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無遏口述,楊辰泓整理、編版
圖／喬為智提供
我是第五大隊的一員。第五大隊是個不被國家喜歡的大隊。不受喜愛是有原因的。在中央還沒有空軍時，東北軍、廣東軍和廣西軍就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空軍，東北軍當時有錢可以跟法國人作生意，購買軍需物資，而廣東空軍更是早就開上了「海外機」。而後在兩廣事變期間，他們「機不可失」地全都投靠了中央，於是廣西空軍成了中華民國空軍第三大隊，廣東空軍則是第五大隊，原本的國家大隊就是第四大隊；第三和第五大隊由於難以融入國家大隊，自然就較不受重視。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當時的新機往往輪不到我們使用。這就像家裡有大兒子、小兒子，難免會有這樣的情況，也不能怪罪誰，就只能苦笑吧。
早期政府買了一批俄國人改良的I─15和I─16，I─15加大了馬力，I─16則起落架可以收起，另加裝兩門砲。在美國人加入之前，我們一直在用這種飛機打仗。到了租借法案實行以後，來了不少補給和新面孔，才改變了這種情況。不過當時有一些大隊的隊員，不怎麼適應美國主動進攻的作戰方式，主要是由於老一代飛行員過去習得的觀念根深蒂固，還無法輕易接受新的方法，不過年輕一代馬上便順利接納了，並從中學到了不少技巧，就像是利用天氣、時間、敵方弱點等所有能得到的情報來進行研判。在他們的觀念裡，打仗是一種藝術、是鬥智，不會是硬梆梆的標準流程，所以要思考在我方被破壞的同時，該如何去破壞敵方，不會老是挨打。
在用飛機打仗以前，我們有個同學閻雷，就非常喜歡研究空軍的武器。當時有個名叫唐乃淦的軍械教官，熱情地教他如何在空軍的補給庫裡去找到所需的材料，來製做一個可以從戰鬥機投下去的一把降落傘，傘底下是個定時的引信帶著一個小炸彈，投在日本飛機的飛行編隊裡頭，就可以炸掉它們。學校校長王叔銘因此批准他調到第四大隊去，他說：「你去報到時，不要和他講什麼，把東西帶過去給他看，他自然就會明白了。那 時並沒有電話，就連電報都得到成都才有。他於是被編到四大隊。沒想到接下來投擲這些炸彈的時候，投得早了一點，所有的轟炸機都散了，[1]從那時起就沒有再發生過轟炸。我那時還沒結婚，但未來的太太每天都在躲防空洞，面對這樣的發展，自然十分高興，認為自己終於安全了。
到了民國29年的9月13日，在四川璧山，四大隊的飛機被不知名的敵機打下了不知多少架。當時委員長抽不開身，於是讓一名劉姓的副大隊長來收拾局面。他看到當時慘烈的情況，回來以後跟他部隊的孩子在一塊哀號：「嗚～～委員長要叫我們死，我們不想在這裡死！」
兩支哀兵
民國30年3月14日，五大隊調來領隊執行警戒任務。在這支隊伍裡有很多華僑，比如大隊長黃新瑞是華僑，副隊長岑澤鎏，然後隊長周靈虛，有很多成員都是美國訓練出來的。[2]當天我們三架飛機，在7,000米的空層，下面[3]打成什麼樣子我們沒有發現，下來一看，滿營地的棺材[4]，這次交戰又導致十分慘烈的犧牲。委員長知道以後更生氣了，覺得部隊才剛得到的新飛機，怎麼就被我們搞成了這個樣子。
兩個月後，五大隊（在損失全部飛機後）被取消了番號，[5]每名隊員都被要求掛上一個「恥」字臂章。我依此做了一首詩：「我吟歌兮君且聽，雲煙往事續無音，勇搏強敵百粵將，[6]一折天水化無名，我流淚兮君且聽，配恥字 貫我心，見于同袍欺哀兵，新進悄然輕步臨」。
打敗仗了，人人都覺得這個部隊倒楣，都沒人願意給個好臉色。被調動的人誠心祝禱不要調到我們部隊來；這是一支哀兵。和我們合作的部隊也很有意思，他們本來是駐紮在瓜達爾卡納爾島，跟日本人以P─40型飛機對戰的部隊。戰爭期間由於尼米茲海軍上將認為這種飛機不適合執行包圍任務，所以讓陸軍換上了遠程的P─38型機，原先駕駛P─40的飛行員就被編到中美混合團。士兵們於是搭船前往緬甸戰區，不料船隻在經過澳大利亞前往印度的路上，不幸遭日軍魚雷擊沉，死了不少人。所以他們抵達時，每個人都別著戰事中傷亡者得以獲得的紫心勳章（Purple Heart），原來他們也是一支哀兵。兩支哀兵，像是兩個家裡不重視的孩子，很快便打成一片，成了互相扶持的好兄弟。
![圖三 喬無遏將軍攝於大安新村[7]之自家門口。](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502-3.jpg)
與現在空戰不同的，是當時在接敵時，完全是靠目視與經驗判斷，而我個人算得上經驗豐富；五大隊擊落的第一架敵機便是我打下來的。受訓回來以後，由於美國人對職位高低並無顧忌，只要有人能用，便會給予那人機會，所以我還是中尉時，就接到了領航至江西遂川的任務。那一帶通通都是稻田，時不時可見到民工搭建的機堡、砲台，我們是為了打日本軍才到那裡的。
那時陳納德有名愛將在九江被擊落，我方廣播威脅說，要是那位飛行員遭到虐待的話，我們會去轟炸日軍駐地，結果日軍竟然回說：「你有種你就來」。不過這也不能說是日軍過於自大的表現，因為以彈藥數量來說，當時美國人還會顧慮浪費武器彈藥，但日軍從來沒有；他們的彈藥充裕，使用毫不設限，彷彿有打不完的子彈，接戰時的表現，可以用「奢侈」來形容，因為他們確實有這樣的自信。然而他們也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應對方式死板；面對突發狀況時，不太有應變的能力。
有一夜，日軍用一種叫莫洛托夫麵包籃的武器來破壞我們的飛機和戰備物資。那就是一個大炸彈殼子裡面裝很多小的炸彈，一投下來就能聽到殼子散掉，敲鐵一樣的聲音，然後便是小炸彈掉下來後放鞭炮般的聲音，也並不是太大聲，如此炸了一夜。
一直到黎明，太陽一照，我們才得以確定他們確切的位置。當我升空時，已經有一顆炸彈掉在機場，雖然我的飛機沒有被彈片擊中，但是產生的氣流一下就把我轟到離地很遠的地方。當時我急急忙忙的起飛，但其實那架飛機的安全帶是有問題的，只有下邊的安全帶能扣上，上邊的全部卡死，無法扣在一起，而且窗子也不能搖，本來這些問題在起飛前就該解決了，但如此倉促的情況下實在是無法顧及，我們就先起飛，然後各自為戰。
起飛以後，要接敵也不是什麼難事，因為我在敵機的後方，他看不見我，我卻可以持續的進行攻擊，攻擊導致的碎片從我頭上飛過。正以為一切都很好，卻聽見後方傳來敲洗臉盆般的聲音，轉頭一看，左邊的機翼已經中彈：你打人家，人家也打你。落地以後一看，發現機身中了十三顆子彈、三顆砲彈，萬幸自己沒有被打死；飛機外殼都已經凹陷進去了。
在那以後，我出任務的膽子便逐漸大了。老實說，在主動出擊時，對方是在防守的立場，我們能採取的行動就變得十分多元，可以提升高度或利用雲層去接近敵機，很有意思。等到第50次出任務的時候，甚至感覺自己已經十分了不起了，一個中尉，把所有尉官能有的勳章都拿遍了，好高興！
當然這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不過確實是因為有了這些經驗，我才得以率領一眾隊員，其實當時我只是個分隊長，只不過上面的隊長和副隊長都已經戰死了。整個聯隊幾乎都是中尉：不是中尉一級，就是我們這種中尉二級、中尉三級，但當時大隊長總是挑低級軍官來罵，所以每次發脾氣都發到我身上。
我們當時最驕傲的事，就是飛美國最新的、跟美軍一樣的飛機。美軍的新飛行員總是一批批的來，美國人不會讓他們在這裡一直飛到犧牲，而是在飛15次任務以後，便被調到其他地方，讓別人來飛，所以總是會需要讓老飛行員來教導新飛行員。我也不曉得他們是怎麼說我，有許多後來的新飛行員都願意跟著我飛，可能是有些人回去了，就跟要過來的人說：「你們要去跟這小子飛，不然會有問題」。
You OK？
後來他們邀請我去出席美國國會圖書館在2009年10月辦的Unsung Heros紀念活動，其中有一部份便是表揚亞裔美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作的貢獻。其中包括菲律賓大撤退──也就是美國戰俘的Bataan Death March（死亡行軍），日軍強迫美國戰俘從巴丹島開始一直走，不給水不給食物，死好多人，是違反國際公法最嚴重的一項罪行。關於死亡行軍，他們找到了一個當時的菲律賓將軍。另外活動還表揚了美軍中日裔美國人的第二代（NISEI），因為美國人不信任他們，不敢把他們送到遠東，就把他們送到義大利等歐洲戰場，成了一支無人知曉的無名部隊。最後活動也專門表揚了飛虎隊（Flying Tiger）的陳瑞鈿。
陳瑞鈿來自奧勒岡州，當時一共有13個美國孩子來到中國，從中國飛行學校畢業後，先是加入廣東空軍，廣東空軍投降後又加入我們空軍第五聯隊。在那之後，由於陳瑞鈿在作戰中燒傷，被送到美國治療，復原後再回到中國飛駝峰空運，直到戰後退役，成了中國航空的飛行員。退休以後在郵局幫忙。這時碰巧遇到了眾議員吳鎮偉，吳鎮偉瞭解到他的這些事蹟以後大為感動，就在奧勒岡為他建了一個碑，而且準備了許多錢，要買一架P51送給他。他工作的這間郵局後來還被改名為陳瑞鈿郵局，用以紀念他，由於典禮時他已經不在了，接受表揚時是由外孫出席的。
我當初接下這任務時很慌，要讓我們中國人來講飛虎隊，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就找我的孫子，他是海軍陸戰隊員（Marine），在伊拉克服役了十個月，回北京以後變化很大，已經是個成人了。他答道：「爺爺，我給你個建議，你把你的軍服找出來，我也穿軍服陪你去」，我說：「你開玩笑，這衣服都不是重要事，是我要說什麼？」於是他就說：「你不要跟他們談陳納德，你來講美國兵跟中國兵怎麼維護飛機。」
這裡面確實有不少大家從未聽過的有趣故事，中國人和美國人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而且對維修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樣。美國人講究的是「換」，出了問題，直接換上一個新的；中國人則是講究「修」，會想辦法把出問題的零件維護到能夠使用。雙方話不投機難免會有些爭執，最開始詢問時，總是「“ You okay?”, “ Not okay.”」，雙方都不太認可對方的做法，於是又從頭開始，到後來的「“ You okay?”, “ Okay.”」，雙方終於得以合作，並接納了對方的維修習慣。在這段歷程裡，便有許多有趣，或感人的故事穿插其中。
注解
[1] （編注）日機原來編隊飛行，「都散了」在這裡指的應是炸彈爆炸後，日機四散潰逃。閻雷的發明會影響日軍對重慶的轟炸，主要是因為當時（1940年），中國空軍可用的飛機已經不多，日軍無所忌憚，晝夜派機入川轟炸。轟炸機群出動時，少則幾十架，多則百餘架編隊飛行。對此，閻雷苦心鑽研，提出一種空軍反轟炸方案。當時科技落後，條件十分困難。閻雷和兵工廠技術人員和工人師傅合作，研製的「神器」即在小型炸彈上安裝定時引爆裝置，繫在小降落傘上，按次序排列，懸掛在驅逐機機翼下。驅逐機升空後，從敵機群射程以外的前上方占位，迎頭投彈攻擊。由於降落傘的排列順序不同，降落的時間不一，加之不同的定時引爆時間，便可以在敵機群前方構成一個立體爆炸火網。
1940年8月20日，日軍出動二十多個九機編隊抵達重慶上空。21隊隊長柳哲生帶領五架飛機、掛上空爆小炸彈，立刻升空。他們爬高到敵機群上方1000公尺時，五架飛機立即編成“V”字隊形，向敵機群俯衝，到距敵機大編隊200公尺上空時投彈。炸彈在敵機上空全數爆炸。頓時煙霧瀰漫，爆炸的氣浪猛烈衝擊機群，敵機立即逃竄。
這次反轟炸由於提前投彈的數量稍大，敵機尚未完全進入殺傷威力圈時炸彈就炸開，因此並沒有收到預期效果，但是敵機從此也不再使用上百架的大編隊轟炸重慶。（資料來源，中國飛虎研究協會，https://www.flyingtiger-cacw.com/）
[2] （編注）當時喬無遏仍屬第三大隊，但第三與第五大隊都駐防於雙流基地，也經常聯合執行成都地區的空中警戒任務。1941年3月14日，兩個大隊共31架戰鬥機升空迎戰 12架日本海軍第12航空隊的「零式」戰鬥機。面對性能更勝一籌的敵機，國軍的飛行編隊很快被衝散。
第三大隊包括喬無遏在內的11名飛行員原本負責執行低空巡邏任務。只是他們還來不及反應，負責高空與中空巡邏的黃新瑞大隊長與岑澤鎏副大隊長已經分別率領自己的編隊與「零式」戰鬥機開戰。見到這個情況，第三大隊長周靈虚立刻率隊爬高前往支援。
包括喬無遏在內的小編隊本來在編隊外警戒，因為座機沒有無線電裝備而和大機群失去聯系，只能升到7500尺高空搜索主編隊行蹤，但此時兩個大隊的14架戰鬥機，也就是近一半的兵力，已經在7000尺高空中被摧毀。喬無遏等三人的 小編隊直到飛機燃料快用完才返回成都。由於地面警報尚未解除，他們改降邛崍機場加油待命。等回航雙流基地時，迎接他們的是10具棺木。包括黃新瑞、岑澤鎏、周靈虚等三位隊長共10人陣亡，生還的僅有四人。（資料來源，中國飛虎研究協會，https://www.flyingtiger-cacw.com/）
[3] （編注）約三千餘米。
[4] （編注）八名飛行員陣亡，包括大隊長及副大隊長（https://flyingtiger-cacw.com/detail2.php?L=0&MID=12&SUB1ID=83&SUB2ID=489）
[5] （編注）1941年5月26日，預定疏散到西北的第五大隊I-153機群，中途遭遇日軍零式戰機，為躲避敵方襲擊耗盡油料，迫降在天水機場加油，卻在此時遭到日機攻擊，損失了全部飛機。（資料來源：IDF經國號防空與軍事新聞，https://www.airdefensenews.com/post/%E5%A4%A9%E6%B0%B4%E7%A9%BA%E6%88%B080%E9%80%B1%E5%B9%B4-%E6%8A%97%E6%88%B0%E7%A9%BA%E8%BB%8D%E7%AC%AC%E4%BA%94%E5%A4%A7%E9%9A%8A%E6%9C%80%E9%BB%91%E6%9A%97%E7%9A%84%E4%B8%80%E5%A4%A9）
[6] 五大隊原是廣東軍所建立，後歸順中央。
[7] 大安新村現在是台北福華飯店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