療大隊提供）。另一方面他和國外藥廠聯絡，請他們供應各式疫苗材料，由中國自製後，不分軍民地大量預防性注射。但即使如此，有時難免仍有力有未逮的情況。

注解

[1] 原刊於《古北口回憶》1933 年11月 ，87頁。

[2] 95歲高齡的劉志中將軍於2024年2月15日在台中自宅接受本平台編輯訪談時，提到他在1948年底參加徐蚌會戰受傷後的慘痛經歷。

每一位傷兵的遭遇都不相同，然而沒有救護隊及時救援，他們的下場卻是大同小異──不論時間、地點。

[3] 林可勝1948年4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生物組第一屆院士，1942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外籍院士，隨後因為入籍美國，於1955年調整為院士；1964年又當選為美國臨床藥理暨化療學會院士。

[4] 本文係根據何邦立先生的訪談紀錄，並參考他所主編的《林可勝：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愛國華僑林可勝院士百二十誕辰紀念專輯》一書所寫。

[5] 本文圖片由郭以涵翻拍自：(1) 何邦立，〈林可勝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兼記紅會風潮與左傾釋疑（上）〉，《傳記文學》，第110:1；(2)何邦立，〈林可勝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兼記紅會風潮與左傾釋疑（下）〉，《傳記文學》，第110:2；(3)何邦立主編，《林可勝 : 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 : 愛國華僑林可勝院士百二十誕辰紀念專輯》，臺北市 : 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17。

[6] 何邦立先生畢業於國防醫學院醫科，早年赴美專攻航空醫學，並具飛行駕駛執照。現將其專業運用於歷史研究中，研究的領域包括抗日空戰史、醫學史等。他研究林可勝先生十餘載，著有《林可勝：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愛國華僑林可勝院士百二十誕辰紀念專輯》、《林可勝追思論文錄(1897-1969) : 林可勝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專輯》等書。

[7]原刊於《古北口回憶》1933 年11月 ，87頁。

[8] 劉瑞恆同時兼任軍醫署教育長（署長為蔣中正掛名），他也是協和醫學院前院長。

[9] 即便有人捐錢興建大型醫院、購置救護車給紅十字會，到戰時一旦淪陷，一樣都不管用。

[10] 不同時期人數不同，一隊有多至50人到後期20至10人的規模都有。

[11] 原刊於《中華（上海）》1940年，第92期，24頁。

[12] 救護總隊的小隊駐紮於急救站、新生營、野戰醫院。這三者以及更上一層級的兵站醫院皆為動態移動性的，惟後方醫院和中心總醫院是固定的。後方醫院相當於現在中國的市級醫院，中心總醫院相當於省級醫院，每個戰區只有一所。救護總隊最初是服務於軍事系統底下，一切遷移進退皆依軍事情況而定，而當時民間醫院則多隸屬於教會系統。資料來源：何邦立先生2023年11月23日訪談，以及張朋園訪問、羅久蓉紀錄，《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市：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民國82年。

[13]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不僅為衛生署提供醫療衛生人員之訓練，同時也為軍醫署和救護總隊所需的基層人員培訓，相當於戰時地方醫學院。訓練所下轄軍事、醫療、外科、護理、預防醫學、衛生和行政七個部門。並將學員分為急救、 護理、治療與防疫四類人員，進行為期四週的培訓。

[14] 救護總隊從過去的一室三部，擴編成一室四股。其中的運輸部改「部」為「股」，醫療部改成醫務股，藥械部改成材料股，而另增總務股，為總隊部辦公室分憂解勞。醫務股旗下的醫療隊也從20支增為77支，包括救護隊23支、醫護隊23支、醫療隊24支、醫防隊6支和1支X光隊。77支隊伍按軍隊編制，往上組成了中隊、大隊。

[15] 人事的安排，大隊長通常由指導員充任，中隊長由視導充任，小隊長則由年輕醫生充任。凡是有「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分所的戰區，大隊長由分所主任兼任，以便統一領導。

[16] 總務組下設倉庫、衛生材料出納（收發室）和總務三個部門。倉庫負責保管衛生材料、總務負責整個救護總隊部的雜物和人員生活。

[17] 原刊於《古北口回憶》1933 年11月 ，87頁。

[18] 這些城鎮包括貴陽圖雲關、大西門、桂林、贛州、曲江、成都、昆明、柳州、衡陽、恩施、福州等地。

〈抗戰期間傷兵的希望：林可勝和圖雲關〉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郭以涵撰稿及編輯
圖／郭以涵翻拍自何邦立著作[1] 

圖雲關，[2]位於今貴州省貴陽市東南方的南明區，坐落於貴陽盆地的南邊、雲貴高原的東斜坡。貴陽市過去以來就以四面環山，蓊蓊鬱鬱，而成為易守難攻之地。其中的圖雲關更是隱於百公尺丘陵間的山坳中，因此除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許多醫療救護單位在抗戰中後期都遷移至此，本來只有十餘戶人家的圖雲關，在1939年後暴增至數千人。

救護總隊駐紮在山坳中的各個茅草房，包括內科病房、外科病房、隔離病房、藥品庫房、汽車庫、食堂、辦公室、圖書室、禮堂、洗衣房、消費合作社、 騾馬站等等。這些房舍多為「干打壘」（土夯的牆）支撐的茅草房，其餘則是以竹子為骨架編製的牆，再往上刷泥，牆體實則薄得無法禦寒，再加上頭頂上的茅草時不時漏雨，一到雨季降溫時就非常難熬。

當地沒有供應自來水，也沒有正規的廁所，山谷小河流的水受穢物汙染，不得隨意掬取。山上環境潮溼，除了有蚊蟲肆虐，還有會咬人的老鼠。飲食方面，食堂總是供不應求，要派車到安順、惠水去採買。多數時候醫護人員吃的是「八寶飯」，簡言之就是糙米、雜糧加雜碎石粒。有時食堂還會斷糧。這種艱苦的生活，沒有強大信念很難堅持下去。但作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基地，當年圖雲關每天都有醫療小隊和車輛進進出出。

在熙熙攘攘的穿梭人潮中，穿著灰色制服、頭戴船型軍帽、配戴銀灰色紅十字徽章的是醫護人員，其中除了熟悉的東方面孔，也交雜了西洋面孔，他們是被稱為「洋醫生」或「西班牙醫生」的「國際醫療援華隊」隊員。1 930年代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們因為同情反法西斯主義的工人階級、主張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離開自己的國家，志願參與西班牙戰地救護的工作。但內戰結束，他們卻因為政治立場而被關進法國境內的古爾德斯集中營。當時林可勝有150個醫療隊，最缺的是醫生，因此當赫德勛爵領導的「英國援華醫藥會」前往集中營招募「抗日援中」的醫療團隊時，也接受他們加入遴選，最後組成了29人的「國際援華醫療隊」。

「西班牙醫生」來到圖雲關後，雖然沒有太大的語言隔閡（每一個路口都設有中英文的指示牌，和中國醫護人員以英語溝通），環境和衛生條件卻是不小的挑戰。但是西班牙醫生用竹子搭工作台或做醫用夾板，發明了太陽能淋浴槽，自製抵擋蚊蟲的竹簾帳，同時積極學習中文，逐漸融入中國醫療人員。

在圖雲關基地的生活看似平靜，實則危機暗藏；一是傳染病。作為醫療基地，圖雲關的衛生條件並不好；醫護人員工作繁重但營養不良，卻經常接觸難民。一旦染上霍亂、傷寒等傳染病，往往難以善了。此外，日本作為《日內瓦公約》的締約國，本應不分國籍，照護傷者和病患；救護車輛與醫院各級人員，也都應視作中立者，然而日軍卻肆意槍殺紅十字會人員，轟炸醫療設施。1940年7月9日，日軍偵察機特意飛往與戰區甚遠的圖雲關，在上空盤旋數圈，似乎是在照攝取相。果不其然，十幾日後，日軍轟炸圖雲關，167醫院多棟建築均被炸毀，僅有手術室和骨療科能倖免於難。

在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下，戰時救護總隊成員「積勞病故」者有69人，包括兩位國際醫師；此外「為國殉職」的有47人，他們多數死於日軍轟炸。

留下的華麗身影

截至1940年底，救護總隊共有142個醫療隊，達到歷年醫療隊數量高峰，然而此時每個醫療隊的人數已不如以往充實。當時外勤的全部醫療隊人數僅1132人，加上技工（含司機），合計1283人，因此平均每隊都在10人以下，實際數字應該更低。比起救護總隊草創時期，每個醫務隊人數減了一半以上。

人員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經費待遇問題：在救護隊工作無法養家糊口，很多人被迫離去。在人員缺額變多之際，無形中加重了留任工作者的負荷，遂成惡性循環。此外，救護隊的工作也存在著身分和資歷的問題。最初熱血青年們投身救護總隊，不計危險也不計待遇，然而儘管在1938年後救護總隊的待遇比照軍旅，但沒有軍中職銜的官方身分，在從事戰地救護時，與軍方來往十分不便。長期以來，工作資歷也與同等資格服務後方醫院或政府機構的同儕，產生落差，這對於救護總隊基層的士氣造成不小的傷害。

除了基層人員士氣低落，救護總隊在人事、機構運作以及資源方面也都受制於紅十字會，以及兩個主要援華組織[4]間的摩擦與對立。紅十字會原為民間組織，高層一直擔憂救護總隊被政府軍管；林可勝本人，也因為被視為國府介入的代表，而受到包括紅十字會總會會長王正廷等高層猜忌。[5]加以行政體系的隸屬不清，他和僑界及國際援華機構來往密切，許多資源往往直接交付救護總隊；1940年10月，他直接向蔣委員長呈交報告書，建議救護總隊實行軍管，以澈底解決人事問題，此報告書也分送紅十字總會，但未經事先審議，造成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救護總隊的基層工作也愈形困難。

此時紅十字總會開始將資源轉向民間醫療，特別是醫院的建設。這不只造成了經費上的排擠效應，也與救護總隊戰地救護、流動醫療的初衷相違背。有些救護總隊的工作人員認為，總隊原為戰地軍民服務的大方向已經改變，代表使命至此結束，許多人也失望離去。

1942年3月，林可勝出任遠征軍軍醫總視察，組建醫療隊前往緬甸，歸國後發現紅十字會總會趁他出國期間竟霸佔了救護總隊的藥材庫，憤而於9月辭去總隊長職務，[6]遠去昆明就任新職，僅保留衛訓所主任一職。總會雖然即刻指派人手接任救護隊總隊長，卻無法挽回救護總隊的人員流失；南僑機工約半數人員返回新馬僑居地。

不過，救護總隊在抗戰史上的貢獻是不可抹滅的。根據統計，自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抗戰勝利為止，救護總隊總共對12萬人進行手術、為36萬人進行骨折復位，以及為463萬人進行預防性疫苗接種，林可勝運用紅十字會的旗幟號召，未領政府薪餉，也未收取一分錢，全靠外國援華[7]的醫藥、裝備、器械、車輛，完成任務。作為一位愛國主義者，林可勝派出的醫療小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除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各戰區以外，也遠赴延安、太行、太岳、江西、皖南等地，為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和群眾服務。雖則這些舉措曾經給他帶來困擾，但「他只有國家民族沒有黨派」，是長期研究林可勝事蹟的何邦立的觀察。

表一　8年抗戰期間，總受益兵民多達兩千萬人次左右。[8]（表格在手機畫面時，可左右滑動）

林可勝辭職後，政府才正視檢討救護總隊的隸屬與人才流失問題。半年後，1943年4月1日，政府明令公布《紅十字會戰時組織條例》同時紅十字會改組，蔣夢麟接任總會長，紅十字會連同旗下的救護總隊一起併入軍事管理體系，當初劉瑞恆戰時三合一（衛生署、軍醫署、紅十字會）的構想才真正實現。

圖雲關的救護總隊一直在政府和軍方的管制下，運作到1946年6月抗戰勝利後，才被撤銷。

注解

[1]本文圖片由郭以涵翻拍自：(1)何邦立，〈林可勝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兼記紅會風潮與左傾釋疑（上）〉，《傳記文學》，110:1；(2)何邦立，〈林可勝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兼記紅會風潮與左傾釋疑（下）〉，《傳記文學》，110:2；(3)何邦立主編，《林可勝 : 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 : 愛國華僑林可勝院士百二十誕辰紀念專輯》，台北市 : 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17。

[2]本文本文係根據何邦立先生的訪談紀錄，並參考他所主編的《林可勝：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愛國華僑林可勝院士百二十誕辰紀念專輯》一書所寫。

[3]圖雲關外籍醫師號稱屬於「國際醫藥援華隊」，但在實際運作上並不存在這個單位；醫生都被分派到各醫護隊出勤，每隊一、兩位。

[4]當時兩個主要的援華組織包括美國《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所設立的「美國援華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UCR）和「美國醫藥援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則是以美國華僑為主成立的醫療專業單位。

[5]參見《林可勝追思論文錄》，何邦立著，〈寒梅豈怕風雪壓〉，頁360-374。

[6]參見《林可勝追思論文錄》，何邦立著，〈中國遠征軍的軍醫魂林可勝〉，頁399。

[7]這些林可勝幫忙募集的援華物資總值約達6600元美金。

[8]統計資料源自《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部  全體工作人員參加抗戰救護工作紀念冊》。

〈圖雲關的始與終〉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