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楊馥成出生時是日本人，接受日本教育，也學習漢文，就讀曾經打進棒球甲子園的嘉農（KANO。嘉義農林學校），二戰時他作為日本陸軍軍屬，到南洋教當地人種菜。日本戰敗投降，他成為戰俘，終戰翌年被送回台灣，24歲而步上其往後80餘年的波瀾萬丈的人生道路，
如今105歲的他，還正在與日本政府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官員及一般日本國民，對曾經的「南方領土」的台灣，與島上的人民應多予以認識及關懷。（王惠美）
口述／楊馥成，採訪、整理及撰稿／王惠美
圖片／楊馥成提供，王惠美翻拍
「我原來名叫楊清福，是我父親給我取這個名字，他是希望我能夠清福過一生，結果我這一生卻過得坎坎坷坷，多苦多難，所以後來改名楊馥成。
我是日本大正11（1922）年出生，現在大正年間出生的已剩沒多少了。家鄉是在台南下營的農村，家有5個兄弟姊妹，我排第三。可以說，我一出生就跟農業結緣，直到獲得農學博士學位，在國內外指導幫助當地的農民進行農地與農作物改良，這一輩子所學所做的均與農業息息相關。
少年接受日本與漢學教育
小時候，每禮拜日在家都要幫忙下田，放牛吃草。在日治時期，台灣一般百姓的生活都很清苦，當時到我16歲為止，我的村大埤寮都還沒有電燈，我們寫作業都用媒油燈照明，那時也沒有自來水，幸好我們村裡有兩個水井，還有一條小溪，水質非常乾淨，我們每天都要去溪邊挑水回家。百姓的三餐都是加了地瓜的飯，這樣才能吃得飽。那時的配菜是從日本運來最便宜的醃鹹魚，肉類都要等年節才有機會吃。也多虧地瓜和鹹魚、菜乾，幫助鄉民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躲過飢荒。我們小時候最常吃的零嘴就是甘蔗，小孩子都會去追五分仔車（圖二），撿掉下來的甘蔗，有人直接從車裡抽下甘蔗來吃。
我的家鄉台南下營大埤寮約有100多戶居民，我父親是清朝末期受過漢學教育，村裡住民多不識字，每每遇到喜喪事，就會來找我父親幫忙。村里有人生病，也會來找他看病開處方，去漢藥店「抓藥」（調配藥材）。我父親雖然是農夫，但是他很重視子女的教育，我們兄弟都有上公學校，我還是村里第一個讀中學的小孩，我的小弟後來上警察大學。當時村裡有一半以上的小孩連上學的機會都沒有，都成為文盲。
棒球名校嘉農
公學校一共讀6年，一年級還可以用台語教課，從二年級開始就要全日語教課，我畢業那年有80多名畢業生，女生不到10名，大家畢業後都立刻回家幫忙農務，能繼續升中學和高等教育的沒幾人。
我在公學校的成績很好，我的老師很疼我，他鼓勵我繼續升學，結果我成為村裡繼續升學上高校的第一人。其實一開始，雖然有老師的鼓勵，但我不敢告訴父親我要繼續升學，就待在家裡放牛。正好當時有位漢學私塾老師在招生，我父親知道後，就叫我去讀漢學，結果我讀了一年的漢學。
那時讀的內容，現在想起來實在很沒用處，漢學老師只是在教唱唸（冊）歌，[1]背誦三字經、論語、四書，卻不跟學生解釋其中的意思，念得一點意義也沒有。一年後漢學私塾被迫關閉，我巧遇公學校的老師，他便鼓勵我去報考麻豆公學校高等科，當年下營公學校畢業生有12名，加上前年畢業的我，一共有13個人報考，結果只有兩個上榜，我是其中的一個。從1936年4月1日開始，我每天風雨無阻，騎腳踏車從下營大埤寮到麻豆的高校上學，往返大約10公里路，一年之後，我再去報考嘉農。當年麻豆高校有十幾名學生報考嘉農，只有三人上榜，我是其中之一。
當時嘉農的學費很高，讀五年畢業，學雜費和生活開銷要花費當時一甲地的錢。幸好我父親那時除了種田之外，還有養殖魚塭，才有辦法供我讀完嘉農。我入學嘉農那一期的學生約100人左右，學生有來自台灣各地，也有1/3是日本學生（灣生）。我畢業那一年，剩下84名學生，其中23名是日本「灣生」，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還活著。
嘉農這幾年變得有名氣，就是因為電影《Kano》，描寫嘉農打入日本高校野球甲子園冠亞軍賽，因此在日本聲名大噪。那是發生在我進入嘉農之前，我無緣共襄盛舉。嘉農不只棒球厲害，柔道也很強，有一年（1956年）的世界柔道比賽，台灣的4名選手代表中有3名選手是嘉農的學生。
嘉農的學業很繁重，除了普通高校需要讀的課程，還要學習農業專業知識，我們的老師都是當時帝國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對我們的教育很紮實。此外，我們還要農業實習，並接受日本軍隊派來的軍官教導軍事訓練。
到新加坡當軍屬
1941年12月31日，我從嘉農畢業，那年的12月8日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各機關都缺人，我們這一屆提早三個月畢業。當時找工作任由你挑選，例如銀行、糖廠還有官廳，不像現在要考公務員搶飯碗。當時中國東北滿洲國的黑龍江要成立一所大學（今佳木斯），也到我的學校招生。本來我有意前往，校長也推薦我去，但是戰事越趨激烈，遲遲等不到船班，於是我和最好的朋友於1942年一同前往台南州廳的農林課上班。
我在農林課工作一年多，隨著戰事越趨緊張，周圍的人也陸續被徵召去當兵。從1942年開始收志願兵，大家都提出申請志願書，我也提出申請。有一次日軍前來招募憲兵，讓台灣人當憲兵，當時只需要5名，結果一大批人去報考，我與好友也去考，看到考場這麼多人，我決定放棄招考，而我的好友卻考上了。
一年（1943年3月）多後某天，我從報上看到日軍正在招募軍屬，軍屬與軍伕不一樣，軍伕是在軍隊中勞動做工的，多由軍隊透過庄役場（鄉公所）徵召的，我們村子有4人去當軍伕，戰後只剩一人回來。軍屬是受雇於軍隊，原則上是做文職之類的工作，不用拿槍上戰場，但在戰爭末期，不分士兵與軍屬，都得拿槍上戰場了。軍屬需要通過考試，當時招募50名，要到台北軍司令部報考，現場竟來了一千名以上，其中也不乏日本人，結果我考上了。
要出發的當天，我父親送我到台南下營的巴士車站，突然父親對我說：「別去了！」我愣了一下，但事已成定局，現在說不去也不行了。踏上巴士，揮別父親，沒想到這是我和他的永別。我在新加坡期間，父親病逝。
從1943年4月到1946年4月，我總共在新加坡待三年，我所屬的部隊是「岡10356部隊」，隸屬南方派遣軍（後改為第七方面軍）野戰貨物廠，這是一個補給部隊，掌握南方（涵蓋南太平洋、印尼、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和越南）一帶的軍需品，本部設在新加坡。
我們這一梯的軍屬是學歷最高，薪水待遇最好的，同行的軍屬有十幾個日本人，也有年紀大的，做到銀行經理的人來當軍屬。我們從高雄港坐船出發，但是要前往哪裡，我們並不知道，船隻繞來繞去航行，先到越南停一兩天，再到其他地方停一下，是為躲避美國海軍的攻擊，當時有不少日軍船艦都遭美軍炸沉，我們的船航行了一星期，最後來到新加坡。當時的戰場，相較於日本本土、中國、中南半島、南洋各國、台灣，新加坡算是最安全的地方。
新加坡負責管理軍糧與文職工作
第一次到新加坡，我看到不少高樓，這在台灣很難看到。我心想：蓋這麼高，地震不會倒塌嗎──或許這裡沒有地震，才能蓋這麼高的樓房？下船之後，我看到好多華人臉孔。我們先被帶到著名華人慈善家陳嘉庚[2]創立的中學住了約一個星期，進行軍屬的工作訓練。日本軍隊對於我們軍屬，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都很被信任，也很被尊重，我們受到的待遇很好。
在訓練結束後，我被分發到一個單位管理勞務者（苦力KuLi）的任務，此單位的名稱為「交付所」，是交給部隊所申領補給軍需品的窗口。岡10356部隊是屬於南方派遣軍的補給部隊，其任務是提供駐在南洋一帶的軍隊所需軍用品（除兵備以外的軍品，包括糧食、日用品、醫藥品和被服等）補給。
交付所為備存這些物資，一共設了10個倉庫，為搬運物資的頻繁出入，每座倉庫雇用100名勞務者（苦力），一共雇用一千多名新加坡當地的苦力。我和一位老兵負責對這些苦力發放工資，每日巡視各倉庫，如需增加人力，我便要設法補充。因為語言相通（閩南方言），我認識不少當地人，如需要更多勞務者，我會找認識的勞務者幫忙招攬更多人來。至於他們的工作內容，由派駐在倉庫的2~3名士兵，負責安排、指揮與監督，並不由我來管理。
管理工人幾個月之後，管理糧食的第一長官的一個軍事機密單位需要一名文職人員，負責各部隊登記填寫申請糧食的「申請單」補給許可令，這樣各部隊才可以領糧食。戰時軍糧存糧多寡是機密，我會日文、懂漢文、毛筆字寫得好，他們因緣際會找到我，把我調到那個單位，除了做文書工作，還要幫忙拓印（早期的藍色或黑色墨水手工拓印）機密文件。
我還在新加坡的本部時，有一個小插曲。我的辦公室需要清掃環境，但是我忙於文書工作，根本沒有時間，就派幾個新加坡的苦力來做清潔打掃的工作，他們會在辦公時泡茶給我喝。我忙於手邊的工作，也沒有和這些苦力互動。我是在戰後和同袍聚會聊起來，才聽說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當時曾在我們的辦公室做過打掃泡茶和日文翻譯的工作。
又隔幾月之後，新加坡郊外有一處大農場，種植蔬菜（西方稱為Growing More Food Campaign），歸我們糧食單位管理。我向上級報告，很多人會寫字，但我是讀農林學校畢業的，有農業技術的人沒有多少，可以派我去那邊。於是我被派到這處大農場，運用農業技術種菜，後來菜園大豐收，我也教導新加坡當地的華僑和苦力種菜。當時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沒有種菜經驗，連鋤頭也不知道怎麼拿，我便從頭開始教他們，將他們分成幾班，這班學習拿鋤頭掘土，另外一班播種菜籽。
注解
[1] （編注）「唸歌」是台語用語，指以唱誦方式記內容，例如「人之初，性本善…」等。
[2]（編注）陳嘉庚是新加坡華人慈善企業家與華僑革命領袖，也是福建廈門大學和新加坡華僑中學等學校的創辦人。他曾為中國的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日提供資金，抗戰時並送華僑司機回國，在滇緬公路運輸物資。（參考來源：維基百科）（瀏覽日期2025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