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山東嶧縣澗頭集，距離徐州約一百里。祖父原是佃農，但到了我父親，可以說是一位小地主了。因為他一面種田，一面製做麻油賣錢，每賺點錢就買點地，勤勤懇懇終於有了一百畝地。

我1936年出生時，日本勢力已經由東北向華北延伸。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國共雖然號稱合作抗日，事實上正面戰場都是國軍在對抗日軍，共產黨在敵後打游擊。

1938年台兒莊戰役後，日本人進入山東，但是還無法有效統治鄉村地區。對國民黨來說，山東變成敵後，不管了，但共產黨也還未成氣候。在澗頭集，國民黨游擊隊、共產黨游擊隊和日軍輪流來抓伕要糧，加上土匪小偷橫行，地方上治安很糟。

日本佔據山東後，是透過「華北政務委員會」來管理山東地區政務的。這是一個類似汪精衛在南京組織的國民政府的機構。委員會設了省長、縣長、區長，還有警察維持治安。我家鄉屬嶧縣第八區，區長是龍希貞。他是嶧縣澗頭集人，父親打游擊，一開始屬八路軍，被國民黨打敗後變成國軍。國軍跑了，他又加入日本陣營，那個時代多半就是這種情形。龍希貞有個外號叫「龍瓜屋子」。瓜屋子是指北方種瓜田地裡蓋的小房子，用來防止小偷偷竊作物。據說龍希貞在瓜屋子和女人野合，所以有了這個外號。

家鄉原本只有私塾，1942年，華北政務委員會在嶧縣第八區辦了小學，家鄉終於有了學校。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來嶧縣接著辦，我因此才有機會讀小學、考中學；共產黨來的時候也才會跟著縣立中學南遷。

在偽政府時期，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就需要上日文課，但在我小學四年級時日本投降了，因此我錯過了學日文的機會。其實當時我還挺希望學日文的；之後想要學就比較難了。

共產黨標榜打敵後戰，實際上他們不跟日本軍隊直接衝突；直到日本快投降時，才專打日本成立的維持會[2]，也就是日本扶植的偽政權。維持會徵糧、徵伕，也維持治安。共產黨會趁夜間視線不良的時候翻城牆進來，攻擊維持會。當時日軍駐守在我們東邊約30華里的台兒莊。他們得到游擊隊進攻的消息，會派一個大約二、三十人的小隊來救龍希貞。那時候日軍的槍比較好，開槍時會響兩聲，但中國自己造的槍，開槍只響一聲。所以日軍一開槍，共產黨就知道維持會的援軍來了，趕緊撤退。

抗戰快勝利時，龍希貞判斷澗頭集是一個比較小的鎮，會撐不住，接著台兒莊也撐不下去，於是他退到嶧縣城，但最後嶧縣城也被共軍攻下，龍希貞被俘。不久，他被押解回澗頭集。龍希貞掌權時，為維護地方秩序，派兵到鄉下打共產黨，殺了很多共黨游擊隊員，執行所謂「清鄉」政策。清鄉期間，龍希貞將被俘共產黨頭子的頭砍下，掛在澗頭集街上的槐樹下，我們小孩晚上都不敢出來。龍希貞被俘後，共產黨就在他自己軍營的大門口前，把他槍斃了。

大概到1943年後，山東地區的國民黨游擊隊已被共軍消滅殆盡，因此1945年抗戰勝利，國軍在大後方，要過來很不容易。率先進入我們家鄉的是共產黨，而他們的政策是清算地主，說地主壓榨佃農。我們家被數落罪狀後，田地都被分給了佃農。

這些記憶我印象滿深的，雖然那時我是小孩，也會從大人那邊聽來一些消息。人們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評價很難說，基本上，還是要看評論的人是無產階級還是地主。無產階級當然喜歡共產黨，因為他們可以給土地；但我們是地主。以我自己的經驗，日本透過維持會統治山東的時期，家鄉的生活是最好的。龍希貞曾說：｢平常我不在澗頭集徵稅、徵伕，萬一哪一天，共產黨包圍了澗頭集，我無法去四鄉徵稅、徵伕的話，你們再幫我。」因為沒有稅賦與勞役，我們都覺得這個政權很好。而且有日本人維持秩序，很安定。

共產黨認為地主一定有錢；他們不但鬥爭父親，還向我們家要兩百銀圓。家中財產所剩無幾，唯一的錢是抗戰前政府發行的法幣。當時一般人的觀念覺得紙鈔比較好保管，家人把剩下的法幣裝在瓦罐裡，埋進地下。結果抗戰結束挖出來，又因為貨幣貶值，這些法幣變成廢紙。

父親拿不出錢，被共產黨關起來。當時家中有奶奶、母親、一個妹妹、我和兩個哥哥；姊姊已經出嫁。一天夜裡，父親越獄逃出來。因為外婆家在國軍管轄的前馬家，於是父親帶著家中三個男孩子逃了過去。

外婆家裡忽然多了四口要吃飯，無法應付，所以大家都得出去賺錢。當時我才十幾歲，能做的事情不多，就賣起了香菸。以前有一種香菸叫做｢紅包」，用紅紙包著，一包五十根。我拆開包裝，把一根根煙放在一個籮筐裡，到前馬家附近的市集賣。一天差不多能賣兩包，賺一點錢貼補生活。

大陸有很多市集，平時除了小舖子，沒有商業活動。市集並不是每天都有，人們約定時間，每十天中有四天會有市集。只有碰到市集時，各個村莊的人才會集中到一個鎮。農人會把自己生產的農產品、手工品和加工品等帶來賣，人才會比較多。距離外婆家比較近的有南北各一個市集，兩個市集離家都要差不多十華里[3]，得要走去。

沒有市集的日子，我就在外婆家幫忙放牛。通常一個比較有錢的家庭會有一頭牛、兩頭驢，牛和驢都可以耕田，驢還能馱東西；婦女要走遠路的時候，也會騎驢。外婆家算是中農，大概有三、四十畝田地。我姊姊有時要回婆家，我就趕著小驢送她去。我們家沒有養馬和騾子，驢子一般來講比較溫順，馬比較難管，騾子脾氣更壞，有時騎上去，牠就一直跳，讓人摔下來。

逃到外婆家後，我們沒辦法唸書了。外婆家的表哥不曾唸過書，他跑去延安加入了共產黨。其實在鄉下地方，大家為生活奮鬥，本來就少有唸書的機會，父親願意讓我們唸書，是很開明的。

父親和三個男孩一起逃到外婆家後，國軍曾一度反攻，我們也回了家。但是後來共產黨又來了，逃亡地主的家人還是會被鬥爭。剛好那時嶧縣縣立中學校的宋東甫校長要帶學生去江南讀書。這位宋校長在抗戰時期就帶過學生到四川讀書，所以許多人聽說他要再次帶學生出走，都想跟。當時二哥小學畢業，順利考上簡師班[4]，要跟學校走；我才小學五年級，只好以同等學力去考。考試時，每個考生拿個小圖板[5]，考卷放在上面，人坐在草垛子上作答。所幸作文「農家樂」受到老師賞識，順利考入初中一年級。

出發

我和二哥離開家的時候，家中已經沒有什麼錢了。在農家，動產就是糧食，父親賣了好幾百斤儲存在倉庫的小麥、高粱等糧食，替我們籌路費。離家時的行李就是被子、一些衣服、飯碗、筷子，用來上課的圖板和小凳子綁在背包底下，以便隨時上課。我們由程莊出發，走了30多里路到賈汪，再乘坐敞車[6]到徐州，住在徐州一所中學。我們白天在操場邊上課，吃飯、休息，夜晚搬進教室睡覺。早晨六點起來，把教室打掃整理好，再搬回操場上課。

兩個星期後，共軍已經向徐州集結，我們設法擠上津浦路火車南下；由於車廂裡已經擠不進人，所以大部分同學都坐在車頂。第二天早上到浦口，乘輪船渡長江，由下關坐火車到鎮江，再乘輪船由鎮江渡長江到對面的瓜洲，住在一間破廟及鄰近的房子裡。四星期後，因為國軍在徐州、蚌埠的戰事失利，我們只得繼續往南走。11月，先是跟學校乘輪船到鎮江，再搭火車到湖南棲鳳渡站下車，步行數里到站北的洞尾，在李家祠堂落腳。

到湖南後，山東各地的流亡學校編為八所聯合中學，嶧縣縣立中學改名為「國立濟南第四聯合中學第二分校」。但是兵荒馬亂，學生必須自己跟好隊伍，否則一旦走失，就回不來了。

開始瞭解「飢餓」

我和二哥離開家的時候，身上帶了一些金圓券，但是到了湖南，這些金圓券已經嚴重貶值。二哥提議將剩下的錢買兩雙膠鞋，替換破了的布鞋。但是穿上新鞋之後，我們就沒有錢了。這時候，有的學長打著流亡學生的名號去募捐，募得的錢卻放進自己口袋。

原本湖南省政府把供給我們的米和煤運送到距離洞尾不遠的鄉鎮，由我們自己去扛回來用。但是四月開始，湖南省政府又把米撥到永興縣。由於路途遙遠搬運困難，全校男生和部分老師只好走一天的路，搬去永興就食，晚上住在一間破舊的學校裡。學校的稀飯非常稀，都可以照出人影。到了五月初，共軍渡過長江，湖南省長程潛叛變，湖南省政府自顧不暇，就不再提供食物。

有至少一兩個月的時間，我和同學三三兩兩，被迫上門乞食。一開始，當地人家中較富足，看我們這些流亡學生沒東西吃，還會供給食物。後來上門的學生越來越多，他們支應不起，很多人家索性關上大門，不再理會我們。我和同學還到田裡挖農人收成後剩下來的地瓜，在山上撿點柴烤來吃。此時學校也因為沒有飯吃，暫時停止授課。我們餓一頓、飽一頓，營養談不到。也許在別人看來，覺得我們蠻可憐的，但可能小孩比較樂天，加上大家都一樣，就只是共同想辦法，沒有覺得自己有多可憐。

老師有錢，不必跟著學生挨餓，但學校因為沒有食物，無法上課。二哥看到臺灣新軍訓練司令孫立人在長沙招兵，於是決定投軍，臨別前他告訴我，希望我們當中至少有一人將來可以回到家去奉養父母。但是後來他在湖南衡陽遇上李彌抓兵，被派去雲南打投降共產黨的龍雲和盧漢，結果兵敗被俘，二哥加入共產黨。

注解

[1] 《浮生日錄》，張玉法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2023年。

[2] 政務委員會是高層的，地方上叫做維持會。

[3] 差不多五公里。

[4] 簡易師範班。因當時大陸師資缺乏，經過簡師班訓練一年後，就可教小學。

[5] 木製的方形板子，流亡學生將紙放在上面用鉛筆寫字。

[6] 一種沒有頂的火車，在平常用來運煤。

〈張玉法：我的流亡歲月和澎湖713事件（上）〉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張玉法口述，汪琪、葉楷翎採訪，葉楷翎整理、編版
圖／汪琪攝

要北上結果南下

二哥離開洞尾後，南方局勢不穩，中央政府遷到廣州，學校也要從湖南南下去廣州。我因為孤單一人，非常想家，於是跟幾位同學打算搭火車北上回山東。我們和準備南下的同學一早都到了火車站，但是等到中午，都沒有見到北上的火車；聽說是衡陽被炸，北上的路線已經不通。正當我們惶惶無主時，南下的火車到站了。既然也不能回家了，我們只得上了南下的火車，就這樣和其他同學一起到了廣州。

我們流亡的幾千名學生，一路上坐火車都不可能有座位，許多學生爬上車頂，有的人掛在車邊。過山洞時前面的就會通報「趕緊把身子放低一點」，據說有人掉下來，但是我沒有親眼見到。學生沒買車票，鐵路局也管不了。

初到廣州，我們住在中山堂的廊簷和附近地方，後來借住五三小學。在廣州的一個多月，我們每天有兩毫錢港幣生活費，但很難填飽肚子。廣州有很多慈善團體，燒了稀飯，供應流亡學生。除此之外，各個飯店收來要餵豬的剩菜剩飯，也給了我們。一開始，我們覺得剩菜很好吃，但有個船員提醒我們不要亂吃，廣東菜裡有所謂「龍虎鬥」，包含蛇跟貓等食材，我們一聽就不敢吃了。

五三小學的對面有一間戲院，週日場勞軍，免費入場。同學聽說了，跑去看免費電影。比較高大的同學混進去了，比較矮小的被攔下來，被攔下的同學忿忿不平要硬闖，已經進去的同學聞聲聲援，騷動間，打壞了戲院的門、椅。老闆報警，幾個學長被抓走，同學又轉向警備總部要人。雙方對峙幾個小時後，警總放人結案，事件才算落幕。大陸淪陷，有人舉「立監委、國大代和流亡學」為三大害；流亡學生竟成一「害」。

我們在廣州停留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校長們一直為學校師生的去處奔忙。當時台灣省主席陳誠有政策，不允許敗兵和學生來台灣，擔心裡面夾雜匪諜。但是抗戰期間流亡到四川、雲南、貴州等大後方的山東學生，表現很好，很多人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從軍」。或許就是因為如此，陳誠特別允許我們赴台。另方面，聯中子弟能入台灣，還得有人收留。很多人都說山東人喜歡靠同鄉關係，事實上，我們開始流亡之後，一路上確實都靠山東同鄉支應。

當時國軍將領有兩位山東同鄉有意收留我們，一位是澎湖防衛部司令官李振清；他在河南安陽戰敗後，帶領幾十名幹部撤到澎湖，手下沒有兵。另外一位同鄉是劉安祺將軍，他從青島撤退到海南島，也對我們有興趣。當時很多將領手上都有空缺，要養幾千名學生是沒有問題的。八校聯合中學校長考量海南島離廣東很近，不安全，最後決定還是來台灣。

我們在廣州等了一個多月後，終於搭上登陸艇去澎湖。去澎湖的時候，外界救濟我們的餅乾放在甲板上，遇到大雨，餅乾泡水不能吃，只能吃自己身上帶的食物。有些學生不想過海，到廣州後，決定不跟學校走，要去四川。這批同學大概有三、四十人，從此跟我們斷了連繫。民國80年，我回去大陸，發現這些同學沒回家，不知道他們去了哪。

713事件現場

我們七、八千人7月初離開廣州、分兩批到澎湖。第一批學生從馬公上岸，另一批到漁翁島。這兩批學生下船後，通通編了兵，包括初中一年級的學生。我們上岸後，立刻就被帶到澎湖防衛司令部。軍隊給我們派了一個班長，像照顧小孩一樣照顧我們。

當時我覺得有人照顧還滿溫暖的，畢竟一路上都沒有人管我們這群流亡學生。但是待了五、六天後，7月12日學生自治會的總幹事來給我們四聯中同學傳令，要大家次日早飯過後，把行李捆好，去操場集合，他說：「我們是來唸書的，不是當兵的。我們要走出司令部。」小孩嘛，就聽自治會指令，開始整理行李。班長出面阻止，但我們不聽他的。當天到司令部操場集合的四聯中，差不多有一千人，女生已被安排在馬公小學，沒有參加。

當時司令部已有準備，在大門口有許多持槍的士兵，刺刀面向操場。正在對峙時，指揮官說：「司令官來了，到司令台前集合。」大夥兒看到李振清來，像是看到救星，認為他是「老鄉長[2]」，一定會對我們好，便去排隊。沒想到李振清瘸著腿，走到司令台，很生氣。他把枴杖往講台一摔，說：「你們這群沒爹沒娘的孩子，流落廣州，沒人管，我接你們過來，你們還鬧事！」他把我們訓了一頓後，台下的指揮官叫我們按高矮排隊。

當時同學裡有一位本家[3]的哥哥，他比我個子高一點，我想跟著他，但他知道個子高的要去當兵，所以把我推到五、六個人後面。指揮官叫說：「不要亂跑！去後面站好！」就從我前面兩個人把隊伍分為兩半，前面的向右轉，後面的向左轉。向右轉的當兵去了，向左轉的到馬公國小繼續讀書。

當時一位李樹民[4]學長立刻舉手說：「報告司令官，我有話要說。」司令官說：「有話到講台上說。」但是他向講台走到一半，司令官向持槍士兵使個眼色，刺槍就往他胸膛刺，他身子一轉，刺到手臂，血就流下來。李樹民跪下說：「請司令官饒命！」他被帶去醫護室包紮後，後排還有一位唐克忠同學想表達意見，也被刺，受傷，但是沒有像某些網路文章或書籍裡寫的大肆屠殺。其他自治會的成員，我沒有聽說因此被調查。大家自此之後，也不敢說話，乖乖被編兵。

張敏之校長和其他五名學生後來被槍斃，是他們反對學生在澎湖當兵，因此被扣上匪諜的帽子。當時有句話「寧願誤殺一百，不要錯放一個」，我們也認為匪諜應該殺。但是有些同學甚至一直相信這些人是匪諜，政府不需要賠償他們。

713事件後，澎湖防衛司令部成立了「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學校借用澎湖馬公國民學校的部分教室上課。這所子弟學校既不屬於教育部，也不屬於台灣省教育廳；它沒有獨立的經費來源，只靠軍隊撥糧。軍隊每天給一次飯，下午4點，以大卡車用大汽油桶運南瓜糙米稀飯來，裡面還有稻殼。有的人搶不到，也有人掉到飯桶燙到頭，頭都禿了。

軍隊一方面餓我們，一方面跟我們喊話：「你們為什麼在這受苦？在軍隊的大哥哥都吃大肥肉、白米飯。」因為這飢餓政策，很多人就自動去當兵了。但我年紀小、個子小，就沒有去。

1949年，時局雖然混亂，郵政仍然是通的。到澎湖之後，我寫信回家，告訴家人我跟二哥都很好，繼續讀書。實際上，二哥被共產黨俘虜之後，因為識字，性格又活潑，在軍隊頗受重視，成為文化宣傳員。1950年韓戰爆發，共產黨發動抗美援朝，二哥報名參加，但在身家調查後，發現他是地主的兒子，於是趕他回家，接受批鬥。

父親收到我由澎湖發出的信時，看出其中的破綻，他在回信上質疑，既然我說二哥也一起在澎湖讀書，為何二哥不寫信？何況二哥在家鄉已經結婚，二嫂那時回到娘家，照理講，二哥也該寫信去二嫂娘家問候。這是當時我唯一一次和家裡通信，後來兩岸就斷訊了。

大哥和二哥有類似的經歷。徐蚌會戰爆發之前，大哥在徐州的國軍部隊當兵，會戰戰敗後被俘，成了共產黨的軍人，有一段時間駐守在廈門。但是後來他被調查出是地主的兒子，軍方不允許他繼續當兵，也要他回家鄉去接受批鬥。所以兩兄弟因為出身，先後都回到家鄉。

到了臺灣

我們剛到台灣時，是山東同鄉會透過募捐、賣房子來籌措經費，暫時安頓我們的。我在澎湖子弟學校讀了四年，澎防部司令官換成湖南人，不願再收留山東子弟。那時同鄉劉安祺將軍從海南島撤退來台，成為台灣中部防守區司令官，師部設在原來的員林「家事職業學校」。劉將軍聽說我們沒有地方去，便把師部讓出來，並且動員工兵搭建許多間鐵皮屋給我們使用。學校也改名為「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5]」，設有中學部、師範部、高工部、特師部[6]，訓練各種專業人才。高一下寒假，我和部分澎湖子弟學校的學生到彰化這所實驗中學讀了兩年，直到高中畢業。

當時考大學不容易，那年我的考場在師範學院[7]，到台北也要考慮吃住問題。後來是我們的校長向山東同鄉會募捐，替我籌到生活費，我才得以成行；考試那幾天就在大同中學教室打地鋪。

聯考填志願，我的第一志願是師範大學，因為師大是不用繳學費、有吃住的學校。當時一個月有120元公費，100元是伙食費，20元作為零用金。我考到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史地系，四年公費，需要實習一年才算畢業，實習時被分到基隆中學。

大學畢業後，男生要受預備軍官訓練，到鳳山受訓兩個月後，我被派到軍隊當60砲排的排長。我連砲都沒見過，卻要當砲排排長。射擊演習時，幸好排裡有大陸來的老兵，可以問他怎麼訂標尺、打多遠等等。老兵說：「排長，你別再用那一套了，我們在大陸打仗時，都是隨便放。」結果不管訂標尺也好，還是如老兵所說的「隨便放」，目標800公尺，我打500公尺砲彈就掉下去。我想或許不是我們的技術問題，那些老兵也一樣。但不管怎樣，最後我預備軍官的考績還是拿了「最佳」。

當兵一年後，我回到基隆中學教書。當時只有台灣大學有歷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則是剛剛成立。我中學時編過服務日報、實中校刊，因此對新聞有點興趣，便考了政大新聞所，還是第一名錄取的。我一邊讀書一邊教書，新研所畢業後，有機會進入中央研究院作研究，之後赴美留學，1970年獲哥倫比亞大學頒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

自1971年起，我先後在師大、政大及台大等校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審委員。我將歷史研究所授課的講義一個個專題串起來，再填補章節的空隙，大概花了兩年多，完成了《中國現代史》。我寫現代史的時候，國民黨的檔案還沒有開放，只公布了一些。我用的多是比較原始的檔案，回憶錄的部分比較不敢用，因為不同人的，會有差距，有時都不採納。以前的人寫得較多的就是國民黨革命史，甚至就是寫孫中山、蔣介石兩個人的革命史，其他都不寫。我寫的現代史可說是唯一一本介紹晚清立憲派的書。我將北洋政府時期該寫的都寫出來，也寫了不少十年建國的階段。

當時警備總部說要禁掉我的書，理由之一是因為我將國父稱為孫中山，將蔣公稱為蔣介石，被認為是不尊敬。我認為我的讀者應該來自世界各國，國父、蔣公可能會讓外國的讀者不知道是誰，而且每個人都該有個名字。我說出理由之後，又得中央研究院的地利之便，就沒有再被找麻煩。

後來，我在1992年當選為院士。

注解

[1] 圖片來源，國史館〈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七年一月至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70200-00024-050。

[2] 同鄉長輩。

[3] （編注）「本家」是同姓、或同宗的意思。

[4] 後改名李健。

[5] 後改名「台灣省立員林實驗中學」。

[6] （編注）「特別師範部」簡稱「特師部」，為增加高中畢業生就業機會而設的一年制教育訓練班。

[7]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

〈張玉法：我的流亡歲月和澎湖713事件（下）〉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