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勤口述，孫曼蘋、吳昱佑採訪，吳昱佑整理、編版
圖／何勤提供
媳婦仔[1]生活的主軸
昭和四年（1929），我出生在樹林（今新北市樹林區），一個以編織草蓆為業的家。父母親會在家中，將一片片的藺草、竹片加工後編織為蓆，再由父親騎著腳踏車外出售賣。認真說起來，原生家庭的經濟條件並不算特別窮苦，之所以會被送做童養媳，[2]其實是當時人們的觀念和習俗所致。那時候的人認為，女兒終究要出嫁，成為另一個家族的媳婦，只有兒子會永遠是家族成員。因此，總會將自己的女兒送出，卻又同時招他人家的女兒為童養媳。
養父母家是土城（今新北市土城區）當地不小的地主，擁有一甲的稻田、三甲的山坡地，原生父母認為這是再好不過的夫家了。如此一來，與其待到女兒成年再出嫁，還要準備貴重的嫁妝，倒不如讓女兒從小就到他家做童養媳，較為划算。現在想一想，當時的人實在是太會算計了！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原生父母對女兒漠不關心，通常在送出女兒時，總是會和養父母家提出若干條件。我爸媽的條件就是要讓我受教育，所以養父母有送我到公學校[3]完成基本學業。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將來會被送走當童養媳，因為看到一個大我兩歲的姐姐，在我小時候她就被送出去了。八歲那年，我從樹林的原生家庭來到了土城的養父母家，因為為爸媽曾說，姐姐也是被送往土城，剛到土城的時候，就因找不到姐姐而嚎啕大哭！還好，一般童養媳都有機會與原生家庭家人保持聯繫。我們每三年，可以回到原生家中一次，每次都是兩天兩夜，在那個時候，我會和同為童養媳的姐姐見面聊天，姐妹感情更好。
童養媳生活的主軸就是勞動，對養父母家而言，招童養媳除了是作為未來的媳婦，更多的原因便是要增加家中勞動人口。我的養家務農，家裡總是有忙不完的農活，像是上山採茶、挖竹筍，下田犁地、翻土，再到照顧牛隻，我樣樣精通。
放牛幾乎是每天必做的功課。清晨六點不到，便在嫂嫂的吆喝聲中起床，她會拉扯被褥毫不給你賴床機會，早早用過早餐後，就得牽著牛隻上山，帶牠到家𥚃所屬的山坡上吃草，直至過了中午才可下山回家。相較於放牛，採茶、挖竹筍是更有挑戰性的工作。茶葉收成的時候，必須跟隨採茶工們進入位於山坡上的茶園，一方面隨之勞動，另一方面也替養父母們監督茶工們進度。山坡上除了茶園，還有竹林。竹筍的採收不但是體力活、更是技術活，不過對自幼便曾隨著大人上山挖筍的我而言，也不是多困難的事。提到最難忘的農活，就不能不提農田整地，當時耕地都是以牛犁田，但為了避免方向歪掉，需要先用人力將鐵犁調整到對的方向。不過鐵犁相當沉重，一個人是舉不起來的，往往得要多人一起合作，但如果出力不均勻或溝通失當，雙腳、雙手就很可能會被鐵犁刮傷。
嫁給誰？
童養媳除了能為養家增加勞動力外，另一個重要的身份，便是「未來的媳婦」，因此我們早早的知道了自己的「婚配對象」。由於年紀幼小，對於男女情愛之事並不了解，與所謂「未來丈夫」的相處模式，其實更像是大家庭中兄弟姐妹，彼此是否熟稔全看緣分。我跟那位「未來丈夫」，都是我過我的、他玩他的，雙方就是不大熟。學校裡，同學們也都會知道，誰是誰的「丈夫」、「妻子」；因為我的婚配對象大我一屆，所以上學的時候，就不太會被同學們討論。
長大以後，由於對方染上賭博惡習，我倆也互不認為彼此相配，所以最後我並沒有嫁給他。這在當時也不是什麼怪事，就我自己的觀察，周遭童養媳最終成功婚配的，不過二、三成。養父母家當然不肯輕易放手，我在原生父母的陪伴下，和他們談分手，最終養父母迫於現實而答應了。我仍很感念他們，後來雙方還有繼續保持聯絡，我也算多了一對雙親。
條件：讀公學校[4]
八歲，就是剛到土城的那一年，養父母便送我到學校就學。學校裡教授的科目有日語、數學、歷史、體育等；日語課教了平假名、片假名與若干漢字；數學課講了基本的算術和進位；歷史課是日本史，講些推古天皇、聖德太子等故事；體育課都在跑步，沒什麼球類運動，當時也沒有所謂「運動服」，大家通常直接穿著制服運動。此外，學校裡面還會教導許許多多的規矩，像是見到師長、警察需要鞠躬行禮等。
學校裡的先生[5]們是日籍、台籍都有，同學們則都是台籍，因為日本人都住在城市裡，像我們這樣的偏僻郊區，只有公學校而沒有小學校。[6]有些同學特別淘氣，不但頑皮搗蛋甚至有些不服管教，印象中都是男同學較多。有一次，一位日籍的年輕女老師，被班上的同學氣得受不了，跑到學校外面的山坡上，當時土城的山多是墳區，那名老師就一個人蹲在墳墓旁哭泣，想來也十分令人心疼。不過因為當時實施男女分班，所以具體發生了什麼事，那些男同學怎麼把老師氣成那樣子，我就不知道了。
其實女同學們也不遑多讓，一次從頂埔分教場[7]來了一批轉學生，那批轉校生中一位成績優異的同學，就和班上原先的第一名開始激烈競爭，最後彼此勾心鬥角。後來，竟出現誣蔑對方是老師的小三，才能保持優秀成績，老師知道這件事情後，就把亂傳謠言的一群女學生聚集起來，要她們倆倆一對，互搧耳光作為懲罰。先生以日文怒斥道：「要你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確令人難以忘懷，我至今已年過90，想起來仍是記憶猶新。這是記憶裡，看過日本老師最兇的一次了！
當時學校也有畢業旅行，不過需要另外繳費，養父母認為兒子有去，媳婦仔就也得讓她去。旅行是坐火車到台中、高雄兩個城市遊玩，具體去了哪些地方已不大記得了，比較有印象的是台中公園內的湖心亭與高雄火車站。那時候，第二代的高雄火車站才剛啟用，所以留下特別深的印象。在火車上，我們最常吃的食物是香蕉，記得有一位同學，在車上狂吃香蕉，結果後來一路拉肚子。
戰時藏米
在公學校裡的最後幾年，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況益發劇烈，學校裡也開始進行防空教育，也從中了解到，和日本交好的是德國與義大利，其他國家都有可能攻擊我們。學校裡教導如何認識敵機彩繪，還講述了美軍B-17、寇蒂(Curtiss)P-36等機種型態，以便讓同學們在有飛機臨空時，可以快速辨別。同時，也學習到一些基礎的防空概念。
公學校畢業以後，就沒有再繼續升學，我回到家中協助農活，工作量也較學生時期增加很多了。
在家裡，除了農務活外我又多了一份工作，那便是挖防空洞與藏米。我們和大人們一起在房子附近挖小型防空洞。另外，隨著戰時對糧食的配給政策，所有的米榖都需上交給政府，再由政府依其規定進行配給。由於養家是產米的農家，警察會來巡查，我們會在分離稻米和稻殼時，把米藏在掉下去的稻殼下面，假裝產量很少，這樣一來就可以減少需要上繳的米穀。事實上，警察們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不多麼嚴格。
戰爭中我記憶最深刻的，其實是日本人的疏散。日本人都住在城區，所以生活中除了學校裡的先生和警察，我們很難見到日本人。但到了戰時，土城作為台北市區的防空疏散地，因此有大量的日本人來到這裡。不過，他們是在山坡上，建立了許多臨時生活據點，也很少與我們當地人有互動。由於當時收音機並非十分普及，戰爭結束的消息，我是透過聽人轉述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炸彈、天皇宣布投降等消息方才知曉。不過對我而言，日子的變化不大，影響更大的是我即將成年要到城市裡闖蕩了。
闖蕩台北
離開土城的養父母家後，開始要負擔自己的生計，當時樹林有一大批人都到台北謀生，我便趕上這股潮流，雖聽到有人議論我說：「這個人不行啦，她連國語都不會講」，但我還是成功應徵到一份建築水泥工的工作。
當時主要的工作地點是在台北後火車站，不過也並不限於該地，而是整個台北都跑透透了。最有印象的兩個工程，是總統府修繕與木柵仙宮廟[8]整建。總統府在戰爭末期的台北大空襲中，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戰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對其進行修復，而我就是其中一員。不過，因為當時僅作為一名水泥工，只有注意自己的負責範圍，又或許因為進去工地的時候，大工程都已接近尾聲，所以記憶裡的總統府全貌，與今日大致相同，不像歷史照片裡空襲剛結束時的那般恐怖樣子。仙宮廟工程本身並不特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山腳下有一大群乞丐，他們衣著襤褸看起來非常可憐，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景象，也許是戰後初期經濟蕭條、百廢待舉的關係吧。
在擔任水泥工的期間，我知道了有一群朋友在學習服裝縫紉，於是我利用晚上的空餘時間，到縫紉場找老師學習。這對日後到泰山（今新北市泰山區）生活頗有幫助，因為那邊有一個空軍飛彈指揮部，[9]許多國軍弟兄有將衣褲改短、改緊等需求，而當時學的技能也就派上用場了。至於這期間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並沒有什麼影響到我，僅有聽家人和周遭的人談論台北發生的事情，以及聽說誰被抓走而已。不過，就自己所見，只要維持自己的生活，乖乖奉公守法似乎不會怎麼受影響。
當時的擇偶標準很簡單，就是絕對不能沉溺於賭博，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後來在他人的引介下認識了我先生李有信先生，得知他擔任政府公務員，覺得人很不錯便成婚了，後來他成為泰山鄉長。
結婚後我也有自己的事業，開始經營五金買賣，選擇五金的原因，是因為相較於雜貨店這類的生意，需要時時注意庫存品的有效期限，五金行經營沒有這種壓力。童年工作養成的「樣樣精通」和公學校𥚃學到的算術，讓我成年後有快速適應力與做生意所需的基本技能。不過面對新時代的考驗考驗，仍有許多不足，於是我決定到國中開設的補習學校學習國語、英語等過去不曾學過的科目，也獲得了國中的同等學歷，這對我非常有幫助。印象中有一次到美國探親，由於外出迷路，所幸記得飯店的名字，便用簡單構句向路人詢問，才找得到回來，否則便會流落街頭成為「美國阿嬤」了！
近年來我持續學習，參與行天宮圖書館等機構辦理的課程，學中國古典詩詞、書法、中西方繪畫等。這些課程通常每一學期大約半年左右的時間，雖然時間不長卻收穫滿滿。除了學到不少東西，還交到很多朋友，年輕同學都叫我「何姐」或「秀蘭姐」（秀蘭是嫁到夫家後，由於本名與夫家長輩撞名而另取的別名），書畫老師更成為我的乾兒子，與我不時用Line聯繫。
注解
[1] （編注）媳婦仔（臺羅拼音：sin-pū-á），閩南語童養媳的意思。
[2] （編注）更多童養媳故事：〈爸爸的日本歌和媽媽的1.25元身價〉。
[3] （編注）應為「國民學校」，依據《臺灣教育令》等日治時期之規範，1941年以降所有的「小學校」、「公學校」接改制為「國民學校」，傳主所就讀之土城國民學校（今新北市土城國小）更於1934年便已由公學校改制，但此處尊重傳主講述及記憶，保留「公學校」之用語。
[4] （編注）同上註。
[5] （編注）意指老師。日語中先生（せんせい，讀音：sensei）是對師長、醫師等人的稱呼。
[6] （編注）雖然依據《臺灣教育令》等日治時期之規範，1922年開始實行「日台共學」政策，不再強制將在台日人與台籍學生分開上課，然而實際上這種分別教學的情況仍普遍存在。傳主的記憶更反映即使至各小學校、公學校皆改制為「國民學校」後，分別教學現象與城鄉差異之間的關係。
[7] （編注）土城國民學校頂埔分教場，即今日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小。
[8] （編注）即文山區指南宮。
[9] （編注）即空軍飛彈指揮部所屬七九三旅六三一營一連，所位在的新北市泰山區「神箭營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