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曼蘋採訪、整理及編版
圖╱孫曼蘋
我生於1928年9月29日，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鎮三橋村的人。我很小的時候，就是抗戰軍人家屬。
我父親早在抗戰之前就當兵了，他是楊虎城將軍的部下，參與了西安事變。當時，他是楊虎城86師騎兵團的政訓員，蔣介石被扣留時他有參與；西安事變落幕後，楊虎城被扣留，我父親也被派去廬山中央訓練站學習。後來又在陝西、陝北，他上馬管軍、下馬管民。
在成都，他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當上校教官。一次他回家，我們三江鎮地方上的袍哥會聽說我們老漢[1]當那麽大官，都要來給他設宴接風；當時我家叔父有參加袍哥會，是當地的舵把子[2]，就是袍哥社會的頭頭；我們老漢吃完接風宴回家後，就指著我叔父說：「你竟跟土匪打交道，走，跟我走！」就把我叔父送去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去學習、當軍人，以後就參加抗日戰爭，他參與了宜昌保衛戰。在我入伍前，我們家裡就已經有兩個人參加抗日戰爭了。
我們老漢雖然當那麼大的官，但他當清官、貪污不來，所以從小我們家就是最窮的家庭。我12、3歲，小學還沒畢業就讀不起書了，只好去成都當學徒；有一天，我晚上做夢，夢到一個中午，一個非常威武的軍人來找我，嘿，第二天中、下午時，父親就穿著威武軍服來成都找我了。那天我師傅在家，他跟師傅說：「我這孩子在你這當學徒，現在我回來了，我要把他帶回家，」我就這樣回家，繼續讀書到小學畢業。
從小我就接受愛國精神教育。小學時，我有一點懂事了，一天，學校訓導主任對我們講，日本在盧溝橋向我們發動戰爭了，我們是學生娃娃，能做啥子呢？我們可以參加街頭遊行，跟著遊行隊伍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晚上還有火炬遊行，後來開始唱流亡三部曲，當時東山省已被日本佔領。那時候，我骨子裡已經有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反日情緒最高。
從學校直接跑去參軍抗日 連家人都沒通知
1943年我上初中，每天下午放學，教導主任都要講當天的局勢變化。1944年，我初二、15歲時，就聽說獨山失守、貴陽危機、昆明危機、西南危機、四川危機，中國大部分地方都被日本佔領等等，每天聽著這些事。當時，上外語課時，聽到外語我就反感；都要當亡國奴了，我卻還在學校里學這些，無法出去救國獻力。最後我實在忍無可忍，就跟學校裡的人說，我要去當兵。我直接從學校跑去參軍，連家都沒回，我媽也不知道。
我還記得入伍當兵時有一位音樂老師對我說：「你當什麼兵嘛？你好大年紀？在家千日好，出門事事難。」我覺得他好沒有思想，都要當亡國奴了，還講這句話，我沒聽他那一套。
我在崇州唸的是私立樹聲中學，當時縣城還有另一所崇慶縣中，他們學生很多、參軍的也多，我就跟崇慶縣中一批同學一起從崇州走路到成都皇城壩，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二團去報到。當時政府共成立了四個教導指揮團，就是專門接受知識青年參軍的。
報到第二天早上，因為從沒來過成都，我和幾個學生結夥想出去看看成都是什麼樣子，結果衛兵把我們當逃兵，不准我們離開，我們跟衛兵解釋，還是不准我們走。爭執之中，聽到身後有人大聲詢問：「在鬧什麽？」，轉身一看，壞了，趕緊低頭不敢看。
那人是我父親，他是負責接受知識青年從軍的上校副團長。他走到我面前，把我肩膀掰過來問說：「你來搞啥子哦？」我說我來當兵、打日本，他說我一個15歲的孩子幹嘛要來，你扛的起槍嗎？我說我可以在部隊慢慢學習。他還是堅持我年齡太小，說我再大一點的話就支持我參軍，要我回去，我說「不回去！」；還叫一名軍官把我叫到操場跟我說，如果真想當兵，可以馬上把我吸收到軍校，我反問說：「那還需要等多久呢？再等，日本鬼子都要打遍全國了，」我堅持留在教導團，任何人都阻擋不了我。
從成都、昆明飛往印度、緬甸打仗
五天後，我們就從皇城壩在鞭炮聲中出發，坐車到南門，各界歡送的人很多。我們到了新津機場，學生優先，一到就坐上飛機從新津起飛。頭一天在昆明烏家壩機場住，第二天經過駝峰航線到印度汀江兵站。
到了兵站，第一件事是先圍著一個深坑，把衣服褲子全部脫掉、丟進深坑中，再全部燒掉，大家赤身露體的走到一個房子去配備服裝，然後又去洗澡。
我們每天都吃罐頭，基本都是豬肉、牛肉罐頭。最初是覺得很高興的，因為可以頓頓吃肉了，時間一久、天天吃，就不想吃了，連一點蔬菜都沒有，但是每次飛機空運來的食物仍然都是罐頭。
印度很熱，我們穿的是單薄的衣裳，用的都是毯子。印度的原始森林裡螞蟥太多了，一下子就能把人身上爬滿，能把人直接吸乾血致死，還真的死過很多人。我第一次被咬了之後，就會刻意留心了，螞蟥比蚊子更厲害，但凡是打仗時受傷或者疲倦了，一個不注意就被一群螞蟥吸血。
那邊蚊子多，我們都戴著蚊帳帽，可以把露肉的地方全部遮住。在印度，我們天天吃奎寧丸、打奎寧針，防備印度的瘧疾，打完四針奎寧針以後，又把我們運送到緬甸接受軍事訓練，每天就學打槍、拼刺刀。
我被分到了工兵第12團受訓，我們很多學生都不同意做工兵，「我們要上第一線」、「我們要扛機槍」、「要和日本人拼刺刀」、「我們不當工兵，不修橋修路」。我們還到指揮部去請願，指揮部說，哪裏需要你們去修橋修路，美國的機械化工程兵早就做好了，你們當工兵同樣有戰鬥訓練，同樣是打仗，和敵人拼槍、拼刺刀。
部隊接著轉到緬甸八莫受訓，換上美國提供的新式武器裝備。當時一共訓練了兩個軍，新一軍和新六軍，軍長分別是孫立人和廖耀湘，這兩個軍的人是從各個部隊精選出來受訓的。訓練完畢以後，我們就配備上了新式機槍和衝鋒槍等先進武器，還配備了重炮和七個戰車營。裝備齊全的新一軍和新六軍開始總反攻，日本人就抵抗不住了，一直把他們逼到怒江邊上的騰衝（即是騰衝、怒江戰役）。到了打仗後期，我們死的人很少，日本死傷比較多。這時候工兵已經沒什麼工事可修了，臘戌、密支那等已取得勝利。
戰敗者屍體只能就地挖坑掩埋
消滅完日軍後，我們從八莫坐飛機回到雲南沾益機場，部隊整休了三個月。1945年3月，我們部隊參加獨山大反攻，戰爭非常激烈，一路都有日軍屍體，根本無法埋葬，附近老百姓隨手挖坑掩埋，我就看到一些村民用竹篾條套著屍體的頭拖到江裡就算了。
部隊一直打到廣西柳州，日本向我們繳械投降了。日本宣佈投降那天，我們心情大好！本來軍事區域是不准隨便開槍的，那天聽到日本投降了，我們拿著槍就對天打，不停地打，把子彈都打完了，甚至當官的也在打！全城賣鞭炮的店都賣空了，軍民同樂，老百姓把鞭炮全部放完，我們就打槍。還會天天喝酒，所以那陣子我酒癮變大，成了酒鬼，每天要喝二兩酒。
我們在柳州接收日軍設備、監督俘虜他们完成一些事，當时给了他们一个稱呼叫「樵夫」，我们每天要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去監督這些戰俘。
監管日軍戰俘 學會了唱日本歌
當時我還年輕，又從小就愛唱歌，所以還學會了一首日本歌（開始唱歌，吳爺爺唱的是中文歌詞、日本歌原曲調）。
就是日本人給我們當俘虜之後，我把日本人唱的歌也學會了，幾十年後的現在我都還記得。當時中國人不敢唱日本歌，我只是在和平年代了才偶爾唱一下。現在抗戰結束幾十年了，才敢唱唱。
我們一路接收，從廣西柳州、梧州到廣東廣州、深圳。我們從廣西柳州坐輪船去廣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座15層高的建築物，就在珠江大橋旁，後來才知道是著名的愛群酒家（愛群大廈）。兩個月後，去深圳接收，深圳當時和香港一牆之隔，那邊有個交界處，交界處旁有個人工湖，後面有一排房子，就是賭場。
到深圳後，聽說我們要去日本名古屋，據傳我們要在香港，通過外交手段獲得美國新裝備，心裡很高興。
經過四天四夜、船靠岸，一看，不是名古屋，是秦皇島。之後，我們又過了山海關到東北的葫蘆島，監督、遣送日本俘虜回國。這時候我就想，當時國民黨是在號召抗日戰爭、知識青年從軍，打敗日本人後呢，我應該回去繼續升學，長官很器重我，勸我留下來給我升官，我堅持只想回家繼續讀書。我輾轉去了幾個中學，最後回到四川崇慶縣中讀高中，解放的時候，我還在校讀書。
我推十幾年雞公車供養全家
回家以後，我就遇到了政治審查，然後就經歷了27年審查、鬥爭及運動。解放初期，我一家三口抗日軍人，卻是全村最窮的，全家一畝八分田。父親在解放初期被槍斃，我那時還在學校就被打成反革命，大會小會鬥爭沒停，我推十幾年雞公車[3]供養全家，兩個娃娃讀到小學就不准讀書，去撿狗屎。
鄧小平上台後，給我平反了。我們支部書記為我撤銷了罪名，還發了我撤銷反革命通知書。本來我看見這通知書，心結還沒有解，之後公安也來了，對我說我抗日有功，是真正的抗日功臣，並為之前我受到的不公對待表示歉意。這樣子，我就接受了。
現在中國政府也承認我的付出和貢獻，中共中央國務院還給我頒發了最高等級的勳章，比其他勳章都高級，我接受採訪時都要戴這塊勳章。
我這輩子參加過抗日戰爭，我在抗戰第一線，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我覺得參加遠征軍值得我們驕傲，我堅信我這個選擇沒有做錯，是正確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因為值得驕傲的人太多了。14年抗戰，許多人參加抗戰的時間比我長，付出比我多，犧牲人數更不在話下，我就是一個小小的小兵，相比之下不算什麼。
我看見過戰友在戰場上當場被打死，但也無能為力，傷了一下心後，該做啥還是去做啥。還有同學一去當兵就被打死的，知道後就更感憤恨，想說要為他們報仇，報仇就是堅持繼續作戰。我打起仗來，都不管自己生死，只想著報仇。在戰場要是害怕的話，那就只有死路一條，還不如自己向前衝。
我們一起去參加遠征軍、並肩作戰的戰友很多很早就沒命了，也不曉得他們埋在什麼地方？有一次，我們派出所所長打電話喊我去參加重慶一個公園聚會（重慶有個抗戰遺址公園），我就去了，他又帶我看了那裡的抗戰牆，上面有很多我們同學，但都只刻有名字、沒有照片，只有我一個人，牆上有像片、又有名字，因為只有我一個人還在世。
一起參軍的同學早就沒命了，只有我這個殘存在人間的人……，七、八十年前的歷史啊，還受到這樣子的尊重，活著沒死的人，還有全國各地的同胞兄弟姐妹們有這樣子的關懷愛護，我的晚年過得非常溫馨。
抗日這段經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意義，不能忘記！什麼都能夠忘記，抗日歷史一定不能夠忘記。我覺得忘記就是背叛。
尾聲／後記
文／孫曼蘋撰寫
訪問要結束了，愛唱歌的吳伯伯在鏡頭前唱了兩首抗戰歌曲，一首是作曲家麥新1937年7月在上海創作的《大刀進行曲》，第二首唱了賀綠汀1938年作詞作曲的歌曲《游擊隊之歌》。
臨行送別，我們從他家院子走向大門口，才摔斷髖骨、還在養病的吳伯伯坐在輪椅上，由兒子推著送客，走著走著，他忽又悠悠唱起了⟪何日君再來⟫。
「今朝離別後，何日君再來？」歌聲有點悽愴。
回頭看向大門口，他緩緩地向我們揮著手，手臂抬得有氣沒力的。一位志願著說，吳伯伯近幾年生病不斷，身體羸弱，家庭經濟環境也不甚好。我有點感傷，日後，還有機會與這位對生命豁達的老人家再見嗎？
注解
[1] 四川人習慣稱父親為「老漢」。
[2] 袍哥會各級組織的負責人，江湖上稱為舵把子、舵爺。
[3] 是成都平原上一種手推式木制獨輪車，因其形狀像雞，行進時又像雞一樣嘰咕作響，因而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