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無遏口述，楊辰泓整理、編版
圖／喬為智提供
「誰拿了喬無遏的東西？」
許多年後，軍史館長在我出事那天穿的飛行衣中，找出了三份被血滲透的信，第一封是廖廣甲 跟大隊長請假，說他準備要結婚會晚點回來，第二封信是張素延太太寫給他的，第三封是給我，讓我馬上到印度去接P51，因為飛行員從印度需要一站一站的飛回來，經過這些站時，守軍就要根據這封信來讓飛行員通行、補給和停留，包括洗衣等日常所需，都能在這些站點裡完成。
被打下來的這段經歷其實也很有意思，我很喜歡收集唱片，其他的隊員們也都喜歡，但我們一起去到國外時，他們會跑去做別的事、買別的東西，然後回國後每個人再都跑來跟我借唱片。聽到我被擊落以後，大家就地把我的那些唱片分一分，帶回自己住處去了。
當時的前線急救站只能夠處理傷勢較不嚴重的傷員。我到急救站不久，那位教士老先生就判定當地沒辦法治療我的傷口，於是詢問我的來處，然後幫我發了一份電報到基地，讓他們派車來接我。當時收到電報的是執行官姚先生，他一看到電報，就說：「他媽的，這小子21天沒有消息，來了個電報還他媽的是洋文的，你們大家聽著啊，你們哪個小子拿了喬無遏的東西，趕緊交給29隊特務長，說這小子沒有死！」
回去以後大家哭著歡迎我，很高興能再度看到我歸來，但是我被特務長帶回自己屋內以後，看到一大疊「故 空軍中尉 喬無遏遺物」，十分錯愕，同時也覺得很想笑：自己清點自己的遺物，這也算是一種很有意思的體驗吧。不過回到部隊以後，部隊的醫護所也一樣不能治我的傷，所以最後我還是被送到了後方的站醫院[1]，然後再轉到總醫院。
當時我表示希望能回到重慶接受治療，但是醫護人員卻將我送到了昆明，抵達時有個美國人來表示歡迎，並且說要將我送到印度的美軍醫院，因為在美軍醫院我可以受到更好的治療；中國雖然是五強之一，但當時的醫療水準仍落後美國人數十年之遠，以我的傷勢，在中國恐怕是無法得到妥善處理的。
聽了以上一番解釋，我就算再怎麼不悅，也沒有其他的選擇，不過對於在醫院裡受到的幫助，我仍然十分感激。有能力時我也會盡量去幫他們做點事，畢竟除了下顎之外，當時我也沒有其他比較嚴重的傷情。
齊副師長之死
1945年的 5 月 4 號，仰光當地報紙登出日本人撤退的新聞附有一張關於日本人已經離開的照片。[2]得到消息，附近基地的船隻全都開了過去，一共救出了80名英裔俘虜，後來大多回到印度，另外有將近70名美軍和國軍來到了142總醫院。當時醫生拜託我到特別開設的第10號病房幫忙翻譯，我聽到在那邊救治的都是中國人，自是十分樂意，同時也感覺到自己是非去不可的。
一到門口，我就聽到有人在大喊「卡爾根！」這是日本人的立正口令，那些軍人在聽到以後，全都反射性地站立起來了。有的人受了傷也只用香蕉葉裹著、有的人手斷了，卻沒能得到醫治，上臂直接穿出兩根白骨、有的人在頭轉過來以後，可以看見眼眶中空無一物，就只有一個空空的眼窩，看著這些人，很難不為他們感到難過、悽慘。
這時醫生走過來，請我幫忙登記這些傷兵的資料，我於是開始一個個詢問他們的姓名、年齡，以及單位。當時這些人顯然仍是心存畏戒，甚至會顯現恐懼的神情，不過登記到一半時，喊「卡爾根」的那人突然叫住我，他說他是22師的少尉，希望能夠一同加入照顧傷員的行列，問我是否同意，我自然是說好。另一個則人問我：「長官你住哪裡？」我說「你不用來找我，我會來看你。」在印度，因為太熱，而且當地也不會有颱風，所以建築物都很簡陋，但我住的鐵皮屋，為了防蚊還有紗帳。下午紀錄完傷患的資訊以後，我又叮囑那人不需要來找我才回到自己住所，結果晚上他還是找來了。
進門以後他直接跪下，哭著說：「副師長死了！副師長死了！[3]」我告訴他：「不要緊，你慢慢說」，然後他才解釋，他是新38師的上尉，在仰光時，由於英國部隊突然撤退回印度，他們很快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委員長的指示是讓他們也回到印度，但是從緬甸到印度需要走山路，並不是所有人的身體狀況都能完成這段行程，於是孫立人帶走了戰鬥部隊，讓傷兵先在野戰醫院接受救治。可是因為緬甸也即將淪陷，副師長就決定要編竹筏沿伊洛瓦底江支流順流而下，[4]與這些傷兵一同前往印度與孫立人會合。然而在路上，他們遭遇日軍掃射，幾乎全員陣亡，副師長也被俘虜。[5]
當時日本人有意招降，但副師長不從，於是日方就跟22師的士兵說，他們無法回國，全都是因為副師長不同意加入日軍；只要副師長答應，他反映一下，這些士兵就全都能回去了，於是有些士兵就開始憤恨副師長。5月1號，日本人就找了集中營中的士兵來砍殺副師長，他在苦苦支撐三日以後，還是斷氣了。
日軍走後，他們找來木頭，幫副師長刻了一個神主牌，押著當時對他下手的士兵過來磕頭。對於中國士兵，尤其是對北方人而言，指揮官就像自己親人一般重要，對做出這般惡事的人，自然會感到十分憤慨，這就是這批士兵在出來後，所想處理的最大問題。
他們當時還有另一個也挺嚴重的問題，就是到了印度以後，生活費用要怎麼籌措。幸好我在剛到印度時，參謀長毛瀛初曾給過我200塊美金，因為他也不知道在美軍醫院看病究竟有那些費用會需要自行負擔，沒想到醫療費用全部都不需要自己支付，我一分錢沒花，這時正好可以交給他們，讓他們購買所需的物資。
這時被俘虜的美軍已經換上新的軍服、恢復精神，前來探望中國士兵了。他們被關了這麼多年，日本人對美國俘虜比對中國俘虜還壞，在美國人沒飯吃時，中國士兵不時會把自己的伙食，分出一部分，用樹葉包好，偷偷丟到美國人居住的區域，他們很是感激。過來以後看到中國士兵仍是這副模樣，都感到十分擔心，就又拜託我進城去找訓練新軍的負責人商量，結果根本沒人願意和我談論這些。
權充軍法官
出了漢奸這麼丟臉的事，當然也是不方便去找美方的長官處理的，所以我又硬著頭皮去找了大使，大使館認為這是軍事問題，不歸大使館負責。於是我又去找了空軍的指揮官，他們決定讓我執行軍法審判。邱副官問我是否有能穿的軍服，但我才剛被送到醫院，自然是沒有軍服的，於是邱副官就幫我訂製了我的第一套呢子[6]軍裝，接下來就聽到孫立人將軍即將回來的消息。
孫立人將軍在接受印度總督的表揚以後，車隊也到了醫院。孫將軍一進入病房，就被中國士兵們包圍。聽到關於齊副師長的噩耗，他當場忍不住落淚。醫院沒有小毛巾；他們還給孫立人找來一條大浴巾來擦眼淚。然後我們談到了那名犯人的安置問題。因為醫院沒有圍牆，我們都擔心他會逃出去，於是院長就找來不少憲兵圍住醫院，這事情做得十分明顯，以至於周圍的老百姓們都知道了這件事。
接下來就完全像是電影裡的情節，在判決宣判過後，犯人馬上被憲兵五花大綁，在被押送時他還大喊、大罵，一路不時口出狂言，直到被押送到昆明執行槍決為止。這對我而言也算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因為這種擔任軍法官的任務，一般而言是輪不到中尉執行的，不過當時實在沒有其他更適合的人選了。
朱傑的浴火重生
關於醫院，另外還有件不得不說的事，我那時有個很好的下屬。29隊分到人的優先次序很後面，飛行員從美國回來，大都被送到警部隊去，當時我們好不容易才盼來四個人：朱傑、潘超文、唐昭文、朱松根，最後還有段有理，真的好高興。
朱傑是印尼華僑，長得高高大大，非常體面，不過才來這裡，馬上遭遇了極為嚴重的事故。他剛起飛就遇上飛機引擎熄火，又因為才剛來，不熟悉飛機的操作，沒能及時拋離油箱，所以墜落後飛機立刻燒了起來。我們老遠看到他從飛機裡爬出來以後，車子馬上就開過去準備送他到急救站，結果卻因為醫療物資不足，救治不及[7]，第二天傷勢進一步惡化，急救站就跳過站醫院，把他直接送到總醫院去了。
朱傑比我早大約半個月被送到總醫院，那時他的臉皮都燒光了，也合不上眼，看到他面目全非的樣子，就能想見他受的罪有多大，但他仍是非常堅強。而他就讀雲南大學的女朋友仍是不離不棄，這多少起到了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效果。據說他和這位女朋友曾經並沒有太大的感情，但經過這件事以後，自然就改變了。
後來朱傑臉部的皮膚有的長回來，也有的變了形態。那時皮膚移植技術仍不成熟，只能以不成熟的技術進行多次手術，包括眉毛的毛腺，都是用後腦勺頭髮的部分慢慢移植的。戰後他跟那位女朋友結婚，生了四個小孩。國家也還算對得住他，把他送到民航單位進行適當的補償。
他一直很懷念我們。我們的孩子還在讀小學時，朱伯伯總是會在周末突然開著車出現，在媽媽要孩子們讀書時跑過來說：「來走走走走走走，來去吃宵夜了」。所以每個小孩都很歡迎他，每到星期六，幾個小孩在家裡都會念說，「朱伯伯怎麼還沒來？」他們每次看到朱傑都高興得不得了。
後記
文／喬為智
吳宇森團隊這次採訪之後，父親受邀出席湖南芷江抗戰飛虎紀念館，陳納德雕像的揭幕儀式。我們自付旅費，由臺北飛上海，再轉機飛湖南懷化。第二天由地方政要陪同，直奔當年中美混合團飛虎隊駐紥的老芷江機場。
老機場周遭的山丘，停機坪的大片草皮，依然如故；當年的跑道已不復見，雖然少了當年和父親一同出生入死的同袍，我們卻仍然能夠感受到那群年輕人的勇氣與豁達、壯烈的情懷。一行人到達的時候，老芷江機場正在拍攝某部「抗日神劇」，不少民衆圍觀拍戲。拍攝單位原本不容許我們進入，經過地方領導協調，對方才同意放行。
大家走進老芷江機場，父親在草地上走了一段路，突然間跪下來，手指來回輕拂著小草，接著他捧起一把泥土，湊到鼻尖，眼眶開始泛淚。這時一旁圍觀的民衆知道是位抗日老英雄重回戰地，一擁而上；但目睹這一幕，群眾也靜穆下來，許多人一旁陪著垂淚。
![圖八 作者、父親喬無遏和當年戰友Harold Javitt一家祖孫三代在老芷江機場見面，大家「抱了又抱，照了又照」。「誠如這些老鬥士經常說的：『我們都是死過好幾回的……』；「他們早就置生死於度外，但卻都承受不了每次老戰友見面，人數愈來愈少的事實。」[8]](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504-8.jpg)
「我是中華民國空軍喬無遏….」。
〔全文完〕
注解
[1] （編注）當時的戰地醫療體系分成不同層級，以紅十字會為例，「急救站」和「總醫院」之間，還有四個層級的衛生救護單位，站醫院是其中之一；見本平台「抗戰期間傷兵的希望」。
[2] （編注）1945年5月4日，美軍星條日報 （” Star And Stripes” India Edition） 首頁刊出一張仰光日軍戰俘營的空照，其中一幢屋頂上有白色字跡 ： “JAPS GONE”。（來源： https://flyingtiger-cacw.com/detail2.php?L=0&MID=12&SUB1ID=82&SUB2ID=416）
[3] （編注）這裡指的副師長是齊學啟將軍 ，時任新38師副師長，師長為孫立人將軍，兩人也是清華大學同學，參見喬為智〈舊羽殘簡(五) 紀念抗日先烈齊學啟將軍〉】及 本平台「我的二公公孫立人將軍」。
[4]（編注）此江疑為欽敦江，欽敦江在緬甸西北方離印度邊境不遠處，也流經齊學啟被捕的荷馬林，怒江／薩爾溫江順著泰緬邊界而下，最後在緬甸境內出海，恰好在印緬邊界的另一端，所以沿怒江而下並不會到印度。
[5] 齊副師長身中七槍未死，掉落江中，因衣袖被江裡樹枝纏住而被日軍俘虜，參見注三，舊羽殘簡（五）。
[6] （編注）「呢子」泛指羊毛或兔毛、駝毛和滌綸與腈綸等材料混紡的布料。
[7] （編注）根據朱傑家屬的瞭解，傷後救治不及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機不斷襲擊芷江，在燈火管制中醫生無法給予適當治療
[8]參見喬為智〈舊羽殘簡(八) 重回芷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