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楊馥成，採訪、整理及撰稿／王惠美
圖片／楊馥成提供，王惠美翻拍
轉調採買食材當軍糧
雖然菜園豐收，但是要應付龐大軍隊的需求，供應量依然有限。幾個月後，我和大約20名人員成立採購小隊，被派去新加坡麻六甲海峽附近的各個島嶼，向當地的原住民或居民採買食材，包括椰子粉、椰子糖、蔬菜、油，還有海鮮。我們找到一座小島「坤道島」（Condor Island）作為基地，這座島的「島長」是印尼人，我們找當地潮汕的華僑領袖幫我們和當地人打交道，每天到各島嶼去採買，買回來再從基地集中送往新加坡的本部，每天都有一到兩船次運物資回新加坡。這樣的作法讓我獲得採買小隊石黑隊長的信任，我們小隊裡金庫的鑰匙都交給我管理，財務也由我處理。我在坤道島上度過大約一年的時間。
待在新加坡（1943~1945）期間，我所觀察到的，日軍在占領南洋的地區，已經沒有大規模殘殺當地人民，反而有建設當地的基礎設施與人員訓練，例如日軍訓練一批印尼人原本作為兵補，二戰結束之後，這批印尼人成為推動印尼獨立的主力部隊。戰時日本本土已經很艱苦，日本政府還出資，送南洋當地的人民到日本留學。戰爭結束之後，這些人回到自己的國家，貢獻在日所學。我曾在1984年應菲律賓農業部聘請，我到菲律賓當地指導農業技術，跟我共事的那個菲律賓人也是二戰時期被日本人送去日本留學的。
在南洋新加坡當軍屬期間，戰事還沒有到吃緊之前，每到週日放假閒暇時，我們後勤部隊就會吆喝一起來打野球，大家知道我是嘉農畢業的，以為我的棒球很強，就要我去當沒人要當的捕手。
日本宣布戰敗投降後，隔天我就接到消息，我把島上儲存的所有糧食物資，都交給當時保護我們的日本退役軍人部隊去處理，一個星期之後，我回到新加坡本部。我們被送到新加坡的集中營，由新加坡華人來看管，盟軍將日本人和台灣人分開收置，盟軍要將日本人送回日本，將台灣人送回台灣。住在集中營期間，盟軍會給我們食材，讓我們自己煮自己吃，盟軍對待我們戰俘不差，他們遵守國際規範，沒有虐待戰俘。
當公務員遭遇二二八事件
1946年4月我們被遣送回台灣，在新加坡等待船隻時，我的日本長官石黑先生勸我跟他一起回日本，他會幫我找工作，但是我沒有答應，決定回去台灣。我們到達基隆下船，我再買車票坐車回台南下營的家鄉，那時還是以日圓作為流通貨幣，到家見到大哥和大姊，但不見父親，才知道父親在我去新加坡當軍屬期間過世了。
回到台灣之後，當時很多人沒有工作，都在找工作。本來我剛回到台灣時，還有打算去中國讀北京大學，當我還在台南州廳擔任公務人員時，我曾利用每天下班後的時間學習北京話，因此我會說北京話，但是看到當時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和官僚的作為，我實在感到失望，因此放棄前往北京大學讀書的念頭。後來遇到一位親戚，得知他正準備一艘漁船，要偷渡前往日本。我跟他表示自己也要隨同前往日本。於是就等待親戚將船隻整修好，當時我知道糖在日本價格正好，我也買了幾袋砂糖，寄放在親戚那裡，等著一起帶去日本賣。
在等船的時候，我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政府在招募100名農業人才，我因為賦閒在家，乾脆去台北報考看看，筆試卷答案可以寫日文，也可以寫中文，我是少數可以用全中文作答的人，結果讓我考上了，而且還是榜首，成為少數的台灣人公務員。然而，就在我北上到台北大學附近的行政幹部人員訓練所接受訓練的幾個月裡，高雄的那艘親戚準備的船隻去了日本，我也錯失了前往日本的機會，只好認分地作公務人員。
1947年一月，我開始公務人員的生涯，沒想到才兩個月就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我人在台北擔任公務員，因此發生什麼事，我相當清楚。那天我到台灣大學附近的一間農業試驗所出公差，聽到市區類似砲聲，我起初以為是人家在放鞭炮，整個台北民聲沸騰鬧哄哄。後來我趕快騎腳踏車回事務所，看到有建築物已經被放火燒，幾天後國民黨政府也派軍隊從南京來台鎮壓，我們公務人員無法上班，躲在和台北和平東路師範大學附近的員工宿舍好幾天，完全不能出門。
二二八事件結束之後，接著是長期的白色恐怖、戒嚴，那是清算台灣菁英最嚴重的時期，許多曾經當過日本兵的台灣人都遭到清算。我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半年後，被調到檢驗局基隆擔分局。大約半年後，我感覺做公務人員很沒意思，幾番思考之後，辭去公務人員的工作。正好一位朋友在基隆辦一份報紙《和平日報》，他找我去分社做新聞記者，每天採訪寫新聞。
赴港採訪幾乎命喪大海
我當時利用新聞記者的身分，打算前往香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有很多年輕人逃到香港，新加坡著名華僑慈善家陳嘉庚因此成立一家訓練所，讓台灣的年輕人接受訓練。作為一名記者，我打算去了解這件事情。此外，行前我得知在嘉農好友的大哥與其他一些人也在香港，我好友給我他大哥在香港的地址，讓我到達香港後去找他的大哥。1949年6、7月，我到了香港，但無法找到好友的大哥，心想既然都來到香港，不如就去廣州看看。
我在廣州到處走走，停留了大約半年。當時已是1949年10月底，共產黨軍隊將要攻進廣州，局面開始混亂。由於我仍然無法從台灣到大陸發展的朋友處，找到原先要找的朋友大哥，加上我對共產黨也不理解，因此在共產黨軍進入廣州的前一天，我決定回台灣。
當時一位來自基隆的台灣人告訴我，隔天有艘軍船要開往台灣，他們可以打點，讓我一起搭船，於是我決定和他們一同搭船回台灣。那艘船停泊在黃埔軍校旁的港口，我在等上船的時候沒事做，想去黃埔軍校看一看，結果看完回到港口，船已經駛離。這時港口裡還有一艘船，那是駛往台灣的最後一艘船；士兵爭先恐後地搶登，於是我也跟著爭搶上船。登船口有兩名憲兵看我穿著一身西裝，以為我是哪個單位的公務人員，便讓我登船。後來繩索斷裂，我目睹數十人落海或摔到地面，都沒有人出手相救。當船駛離，港口還有好多人擠在港口，沒能登上船，他們望著船哭天搶地，我旁邊一個男人哭喊著他的老婆沒能上船。
船並沒有直接駛往台灣，而是先到海南島，讓一批士兵在那裡下船，前後花了快一個月才到達高雄。待在船上的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我差點被抓去填海。在船上有分成數個單位或部隊，有兩名士兵在船上巡防時，見到我覺得怪怪的，問我是哪個單位或部隊，我回答我不隸屬任何單位，他們認為我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於是把我抓起來。旁邊的人開始鼓譟說，把我丟下船去填海。我反抗說，你們敢丟我下船，我死也不瞑目！
就在一陣鬧哄之際，有個看似軍官的人走過，詢問發生什麼事，士兵向他報告抓到間諜，我立刻自證是台灣來的新聞記者，那名軍官要士兵抓我去見司令。我見到司令之後，向他說明來龍去脈與自己新聞記者的身分，司令了解實情之後，叫我去和憲兵隊待在一起。召見我的憲兵隊副隊長也很同情我，讓我先吃飯睡覺，半夜憲兵隊長回來，聽到士兵報告我可能是八路軍間諜，下令要把我抓去填海，幸好副隊長及時阻止，說服隊長隔天再詳細調查我。後來我被編入一個部隊，給我一件軍人制服，而我使用的名字和番號，是屬於一個逃跑的士兵，我就暫時充他的缺。第一個晚上睡覺，我便已經受不了，士兵睡覺的地方都是蝨子，我身體又癢又痛。後來我跟長官說，蝨子太多我無法睡，長官讓我愛睡哪裡就睡哪裡，反正船就這麼大，全船也都知道我這個人了。
在抵達高雄之後，我編入的那個部隊司令已經到達，長官要我先跟去台中給司令點名，結束之後再讓我離開。我離開部隊之後，回到基隆繼續幫朋友的報社工作。
在台北短暫停留時，我遇到一位久違的朋友，剛從日本神戶回來，聽到他說正在安排漁船要從宜蘭偷渡回日本。我看眼前台灣的混亂時局，不久中國的軍隊會大批來台灣，因此跟他說要一同往日本。當時我太大意了，把這個計畫說給其他朋友聽，結果十幾位朋友都說要加入。最後消息走漏，我和幾個朋友因此被逮捕，其他人成功偷渡到日本。
為兩本書入獄七年
當時偷渡都判走私罪，刑期三個月。我在監獄期間，聽牢裡的同鄉人說，老家台南下營有一批人被抓入獄，兩人遭到槍斃，他們也到我老家去搜查，結果搜到一本日語的《資本論》以及一本我從新加坡要被遣送回台灣時，當地友人贈送的《延安十年》，加上我去過香港、廣州，便認為我有問題。於是三個月服完刑期之後，他們沒有放我走，而是直接把我帶到台北大橋旁邊的一間高砂鐵工廠作為掩護的「保密局北所」，將我監禁了兩年。
這間保密局關押的都是政治思想犯，期間他們不斷地對我刑求，潑水、夾手、針刺、毆打、半夜強迫醒著……，使用各種手段的刑求我，最嚴重時我被打到一個星期都爬不起來，但是他們查不出什麼。這兩年期間，我不斷看到跟我一起被監禁的人，被拖走槍斃。我們都吃別人吃剩的食物，大家都營養不良，我掉了兩顆牙齒，有人牙齒全部掉光。
當時檢舉抓匪諜和政治犯，定罪後檢舉人可以領到獎金。我在保密局待兩年，他們查不出我有不法情事，無法將我定罪，又不願意放我走，後來把我移往台北青島東路3號警備司令部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看守所，繼續關了半年。這段期間他們都沒有對我偵訊，有一天我對所長說，我都來半年了，你們怎麼都不偵訊我，所長把我的名字記下來。隔天正好要送一批政治犯到綠島，所長索性就把我的名字添上去，結果1953年二月我被送到綠島，在綠島監獄又關了兩年半。
當時綠島監獄大約關了1200多名政治犯，在綠島的日子，除了要勞動、挖石頭建圍牆，還要上思想課，我們被允許飼養豬隻、種菜。我和7、8個有農業經驗的犯人，就在監獄比較平的地方種菜，因此在綠島監獄除了不自由，伙食是可以自給自足。牢獄歲月最後階段，我被送到台北土城一座名為「生產教育試驗所」[1]大約兩年，實際還是在監管、思想改造政治犯。那裡一塊大約兩甲的土地，作為農業教育的實驗地，我被指定作為農業教育的助理，我不想上思想課就會跑去農地巡視。
1957年我踏出監獄，前後在監獄總共待了近七年，出獄還獲得證書。出獄後，大哥和大姐曾幫我四處說媒，那時正是白色恐怖非常嚴重時期，人家一聽到我是坐過監獄的政治犯，都嚇得不敢將女兒嫁給我。說來我還是幸運的，許多白色恐怖政治犯出獄後都找不到工作，我後來獲聘為宗教組織「一貫道」在雲林土庫的公司做蘆筍推廣工作。
上了台灣的黑名單
當時何應欽將軍非常重視並照顧退伍榮民，他想要輔導退役國軍轉往種植果樹與蔬菜，為此特別聘請日本農業研究所一位著名日本農業化學研究所專家福本博士來台指導，需要一位助理，我嘉農日籍老師松崎先生便推薦我。在翻譯及協助的過程，我與日本這家農業研究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也因此被推薦到日本東京一所隸屬日本「特許大學」（現今已不存在）做研究，並撰寫論文，最終在1975年獲得農業博士的學位。2003年，我曾獲得聯合國第15屆國際科學與和平周組委會頒發特別貢獻獎。
1984年，菲律賓向日本請求農業專家到當地指導農業技術，我應聘前往菲律賓擔任協助苧麻疫病猖獗防治顧問。在擔任顧問的同時，我也認識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人，他們極力邀請我前往大陸考察農業，於是1985年我應邀前往中國。當時兩岸尚未開放探親與交流，因此旅費及旅行文件，都由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辦理支付。我先飛抵北京，由當地台灣自治聯盟接待，在河北省、北京、天津、山東省各地視察。大約一個月結束考察後，我飛往日本，卻發現我已上了台灣政府的黑名單，無法再回台灣。
這時在北京的一些嘉農校友知道我的情況，他們在中國成立農業技術的公司，便邀請我前往北京工作，同時「日本農業化學研究所」也希望我去，能為中日友好關係盡一份力，於是我再度前往中國，協助他們的農業技術發展。我發展出一種農作物的營養產品，名為「活力素」，但是卻屢次受到當地人以各種手法欺騙，讓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在中國大陸待了25年，期間因人介紹，我結識一位北京女老師，她出身滿清正黃旗，祖父是清朝的大官，祖母是蒙古王族，她由師範大學畢業後正值文革時期，被打入黑五類，全家被流放至偏鄉勞改，最後才回到北京的中學教書。我們結婚並育有一名女兒。我在中國對他們的農業技術發展貢獻很多，深受當地農民的歡迎，也數次獲得官方頒發感謝獎狀。然而，我心中依舊期待能夠回到台灣。
在1996年，台灣政府容許黑名單人士回家，我終於得償所願，重新踏上台灣這塊土地，並且獲得白色恐怖冤獄的平反，獲得賠償801萬元，我全數將錢捐給我的母校嘉農（現嘉義大學）與台南幾所孤兒院，我的女兒也嫁作台灣媳婦，這段期間我依舊在台灣與沖繩之間飛來飛去工作。當我聽到中國政府發出對台灣「留島不留人」的言論，感到心寒，不願意再去這種地方，2010年，我正式定居在台灣基隆。
與日政府訴訟希望歸還國籍
我內心一直希望能夠回復日本國籍，我打一出生就是日本籍，第二次世界大戰我被派去新加坡，也是日本籍軍屬，我在日本沖繩設立公司，但是仍舊無法回復日本國籍。日本一個民間組織向日本政府主張，曾經為日本參加二戰的台灣人，應該要依他們的意願，回復日本國籍。他們出訴訟費用告政府，但需要有原告，因此這個組織找上我和其他兩位台籍日本兵作原告，與日本政府打官司。結果一審敗訴，目前正在計畫上訴。
當時我在日本大阪的記者會中說，審判結果如何不重要，但是我決定要站出來擔任原告的真正目的，是要透過官司訴訟，把心中所有的話說給全世界知道，否則我到死都無法把話說出來。
無論最終判決如何，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曾經是日本南方國土的台灣與台灣人民要多多給予以關注，不要只管北方四島（指與俄羅斯有爭議的澤捉島、國後島、色丹島與齒舞群島）。再怎麼說，台灣這塊土地曾經對日本做出巨大的貢獻，日本戰敗到舊金山合約簽訂之前，台灣應該還是日本籍，怎麼會讓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悲劇發生？我認為日本政府有義務對台灣現今的處境給予高度的關心。
回首我苦難的人生，我希望在闔上雙眼之前，有機會看到日本的審判結果。現在我已將戶籍轉回故鄉台南下營，當地一些組織對我手上關於自己和過去蒐集的資料與照片很有興趣，我也希望餘生能夠幫故鄉做一點事。我們那一代人的命運是淒慘的，希望有人能試圖去了解。現在正在保衛台灣的軍人，有許多人的祖父輩就曾是台籍日本兵，我希望不要出現歷史的錯亂，讓家中的子孫不知如看待被歷史稱為敵人的阿公和阿祖。
注解
[1]編注：土城生產教育試驗所成立於1954年，是臺灣白色恐怖時期關押政治犯進行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的監獄。這裡曾關押呂秀蓮、陳菊與施明德等多名政治犯。1987年解嚴之後被裁撤。（來源：維基百科）（瀏覽日期2025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