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林志宏、何思瑩、黃琬柔著，《屏東運將的滿洲青春紀事：張喜榮先生訪問紀錄》，頁18-29。
文／張喜榮口述，林志宏、何思瑩訪問，黃琬柔紀錄，葉楷翎編版
圖／葉楷翎翻拍自《屏東運將的滿洲青春紀事：張喜榮先生訪問紀錄》
奉天的台灣運將
考取「就業免許」後，我首先加入了奉天的「奉拓車行」，位在馬路灣派出所附近。奉拓車行大概有50台車左右。我一開始是向車行承租車子（也非新車）使用，不需要自己準備本錢，每個月進帳的錢都交給車行，直到進帳的錢已到車價，車子就歸你。那時候我很認真開車，一年後就已經賺到買一台雪芙蘭（Chevrolet）的錢，不過那台車最後轉賣還給車行。記得當時一台車應該要幾十萬滿洲國圓吧。
此外，車行配給我們每位司機制服，但穿不穿都可以。奉拓車行裡基本上日本人、朝鮮人、臺灣人都有，唯獨滿洲人（整理者按：即本地的漢人與旗人）不能加入。在我到滿洲工作的那個年代，很多屏東人一一包括來自高樹或車城的，都在奉天當司機，可說相當常見。過去屏東車站附近也有一間計程車公司，叫做「大田屋」，是日本人開設的；甚至有些人到滿洲之前就曾在那邊當司機，也是日治時代屏東考駕照的地方。可是這些人到了奉天後，還是要參加駕駛考試，因為兩邊的法令不太一樣。
那時候我也住在馬路灣，晚上工作結束後將車開回車行，和其他沒有太太的臺灣人一起住在車行二樓。宿舍內是每四人或八人一間，裡面備有暖氣和榻榻米。嗣後有家眷的人就會另外去租一間房子，他們大部分都是把原來臺灣的太太帶過來，很少有人娶當地女性，有的話大概只有一、兩位。二樓舍除了有住房外，還有車行老闆開設的食堂，三餐都可在那裡吃飯。我們當時年紀比較輕，吃飯都是夥同大家叫一盤菜，有時候不太夠吃，可是要多叫一碗，錢又不夠，所以乾脆就自己醃漬醬菜。因為食堂位在我們房間的隔壁，老闆女兒知道我們食物不夠吃，總會偷偷把飯拿來房間給我們，結果后來被她爸爸發現，還被罵了一頓。
我們工作的範圍，主要在市內都可以開車，當時每台計程車都有計程器，可以計算路程，像是從這裡到哪裡總共要多少錢；不過，基本起跳價我早已忘記了。此外，還有車票取代收費，要到哪裡的話可寫在票上。汽油則是由公司主動提供，路途並沒有加油站。我們每天跑多久時間，其實都不一定，有時晚上也有客人；但晚上不出去跑車的話也行，可是不跑車就賺不到錢。所以，對我們來說，能跑多少就算多少，回去公司後再扣掉食宿費用，剩下來的就是自己的盈餘。
在滿洲，計程車往往都是採取小費制：我們平時最想要載的客人是滿洲人，尤其是那些滿洲有錢人，往往一看就知道。他們冬天都穿著皮衣、皮帽、皮襖，而且小費也給得很多，有時甚至比日本人還多。至於其他那些外表看來普通的滿洲人，通常比較沒錢，就不太願意載他們。我們有時從晚上開車直到天亮，晚上的客人經常都是火車站進出往返活動。另外，計程車也可以預約叫車，在車票寫上預約時間，交給車行，時間到了我們會過去載客人。客人則是向公司付錢即可。
我在奉天開車時，曾經載過李香蘭兩、三次。那時我的年齡大概22歲，她應該大我兩歲左右，已經是位很有名的歌手了。我知道她的日文名字叫做「山口淑子」[1]。李香蘭的爸爸從前曾在撫順煤炭礦場工作。她在奉天附近一處北煙台的村落出生，有一位妹妹，也在奉天念高中。記得有一次，李香蘭在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安排下登台唱歌[2]，透過車行叫車過去，但其實明明只隔著一條馬路而已，她也不想走路，直接搭乘計程車。等到唱完後要回旅社，李香蘭依舊坐計程車，架子很大。我知道她後來曾來過臺北公演，好像也去過其他地方[3]。
台灣人在奉天
差不多開了一、兩年計程車之後，我代替一位林姓臺灣人充當私家司機，時間前後大概有三個月。林某因為要請假回臺灣照顧太太生小孩，所以叫我去代替他。我會認識林某，是因為有時候晚上大家會在一起聊天，算是相識的緣分，所以出外工作還是要靠朋友介紹才行。這項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幫一位叫做上木仁三郎（1868-?）的日本人開車[4]，他的公司名叫「上木組」（うえきぐみ）。上木這位日本人很有錢，平常主要從事建築業，光是自己家中就有三台車，而且都是高級車。每當上木要出門參加招標的時候，就乘坐最好的車，裡面有冷氣的那種。另外，員工在公司內辦公要出差，或在市區內要載女孩子去學校，都是開其中一台。就我所知，上木經手的建築物很多，奉天的忠靈塔就是在他規劃下蓋成的，忠靈塔前的鳥居上還刻有其名字。但現在忠靈塔和鳥居都已不在了。
結束這個私家司機的工作之後，我就沒有再從事開車工作。主要原因是戰爭已開打，汽油燃料的費用很高，使得當計程車司機的收入越來越困難，生意不好，且汽油也經常被管制。很多跟我一樣擔任司機維持生計的人，乾脆就不做了。當日本軍打到華北之際，有些臺灣人因為會講日本話和北京話，紛紛跑去當翻譯。我記得有位曾在長興公學校擔任老師的古有桂，比我還早去滿洲工作。古氏前往滿洲以前，曾到大田屋開計程車，後來也曾在奉拓車行跟我一起開車。
另外，著名的文學作家鍾理和也比我先到滿洲。他好像在屏東時就已上過學習駕駛的專修班了，但在滿洲也有考駕照，迄今美濃的紀念館還看得到。我到滿洲工作時，他正在滿洲自動車學校的工廠内修理車子，還不是文學家，是後來才成名的。那時他的太太在滿洲還是穿著客家衫，別人一看就知道他們頗不一樣。我們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住在奉天舊城區內，日子過得比較辛苦。
還有一家邱姓的臺灣人，本來都住在屏東老家斜對面，也同樣都在奉天經營計程車生意。後來生意清淡，邱魁煌轉而從事銅業相關工作，接著又跑去南京擔任汪精衛的副官。邱氏在戰爭時期回到臺灣，據說穿得很囂張，還配有長刀，大家也都把他當成日本人了。
後來我還曾經去幫忙修建機場，就是東陵後面的飛機場。記得那是一對臺灣人洪姓兄弟負責包辦的「福昌建設公司」，早期我常載他們晚上去舞廳跳舞，他們都是建築師出身。由於蓋飛機場需要大量的磚塊，所以我們直接到北陵那邊燒磚，等燒完之後才叫滿洲人的小牛車載磚運過來，再用騾馬車拉磚到飛機場卸貨驗收。那兩位洪姓兄弟的大哥日後在滿洲娶了太太。
這段期間，剛好有位認識的日本校長一一姓乗松的人，在奉天市中央市場工作，介紹我去開店賣日本的配給物品。乗松曾在新京當過警察學校校長，退休後在奉天市中央市場當場長。這個市場是市立的，他的貨品都直接從日本運來，再透過中央市場配給日本人。配給制度往往需要許可才行，必須掌握人脈；而且配給什麼樣的蔬菜都有規定，也不能隨便在外面販售。那時適逢戰爭期間，社會上不可能有太多這種店面，這種店因為要有配給的來源，所以經營很辛苦，不能任意開設。
我的店叫做「日吉鮮魚舖」，開設在市場跟南區警察局隔壁，也在馬路灣附近。乗松的太太當時也住在那裡，有時候我們也會特意送她蘋果吃。店裡主要請了一位滿洲人當店員，店鋪從早上八點起開店，一旦貨品賣完就關店，所以關門時間並不一定。我透過乗松將配給貨品拿回店裡，再轉賣給日本人、朝鮮人和臺灣人，只是不能賣給滿洲人。滿洲人就算有錢也買不到這些配給品。不過，如果店裡還有剩餘下來的配給物品，有時也會偷偷賣給滿洲人。
此外，拿配給品往往需要有證件，日本人是青色的，我們臺灣人也是青色的，可是朝鮮人則是紅色。我的印象是在奉天和新京的臺灣人都很吃香，像是一些配給品如酒啊、蔬菜啊，幾乎都跟日本人一樣。又比方說日本人可能配給量有五瓶酒，那麼臺灣人通常也是五瓶，但朝鮮人就只有三瓶。或者有時候蘋果的話，日本人可買兩個，臺灣人也是兩個，朝鮮人卻只有一個。或許是日本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使得臺灣人的地位與權益就跟日本人差不多。有些朝鮮人在滿洲做了很多壞事，引起戒心，臺灣人都知道遇到朝鮮人時要特別留意。我住在南區警察局隔壁的公寓，是以前蓋的老房子，只有六間房間，住的都是日本人。
當時奉天還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人種的各式各樣族群。很多日本人和關東軍都住在奉天，也有很多從臺灣前來謀生的人。一般說來，他們都受過日本教育，會講日語。這些來自臺灣的年輕人，也有些再到日本去發展。至於從河北、山東來工作的百姓，大都從事攤販工作，或是來這裡打工。俄羅斯人在滿洲最多的就是「白俄」，他們是俄國革命之後被共產赤俄趕出來，紛紛流亡海外，滿洲地區包括哈爾濱、松花江上游，奉天也有。俄羅斯人那時的遭遇也很悲慘，沒讀過書的人通通都被調去當兵。滿洲一般都是講日本語、漢語，關內來的北京人也是一樣。
到滿洲的臺灣人很多以醫師為職業。奉天的滿洲醫科大學很有名，很多臺灣人都到那裡念書。一到冬天，馬路上經常有被凍死的人，有人會把那些屍體擡到醫院裡面，讓醫學院學生解剖研究。有的臺灣人醫生乾脆是一個揹一個，自由地去撿屍體揹去解剖，以前都不用錢，這種事情現在都不可以了。我認識一位醫生，原來姓鄭，後來改日本姓為村井，自己在滿洲開了一家醫院。鄭氏後來娶了一位日本太太，還沒結婚以前，他的太太在飛機場內當護士。後來等到回臺灣，太太也跟著一起回來，繼續在高雄火車站附近的鐵路醫院從事護理工作。至於撫順的天生醫院、大連的博愛醫院等，也都有我認識的臺灣醫生[5]。日本殖民時代，在滿洲開醫院的臺灣醫生真的很多，有時我們去看病還不要錢，不過因為免費反而不好意思，就不敢再去了。
零下30度的滋味
滿洲國時期民間設有「協和會」，裡面大部分成員都是滿洲人，也有少數日本人（與臺灣人）參加。我在滿洲生活時穿的就是所謂「協和服」。奉天市內馬路上的交通工具很多樣化，像是有馬車、三輪車，也有人力車，還有電車。坐計程車的往往都是比較有錢的人。如果遇到下雪的話，車子很難在路上行走，必須要添加雪鏈。記得我剛到滿洲時，差不多是在七、八月，到了九月底氣溫就很冷了，當時第一次看到下雪，就像是棉花從天上落下來，我感到相當新奇。可是經過一星期之後，我就知道辛苦了，才發現在各種生活上帶來不便與難過，也很後悔「為何要千里迢迢從臺灣跑過來」？
簡單地說，滿洲冬季的時候溫度都是在零下30度左右，奉天差不多也是零下30度，更何況哈爾濱可能更低，甚至達到零下40多度。就算是氣溫零下30度，路上的電車也還是會開駛，不過這時我通常都待在家裡。偶爾冬天早上，我會跑去千代田公園附近學溜冰，地點就在現今的中山公園，連氣象局、廣播局（日語為「放送局」）也都在那邊。千代田公園裡幾乎都是日本人，沒有滿洲人。電台裡面我也可以進去，所以常常跑到裡面閒逛，因為只要是日本人就可以進去。可惜的是，我始終沒有學會溜冰。
在奉天還有一個著名的「同善堂」，大家都知道，就是專門收養那些沒人要的小孩的場所。同善堂雖然平常也會開大門，但被棄養的小孩子不能從這邊抱進去，而是要放在「救生門」的洞口推進去。據我所知，那裡來自各國的小孩都有，不只是滿洲人而已，連日本人、俄羅斯人都有。總之，就是沒辦法養育的小孩子都會被送過去。
那時的我偶爾也會出門去旅遊遠行。比方說新京、哈爾濱、四平、鞍山、撫順等地都曾經去過。包括在旅順附近有一個水師營，就是當初在日俄戰爭之際，日本乃木（希典）大將跟俄國軍隊會戰的地方。那裡有個紀念館，風景很好。此外，還有二〇三高地，整個都是旅遊觀光區。我平常都是坐火車前往，逛一逛以後又再坐火車回來，可以當天來回。有時候，我也會去營口玩，同樣是搭乘火車當天往返，經過大連再過去那邊。營口以前主要的糧食是高粱，還出產黃花魚。比較特別的是，他們吃黃花魚都不是吃新鮮的，而是先吊起來曬，曬到發霉、發臭後，再配上高粱飯來吃。在滿洲，如果想要吃到白米飯，可能要往南方去。
還有，我也到過錦州，在往山海關方向那邊。那個時候已經是國共內戰期間，由於山海關整個封鎖過不去，自己乾脆下車改往葫蘆島，再從葫蘆島坐船到上海。此外，滿洲國末期我曾去過新京的國務院，記得有很多臺灣人在裡面工作。當地景物都很漂亮，我曾參觀過皇宮。結果回程的時候，剛好遇到國共內戰，鐵路幾乎被共產黨拆掉。
在滿洲國時期，基本上前往朝鮮、日本都可自由通行，只要有護照的話就能到處遊玩，無視關卡，因為都是日本統治殖民的地方。那時候生活在奉天的臺灣人都比較有錢，常常跑去日本、朝鮮等地觀光。由於我在當司機時賺了一些錢，所以也跟著大家跑去釜山玩。但我並沒有參加旅行社所安排的行程，其實是自己坐火車前往的：聽說釜山最有名的一種蘋果是赤玉（あかだま）蘋果，和日本青森的品種很不一樣，因為沒吃過，所以很想去吃吃看。釜山當地還有美味的海鮮，在滿洲就沒什麼海鮮，往往都是來自河裡捕撈的。這一點我最清楚，因為早上中央市場在發配給的時候，海鮮類一般都是來自日本。
注解
[1] 山口淑子（1920-2014），1933年被父親的義兄弟弟李際春收為養女，此後有中文名字「李香蘭」。
[2] 李香蘭曾受到白俄好友柳芭·馬諾索菲·古麗奈茨（俄語：JIIoba MoposoBa-TpHHeu）建議，開始跟流亡奉天的義大利女士波多列索夫（俄語:IloxpecoB）夫人學習聲樂，後來在滿洲國的流行歌曲大賞比賽中獲得頭獎。李香蘭著，程亮譯，《此生名為李香蘭》（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頁15-16。
[3] 1941年1月11日，時為「滿洲映畫協會」頭牌女星的李香蘭前來臺灣巡迴公演，在臺北市「大世界館」演出五天；之後前往臺中座公演，奥林獻堂（1881-1956）餐會；又拜訪新營的劉吶鷗家，更在臺南、高雄、新竹各地亮相。田村志津枝著，石觀海、王建康譯，《李香蘭的戀人-電影與戰爭》（臺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211-223。
[4] 上木仁三郎，石川縣人，家傳以建築為業，畢業後入「大倉土木組」，於1905年前往滿州參與安奉線臨時軍用鐵道鋪設工程，完工後定居奉天，自設「上木組」。由於跟滿鐵的關係良好，上木曾負責多項附屬地建設工程，如奉天大和旅館、奉天滿鐵小學校、奉天醫院、滿洲醫科大學等，是奉天當地知名建商。見菊池秋四郎、中島一郎，（奉天草分の人々），《奉天二十年史》（奉天:奉天二十年史刊行會，1926），頁32-33。
[5] 天生醫院為臺南州新化人梁宰開設，博愛醫院為臺東廳卑南人孟天成經營，參見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一一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卷11期2（2004年12月），頁1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