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法義口述，孫曼蘋 採訪、整理及編版
圖╱孫曼蘋攝，郭法義提供
我出生於1919年1月3號，河南漯河（音同「落」）市人，在家中排行老二。
郭家世代為農，一家人守著幾畝薄田，算是能解決溫飽，但是多餘的糧食拿不出來。我出生8個月後，母親就死了，當時她才二十多歲。我父親、繼母不太管我，可以說我是一個苦命人。
我從小讀書順利，在鄉小、初中讀書，一向名列前茅。16歲時，我參加了當地的高師入學考試，當時報名的人數很多、錄取名額很少，只要能考上的，都成為村裡的名人和驕傲。榜單出來了，我名列第一，從此我就被村裡的父老喚作「狀元郎」。
1938年，我以優秀成績從高師畢業。那時中日戰爭已經爆發，國家局勢已經很緊張了。日本已經進入東北，河南遲早會成為戰場，社會上，大家都想要打敗日本。
在我高中快畢業時，河南那時是國民黨領導的，但我們老家離陝北很近，共產黨不就在陝北嗎？他們的地下工作者在河南各地成立訓練班，他也不說是哪個黨的幹部訓練班，我就參加了漯河市的這個訓練班，當時，我們那個地方去參加的都是年輕人。
在訓練班裡我們學打游擊戰、組織群眾抗日，還有組織學生進行討論。討論什麼呢？黨史、教程等，我們從早到晚忙的不得了，晚上還有一位女老師，把小學生組織起來學唱歌，下課後再把他們一個個送回去，工作人員也沒架子，組織也管理的很好。當時我嚮往群眾選舉，自己管理自己，我就當了一個主任，將近兩百人，我就是救亡處的主任，當時我還不到20歲呢。
由於學習成績優秀，我在培訓班得到了重視，等到培訓結束後，我報名前往陝北一帶參加抗日，也得到組織的認可，可是奶奶聽說了，她極力反對，家裡親人也紛紛來勸說，我只好作罷。
學霸投筆從軍 每所軍校都考上
高師畢業後，原想先在家教書，但根本教不成書，日本打過來了，還怎麼教書？我跟家人說，要去武漢考更好的學校。我和同校同學共六人一起決定去報考軍校或大學，要參加抗戰行列。
1937年底到38年初，南京還沒有失守，但已經很緊張了，好多單位都往外遷。武漢是大城市，許多機關學校都暫時遷到這裡，那個時候武漢已經亂了，每天都被日軍飛機轟炸。許多軍校都在武漢招考抗日青年，像陸軍學校、空軍學校、炮兵學校等都在招考，各省各地的人都來報考，我和同學們就先去武漢報考。
我們都沒有離家出來過，也不了解哪個學校好，哪個學校不好，就都去報考，我們很多學校都考取了，比如陸軍軍官學校、炮兵學校，又如航空學校，這是空軍呀，也都考上了，但不知道怎麼選擇。
我們認為，哪個學校在最前線就去哪裡，那就是陸軍軍官學校呀，後來在武漢街上碰到了一些人，他們說：「你們年輕人最好能掌握一門技術。」他們的話一講，我們覺得有道理，那個陸軍學校我們學不到什麼技術，就先決定不去了。那段時間，因為武漢很緊張，每天有日軍轟炸，加上天氣一熱，我就回老家了。
在漯河市碰到一個學無線電的，聊了一下，我就覺得無線電這個技術還不錯，就去報考，就又考上了無線電學校，這個學校名字叫中央防空學校，是航空委員會在南京建立的防空學校。我們六人就決定去南京的防空學校報到。
我們從漯河出發先到武漢住了一晚，才知道南京已進不去了。於是學校一路搬遷，從南京到武漢，再往南走到長沙，然後到衡陽祁陽縣，學生在那裡接受軍訓，三個月後，學校又搬到了廣西桂林，最後又跑到貴陽，中央防空學校終於在貴陽花溪桐木嶺定下來了。
防空學校校長是黃鎮球，當時他已是國軍中將，他領導著很多門高射炮，還有41、42、43、44、45五個團。
防校課程依兵種分為五大類，包括步兵、騎兵、炮兵、工兵及輜重兵，我被分到了炮兵科，主學無線電通訊。我們學生穿的服裝，也因兵種差異而有不同，入學當天，我領到了一套類似中山裝的衣服，衣領處有著藍底白字「防空」兩字，其他兵種的服裝是，工兵為白底，騎兵是黃底，步兵是紅底，輜重兵則是黑底。
新生入學第一件事就是軍訓，每天早上六點集合訓練，一個上午跑步、軍事等訓練後，下午和晚上就是文化學習、無線電通訊理論及實際操作。為了方便跟美國、英國、法國等國通信，我們還要學習外語及國際通用電碼，當時為求簡便，許多電碼縮寫都很簡單，例如「QSA」代表貴台何名，「QTR」代表時間等等。
考進中央防空學校 第一名畢業
我們在防空學校學習，按規定應該是三年，但局勢緊張，南京、武漢都已淪陷，重慶已是戰時陪都，各機關需人孔急，我們被迫提早一年畢業，當時只覺得，我對學科掌握得不錯，但對無線電維修學習仍感不夠。
我是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的，我們這一屆同學都很快就到分發地報到，來不及等領學校的獎狀和畢業證書，只領到一個紀念章。
由於日本飛機轟炸太頻繁，中央就在重慶成立了一個中央防空情報所，當時全國有多處情報總台，重慶是第一總台，成都是第二總台，萬縣（現為重慶市萬州區）為第三總台。學校畢業之後，我們有四個人一起被分發到重慶的無線電台，同期同學大部分都分發到昆明。我們去報到時是學校送去的。
中央防空情報所第一總台 從基層做到台長
1940年，我們被派往中央防空情報所第一總台，剛到時從最基層的技術員做起，那一年，我21歲，是全電台最年輕的；以後五年時間裡，各個職位都做過，到抗戰勝利時，我已是電台台長。
早先，重慶通訊落後。我們沒有雷達，關於飛機動向、飛機類型、是否敵我等，都是靠肉眼來分辨。美國飛官陳納德當時受聘為空軍顧問，幫助我們發展空軍、訓練飛行員；美國空軍會問，他的飛機到哪裡去了？回來的時候他的飛機已到哪裡了？我們答不出來，是因為通訊落後，所以就在那個時候成立無線電台。
我們報到時，重慶周圍已有很多哨台，監控天空中飛機動向，一有情況就立刻報告到總台，經過我們分析之後，將結果交給中美空軍長官參考、研判。我們就是負責空中飛機動向等情報收集，像日機來襲、氣象預報等，還有用密碼傳遞防空情報。
密碼很簡單，一組有四個數字，例如有一組是飛機識別，01是我們的飛機，02是敵機，機種之後是架數，表示有幾架飛機，「0233」就是敵機33架；飛機從哪兒來？走到哪兒？飛機飛行方向就用時鐘表面的阿拉伯數字表示，12是北方，6是南方……，「1206」就是由北方來、飛向南方，前面數字是來的方向，後面是走的方向；有飛機盤旋怎麼辦呢？當然也有組密碼，比方飛機來了是03，盤旋是32，我們看到「0332」密碼，就知道敵機從東方來，飛到某某地方飛機盤旋了，「0933」表示飛機盤旋後，往西方離去。密碼只有我們知道，司令部知道。
無線電和航空警報是怎麼配合呢？
當時日軍飛機轟炸城市，一個重慶，一個成都，一個貴陽，一個昆明，在西北還有一個蘭州、西安，還有西藏、青海，我們當時主要就是保護這些地方。
重慶當時有高射炮45門，貴陽也有很多，是因為被炸的太厲害了，高射炮都是德國製的。那時候每個城市周圍都佈滿了，特別是重慶四周都有高射砲，配合著的就是我們的電台。重慶城市很大，南邊跟北邊，東邊跟西邊，距離範圍都很大，必須要靠電台通訊溝通聯絡，我們就做這個工作。
親身經歷重慶大轟炸
重慶遭受日軍轟炸的時間很長，因為是國民政府所在地。白天，一般都是上午九點就來了，日機都是從宜昌起飛。晚上的時間就很難說了，一般都是天都黑透了，然後敵機來了，拉警報之後政府就開始管制。中國防空學校照測總隊有套系統偵側敵機，先開一個照空燈[1]，燈一開動，成都、重慶一圈圈都會被照到，這個照空燈也是德國貨，它的聚光點可以高、可以低，可用來判斷飛機的高度，飛機是從哪兒來的？然後聚焦，對準以後開燈。燈光一照，第一架飛機被照得清清楚楚，這個時候高射炮就打了。
有時候晚上飛機來了但不進城，就是要防空部門疲勞，讓你以為它不來了。比如說日機要來空襲重慶，它不直接進市區，先在離重慶外幾十里、幾百里以外繞，你先前拉的是緊急警報，大家都以為飛機很快就要來了，老百姓就在防空洞裡待很久都不能出來。有時候，飛機就在城外面轉，過了一會兒它又來了，常造成嚴重損失。
有一次就是這個樣子，你要知道，通常防空洞很小、人很多，空氣也很糟糕，重慶磁器口防空洞就悶死了好幾百個人，很慘的呀。
飛機白天來，我們還能看到兩邊一直在打仗，晚上就看不到了。晚上，一拉緊急警報，燈火馬上關了，城市連一個照明都沒有，電也停了。晚上燈關了，有時候你看到一個小光源，那就是我們的飛機在打敵人的飛機。
日軍空襲 投炸彈 還投大量燃燒彈
日軍轟炸重慶，不光投炸彈，還投下大量燃燒彈，只要飛機一來，地面城市整個幾乎被火海吞掉，很多人在睡夢中被炸死、燒死，婦女老人的慘叫聲，被爆炸和燃燒的聲音所覆蓋。我記得有一晚，有兩架日機被擊落在重慶城外，到底是機槍、還是空軍把它擊毁的，就不知道了。
重慶現在都是高樓啊，幾十層。抗戰時期重慶的房子不多，臨時房子都不高。一般建材蓋了之後，表面再糊一層泥巴，兩邊夾在一起這就是房子，還有一種舊房子，都沒有柱子，木材結構，上面鋪瓦。那個飛機一炸呀，它都是燃燒彈，一炸，房子就燃燒，一燒起來，火就會延燒到另一棟房子。
接下來就是消防隊要忙了，不論飛機如何轟炸，消防隊都一直在搶救。那時候樓板是木頭，一塊一塊釘起來的，房子也不是水泥房，一燃燒起來就糟糕了。有很多消防人員死傷，那個時候的街道都很窄，如果你在這個地方救火，那邊的火勢又來了，夾著出不去怎麼辦呢？火一直燒，也容易造成很多人傷亡。
重慶是山城，坡坡坎坎的，那邊火起來了，這邊上不去，因為坡很陡，上下很辛苦。交通也是這樣，一拉警報，人都在跑，有些路口擠得一塌糊塗，走路都走不通，車子怎麼走呢？消防人員怎麼搶救呢？
重慶防空洞特多，大山洞也很多，有個大山洞，裡面可以裝一千多人。我們住了幾年，都是在山洞裡，平時飛機不來的時候，人都在外頭，一拉警報，就在山洞裡工作，我們的電台就設在山洞裡頭。無線電員上班是四班制輪班，和辦公室人員不一樣，因為一台機器要四個人顧、採四班制。
抗戰勝利後 國共對峙厲害 我兩邊都不站
我擔任電台工作五個年頭，直到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後，我有預感，中國內部要打仗了，那時候共產黨和國民黨已經爭得很厲害了。我就想，我要站在哪一方呢？我是站在國民黨打共產黨呢？還是站在共產黨打國民黨呢？那個時候情況都不瞭解呀。我決定兩邊都不站，不參加軍隊，不參加哪一黨派，既然戰爭結束、抗日敵人沒有了，防空工作也不需要我了，下一步我就考慮轉業到電信局，電信局是個老百姓機關。
在重慶電信局工作，國共內戰打起來了，今天打，明天打，打了之後談，談了之後又打。在電信局又幹了幾年，一直到重慶解放，我離開了電信局。
這時候成都要建造成都與重慶間的鐵路，成立了成渝鐵路局，需要無線電信員。當時有一部分軍隊在這裡打仗，需要無線電台，於是我就到鐵路局來了。1957年，我38歲，我遷到成都從此定居，成了鐵路局職工，後來就沒再動了。
解放以後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審查。解放後每一個人都要填經歷，重點是查特務。國民黨的特務是軍統系統，一個是軍隊上的特務，一個是政治上的特務，還有一種特務就是便衣。
當時打仗的人太多了，幾十萬人，都是國民黨的軍人，都是正規軍人，和特務不一樣。當時有個規定，只要是國民黨軍隊、在上尉以上的，都屬於歷史反革命，沒當過上尉的就不是了。只要是軍官都是重點審查，老百姓就是普通兵，那就沒什麼。
每個人都有檔案，從什麼時候、參加什麼工作、擔任什麼職務，都有查。直接交代的，都算好的，不交代的，查到就麻煩了。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就是一個問題。我是個軍人，空軍嘛，我和老百姓情況不一樣，我畢業的學校是防空學校，我的文憑是中央防空學校，校長蔣中正，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個中央機關−中央防空情報所，我的職務是台長，工作單位長官－委員長又是蔣中正，別人不瞭解的話就會說，你的校長是蔣中正，委員長也是蔣中正，「你到底是什麼人？」
在重慶的時候。我們出去不戴領章，只戴一個證章，沒有大牌子。章是藍底，上面一個白色飛機。我們防空的飛機牌子，中間是白色，是個老鷹，老鷹飛機上有個紅點，說明是日本人，一個箭頭穿過去，這有一種象徵意義。穿我們這種衣服，別人不曉得我們是什麼單位，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其實，我的職務名稱是技術人員，我就是技術部工作人員，我的等級不是上校，也不是中校，也不是上尉，我先是五級，後來升為四級，這是技術人員的等級。他們搞不清楚，就說我是國民黨，屬於歷史反革命。
我說我不是，那就需要我一些證據，我都交出去了，但是沒用。他說我沒交，我說我怎麼沒交呢？我的證件是當時委員長發的，上面沒有像片，如果真有特務工作者頂我的名字，拿著我的證件到台灣去找工作，一定很容易就找到了。
往後的運動就不是一天、兩天，而是每過幾年一個，經常運動。我只有一份證件，交出去就沒了。
我在鐵路局時，經常遭到政治檢查、勞動。局上安排我去工作，那時候是指掙工分，當時我就心裡有點不舒服了，當時是局長派給我工作，我幹著高級工作，卻只拿著低級工作的工資。比方說，你是局長，但是你有政治問題，於是你幹著局長的工作，但不能被叫做局長。當時100多個學生跟我學通訊技術，我卻只能當管理人員，管理人員才一百多工分，技術人員有兩百多。
日本投降以後，我就脫離了軍事機構，一直到現在，我就是鐵路局職工，也從鐵路局退休。對國民黨我沒有什麼愛，也沒有什麼恨。
我們一起出來的六個同學，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們的名字。有一個程西海，他到陝北了，解放以後，是淮南市市委第一書記；有一個叫王祥雲，是一個報務員，據說到台灣去了，在台灣開偵察機；有一個人在甘肅蘭州，他也是當台長職務，解放之後遣散回家了，現在已不在人世；還有一個程慶典，當時等我聯繫到他時，已經去台灣了，台灣開放探親，他們回來過，但我沒看到他，據他家人說，他在台灣教書。還有一個姓李的，他先跟著程西海到陝北去，最後回老家、當農民。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在重慶抗日期間受了很多的苦，抗日七、八年，解放之後，我們這些人得到什麼結果呢？我們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很惱火，大小運動，有什麼政治運動，首先被鬥的就是我們這一部分人。
我們打了幾年仗，辛辛苦苦的工作，到頭來卻成了反革命，打日本人怎麼就成了反革命了？我們是有苦說不出呀！現在我們被稱為抗日老兵，並給一個政治地位–抗戰老兵，我很感謝大家的肯定，尤其是這些關懷老兵的志願者經常來看望我，看看我有什麼困難，我很感謝大家。
注解
[1] 專供夜間照明，以使各種防空兵器，得以對準敵機之用。參考自：https://chidic.eduhk.hk/v2.php?m=cizuyinyi&dicword=%E7%85%A7%E7%A9%BA%E7%87%88，上網時間：2025/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