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文瑋撰
抗戰結束後，在南京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降書」的日文副本，是由一位來自宜蘭的年輕人翻譯、繕寫的。
作為受降儀式中唯一的台灣人，當時才二十歲的黃金發究竟是在什麼因緣之下，肩負起這項使命的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接受「波茲坦公告」無條件投降。8月21日，日本陸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來到芷江，表達日本投降的意願。當時負責對外軍事和情報的軍令部第二廳廳長，是曾經留學日本和法國的鈕先銘。[1]根據他所寫的一篇文章，鈕先銘處理日本受降事務，頗為欠缺日文人才煩惱；「恰好我處裡有一位台灣籍的書記叫黃金發，他是從緬甸戰役中由日軍逃回來的，他用了一夜的功夫抄寫那個副本（第一號備忘錄）」。[2]
在此要說明的，是「降書」這份由日方正式遞交中方的文件，不但宣告日本投降的事實，更包括中方對於日本投降後所應盡的義務與必須遵從的規範。正因為如此，由草擬到翻譯、繕寫，降書和降書副本其實都出自中方之手；也因為如此，由駐緬日軍出逃到中國的黃金發才參與了文件的翻譯與繕寫工作。
黃金發生於1925年，從宜蘭中學畢業後在小學當老師。1943年3月，他被日軍徵召派往緬甸負責文書工作。1945年黃金發逃離日本軍部，經由緬甸警方和英軍被送交中國遠征軍。在遣送回國的路上，他還遭遇交通事故，全車唯他一人倖存。[3]之後黃金發進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工作，來到鈕先銘麾下。
芷江受降儀式之後，黃金發又參加了9月9日上午9時，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儀式中，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遞交降書。根據黃金發的回憶錄，他同樣負責了降書的翻譯和謄寫工作：「（8月30日）我們三個人（鈕先銘、王武、黃金發）直接討論『降書』及『第一號命令書』翻譯事宜，結論是中文『第一號命令書』交由王武上校翻譯成日文，中文『降書』由我翻譯為日文。兩項檔翻譯完成後，交給我各繕寫三份。」
黃金發後來奉命看管日軍投降軍官，也因此同原日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及松井太久郎相處了一年多時間。1948年，盟軍軍事法庭審訊岡村寧次，岡村說自己當時能指揮的日軍大約有百萬人，而就是這名20歲台灣青年翻譯、繕寫的那一紙降書，正式宣告了百萬日軍的棄械投降，也宣告了抗戰的落幕。
注解
[1] （編注）鈕先銘先生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學校及法國通校。 （https://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E9%88%95%E5%85%88%E9%8A%98&searchType=1）
[2] 鈕先銘，〈十六年前往事：參加受降戎幕回憶〉，《自由談》第12卷第9期。
[3] 鈕則堅，《交手：鈕先銘與二廳·警總·大陸工作處》，台北：講台文化有限公司，2023年第1版，自序頁4。
參考文獻
1.鈕先銘，〈十六年前往事：參加受降戎幕回憶〉，《自由談》1961年第20卷第9期，頁7。
2.鈕則堅，《交手：鈕先銘與二廳·警總·大陸工作處》，台北：講台文化有限公司，2023年第1版，自序頁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