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國喜口述，孫曼蘋、郭以涵採訪及整理，郭以涵、羅國蓮編版
圖／孫國喜提供，孫曼蘋、郭以涵攝影
我叫孫國喜，民國9年8月10號出生，生在湖北武漢市漢陽縣的蕭家灣，距離縣城60里。有一部京戲叫「蕭恩打魚殺家」，講的就是我們漢陽縣蕭家灣的這個漁村。
我出世後，就沒見過母親，只知道她去世了。我父親沉迷於抽大煙（編注：即鴉片），我從小跟著爺爺長大。我的爺爺是駕船的，以前交通不便，路上沒什麼車子，就靠我爺爺這樣的船，每天從武漢到我們鄉下，運載著東西來回跑。
我小時候也沒讀書。窮人家讀不起，鄉下也沒有學校，要到縣城才有學校。
民國20年漲大水，[1]我們南方幾個省，包括湖北、江西、江蘇、浙江、安徽、河南，這一帶水漲起來。一片烏泱泱地淹了三個多月，小孩子都沒有辦法走。有一次，我不小心掉進水溝，幸好爺爺把我救起來，活到了現在。
以前的老人，一到了五、六十歲，就把棺材都做好了。我爺爺做了棺材，臨死前卻被我父親偷賣掉了，因為他要錢去抽大煙。我爺爺一死，我父親把船也賣了，繼續抽他的大煙，當時我11歲，三個姑姑都出嫁了，只跟著姑姑輪流住，他們環境都不大好，我跟大姑住的比較多。
第二次才當成兵
家裡唯一的生財工具被賣掉後，我姑姑也沒有辦法了，剛好她有一個堂兄弟在武漢做皮行（編注：即皮革廠），就把我送去做徒弟。皮行老闆叫我們幾個徒弟拉羊皮、拉牛皮，但我們十多個人拉一張皮，個子太小、根本拉不動，我的手都拉壞了！乾脆出去當兵，是這樣跑出來的。
那時候抗戰，湖北武漢湘軍在招兵，晚上他們大聲宣傳說：「日本鬼子欺負我們中國哪，不分老幼、不分男女，要救國家。」年輕人嘛，就叫我們去當兵，我們三十多個人跑去報到了，我心想，反正皮我也拉不動，手也拉壞了，不如去當兵，我就去了。我在皮行只有幾個月，戰爭就發生，那年9月我就跑出來了。
我離開皮行沒多久，老闆來我的單位找到我，說他跟我家人沒辦法交代呀。他給了我長官三個袁大頭，又把我帶回店裡。隔天我又趁機跑出來了，直奔軍營。那年我剛滿17歲，在73軍15師45旅89團215連，開始當兵抗戰。
我跑回來三天後，（部隊）用火車載去湖南長沙、接受新兵訓練三個月後，我們被送去江西景德鎮，之後越過省界到安徽省，爬山、過江到安徽合肥。到了合肥，部隊接到命令，準備去攻南京。
當時日本人打南京，南京被攻破後，他們進城大肆殺戮（編注：即南京保衛戰）。當時唐生智的部隊退下來，我們支援不上，只好退到安徽、再從安徽退到江西九江，最後退到廬山，遇上鬼子，花了三個月，抵抗了幾回合，之後退到湖北黃梅、九江等地。
那時候我們只有步槍、手榴彈、馬刀、刺刀這些輕兵器，高階武器就是迫擊砲，而日本人有的是飛機、坦克和大砲，所以我們打不贏。那三個月打死了很多人，連連長都陣亡了。我們抵抗不住鬼子，退到湖北的黃梅。
從九江過長江到對岸的黃梅，這一段最辛苦了。我們想要過長江，江面上沒有半艘船，日本人持續朝我們逼近。最後實在沒辦法，找不到船只好打，打一回合之後再去找小船，順便拿一點老百姓的吃食。那時候部隊裡也沒什麼吃的，都吃乾糧，水直接喝湖裡面的水。因為老百姓早就跑光了，所以我們只能走到哪裡，有什麼就拿什麼。最後有人找到幾艘破船，只能船併船、船併船的過江，花了十多天，我們放棄大砲，背著鹽和槍坐船，放馬游水，這才過江到了湖北。
在九江的時候我在一個糖果店裡，拿了整罐糖果。過江時不小心，弄得渾身都是糖，到岸後部隊喊原地休息，一休息，哎呀，黃螞蟻把我渾身都咬爛了，接著幾天身上長瘡；苦啊，抓槍都抓不動，又沒有藥。我只好忍著痛，到處問人有沒有草藥，拿來洗一洗，再跟著部隊繼續走。
我們從九江退到武漢、從武漢又退到湖南的瀏陽、醴陵，接著退到江西銅鼓、從銅鼓再退到湖北咸寧，去守汀泗橋。
誰說埋炸藥容易？
民國26年，日本攻陷南京。但早在南京淪陷前，日本的軍艦已經進入長江流域，他們想要趁勝追擊遷到後方的新首都重慶，遂沿長江走武漢、到宜昌，結果在三峽那裡，攻不上去了，兩邊山上都是我們的部隊，日本軍隊只好退回武漢，回頭來打長沙（編注：即第一次長沙戰役，民國28年9-10月）。
打長沙要經過湖北的汀泗橋，部隊就守在洞庭湖湖邊的汀泗橋，埋炸藥，炸日本人的火車，把橋也炸了。我們潛伏到水道裡，往牆面打炸藥。其實炸橋很危險，上面有飛機，下面有兵艦；我蹲在水裡，身上都是濕的，風一吹凍得死人啊。
守了幾天，日本人的火車開過來的時候，我們引爆炸藥，把日本一個師團的火車炸到了洞庭湖裡。之後日軍報復，把附近老百姓的房子燒了，說老百姓沒有跟他們報告。
民國28年，我們連長在江西江公都（廬山）被日本人打死了。那時候我已經被砲彈炸傷，還把連長的遺體從山上拖下來，我實在揹不動，只好苦撐著把他拖下來。營長看到我說：「這個小鬼不錯，可以培養。」叫我去當班長；我的腿被炸傷了，就被擔架兵抬到70軍19師的傷兵站，接著在野戰醫院[2]住了差不多一個多月。那時候哪裡有什麼醫院啊，就睡在地上，哪裡流血擦一擦，也沒有紗布。（我養傷）一個月就是單純休息，讓身體自己恢復。有的人沒死，但死的人就多了去啦，遍地都是屍體。
民國30年以後，我們部隊退到福建建陽、建甌到南平，到福建的南平以後，日本攻不進來。那個時候的南平地方小，又是個山城，浙江、江西的老百姓都逃難到那裡去，馬路上全都是人，寸步難行。我們最後走去江西的銅鼓，從山區打出來，把日本兵趕走。
短暫的安穩
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在浙江麗水，還在跟日本人打。一天，忽然聽到老百姓在街上放鞭炮，我們連長說，派個人到街上打聽打聽，結果聽到日本投降，回來大家一片歡呼，把槍放了。那時候是民國34年8月，街上到處放鞭炮，我們還在前方打仗。
勝利後政府整編部隊、大量裁軍，共產黨慢慢起來了。抽出來的、抓出來的兵他可以回家，志願從軍、窮人家跑出來當兵的，慢慢當了部隊小幹部，部隊整編要你回家，沒有錢，回家吃什麼？靠誰養？共產黨趁機喊出「老蔣不要老毛要」，國民黨部隊不是共產黨打垮的，是國民黨打國民黨打垮的。
當時軍隊薪餉低，二等兵3塊2毛，一等兵4塊5毛，三等兵5塊，一個准尉特務長、准尉排長月薪24塊，少尉30塊，中尉40塊，連長50塊，營長80塊，團長120塊，再高級的我就不知道了。當時，一頓普通麵3塊2毛，好一點的麵4塊5毛，上等麵5塊。
我的部隊也開始整編，我被分配到福建70軍幹部訓練班受訓，受訓了三個月後，調到上海當排長。之後一年，我在上海江灣的國防醫學院學生總隊當警衛排長；在這之前，我在浙江結了婚，婚後住上海，那段時間（日子）過得最好了。
民國35年3月，共軍又在東北和國軍打了起來。國防醫學院撤往台灣，我們只好回部隊（南京），那時候我女兒才三個月大，我就跟著部隊去徐州打仗，與妻小分開後從此就沒再見過面。
到南京歸隊後，部隊准我一個禮拜的假，我就帶了三十多塊錢回老家。回家後發現姑姑死了、父親死了，哥哥也被日本人打死了，只剩我三姑，也是我最小的姑姑，當時她50多歲。我在三姑武漢的家住了五天就回部隊了，沒有回到老家。
我從家裡走路到南京，再轉水路。在請假的第六天到了南京，由下關到浦口後等了一天，才等到有船渡江，才回到部隊。整個部隊等了36天，才等上級的命令，要我們從南京出發攻打徐州。打徐州三個月，沒房子住、也沒有東西吃，結果司令投降了、副司令跑了，部隊也投降了，最後整支部隊都被共產黨俘虜。
三個月的俘虜生涯
當俘虜的三個月裡，我們就幹兩件事：一是接受教育，改造腦筋；二是跟國民黨打。我們跟日本人打要拼命，你不打，他要殺掉（你）；跟共產黨打，打不打無所謂呀，他也不會殺我們呀，老實講，共產黨殺國民黨的很少。和國民黨打，不會死人的，因為他們對我們手下留情，他們不殺我們，我們也不殺他們。
三個月後的某天，有人來給我們每個人發20塊人民幣[3]，說：「你們願意回家的，回家；願意參加部隊的，參加部隊。你願意回國民黨部隊，你就回去吧！」我準備歸隊，所以我又再從徐州坐火車到下關，等船過江。
等了十多天後，終於有船能過江了，回到南京部隊，我當國防醫學院學生總隊。當時南京鬧風潮，老蔣下台，李宗仁代裡總統，學生鬧風潮：「打倒李宗仁！打倒國民政府！」接著中央下命令，要我們收營總隊，還有傷兵醫院出來的兵去對抗學生。
學潮平息下來以後，上頭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三個月糧餉、大概十多塊錢，一套衣裳、一條毯子，告訴我們有三個編練司令（編注：皆屬於白崇禧的軍系）：沈發藻、胡璉和李彌，沈發藻到江西，胡璉到福建，李彌到雲南，問我們要去哪裡。我想了一想，還是去江西比較好，以後要是遇到問題，回家至少比較近一點，沒想到從此之後回不到家了。
民國38年8月，我跟著沈發藻到江西贛州，到江西這段最苦了，下雪，在山上沒有住過房子，都是挖個山洞，蓋塊油布，就這樣過夜。白天就抬著輕兵器、大砲、軍餉等往廣東梅縣前進。
最黑暗的日子
後來部隊要翻過十萬大山到廣西，到這裡受的罪最多了，沒有吃的。我們在山上的時候，天氣已經開始轉涼了，後勤補給也沒跟上，吃的喝的都沒補給，就一直空消耗，到最後連吃的也沒有了，但是白天該抬的東西仍舊一樣多。當時在十萬大山裡有部隊、也有許多學生，好些都餓死了，有些女孩子哭爹喊娘：「爺爺啊！祖先呀！你帶我走啊！」
沒有辦法，哎呀，戰爭太苦了！哎呀，想起來，心裡很難過。
民國39年，我們出山之後，退到廣西東海島。因為在山裡面斷糧，太餓了，部隊一到東海島，就到處啃，我們把草都啃光了。我們在東海島上準備撤退到台灣，苦等登陸艇五天。
登陸艇一來，我們和劉仲荻的23軍的人馬立刻擠進小小的艇上，大夥只能一個挨著一個，縮著肩，雙手抱胸，只要一翻身便靠到別人肩上了，如此整整八天，船上都沒有吃的，船還進水，我們滿身都是海水。本來我們身上穿的是海南島飛機載下來的棉衣，結果海水一泡、棉衣吸水，皮膚馬上開始感覺到刺痛，到台灣的時候皮膚已經咬爛了。
這還不是最慘的。船上缺糧，加上身裹著溼棉衣，體溫逐漸流失，很多人都死了。好在我在上船前，在東海島上被派去刨地瓜。地瓜在軍營裡還沒蒸熟，接到命令說部隊要上船了，半熟地瓜馬上就被帶走。地瓜在船上泡到海水，鹹得發苦。我的連長還跟我討：「你還有沒有？給我吃一點。」苦到那個程度啊！我扛的地瓜，救了幾個人。
最後，船到了高雄碼頭，我們等了三天，經過保安司令部檢查，終於可以上岸了。結果到高雄後沒有碼頭，我們只好涉水上岸。那晚我們拉著繩子往前走，卻不斷有河水、海水往我們的腳下沖刷，我們只好一個拉著一個，有的人在中間被水流沖走了。我身上的東西，相片啊、衣服啊，什麼都丟了，唯有那包地瓜，我想說能救人，就緊緊的綁在身上，沒有丟。幸好到了晚上，高雄的老百姓給我們拿了點米來學校，給我們煮稀飯。
在高雄，部隊駐紮在高雄省立中學，訓練從大陸帶過來的新兵，慢慢定下來。後來我們轉到台南路州，再移防到嘉義、彰化田中糖廠、新竹，住在光復路的竹編營房，最後到基隆和平島駐守高射炮陣地和探照燈。
悲傷的日子
民國41年我假退伍，還保留八成薪。民國47年10月1號，國家要我真退伍，領了一萬一千多塊錢。退伍的時候，我是中尉。我的身分證上是民國2年出生，實際上我是民國9年生的，我想更正，大家、連副連長都不要我更正。他們說：「你年紀大了，你出局了，你不要當後備軍人了」。
退下來以後，我想成家，那時還不到40歲，年齡還不算大。我同學給我介紹了我太太，我拿了7,000塊錢在中壢買了個克難房子，3,000塊錢當聘金，剩下1,000塊錢用在紅包和喜餅，這一萬多塊錢就用光了。大家這個朋友丟一點現金、那個朋友丟一點金子補貼我，把錢湊齊了，我和我老婆巫立妹這才成了家，我們住在桃園中壢。
結婚後，我去菜市場賣菜養家。我老婆和我結婚三年，生了兩個小孩，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3歲，女兒只有9個月。我太太是客家人，她們喜歡看楊麗花的歌仔戲。
在美國總統甘迺迪被暗殺的那天早上（編注：民國52年11月22日），我家對面一些鄰居看到楊麗花來中壢中山堂演戲，就打算去看歌仔戲。我老婆本來在湖裡洗衣裳，聽到她們要去看戲，她問：「去哪裡看？」就回家拿了錢、抱著女兒、帶著兒子，跟她們去看戲了。
到了晚上，差不多10點鐘。有人把舞台的燈光效果看成火，因為三天以前，中壢的炮竹工廠才剛發生過爆炸，炸死了很多人。所以當有人喊：「中壢失火啦！失火啦！」觀眾就失控了，推擠著要跑出中山堂。我老婆那時候揹著我女兒，被絆倒還是被推倒，就直接被人家踩在地上，她們根本爬不起來，我女兒被踩死了，當時踩死十多個，踩傷70多個。我兒子不知道當時掉哪裡，有好心人把他抱到戲台底下放，後來有人認出這小孩是菜市場那個老孫的小孩，就把小孩抱出來，送回我家來。
我知道出事後，趕緊跑去救她們。中壢也沒有大醫院，我只能把她們送去小醫院——德興醫院。那天醫院的人很多，送到醫院的時候，我老婆直接去太平間了，我抱著我女兒排隊等著，那時候她還沒死，我們還沒等到營救，我女兒就在我手上涼了，我心裡就像刀割的痛。
那一天，我女兒和我老婆都死了，我們結婚四年多，女兒才3個月大，這是我一輩子最悲慘的時刻！
從此之後，我就獨自帶著我這個兒子，靠著賣菜、賣海鮮，慢慢地帶把他帶起來。有人要給我介紹（對象），我說我不要啦，養不活呀，連帶那個房子我也不要啦，換一個新的房子，就把這個房子賣了2萬2,000塊錢，後來也被別人騙光了。唉，現在想起來，人啊，不能太重感情！
兩岸探親開放後，我回大陸找過第一次結婚的太太，後來就聽說老婆娘家叫她帶著女兒改嫁了，我就沒有再找她。當年女兒出生才3個月我就去了南京回部隊，（不久部隊派往徐州打仗，）回來沒有經過上海，之後就聯絡不上了，那時她才二十一、二歲，她不改嫁怎麼辦？吃什麼？這怪不得人家。
有人問我說：「伯伯，您後不後悔當兵？」我說，我沒有後悔。她說：「為什麼沒有後悔？當兵這麼苦……」我說，苦也沒辦法，國家窮，家裡也窮。這是環境的關係，不是我一個人，每個人都是一樣，中國人都是一樣的啊！
唉！我們兵，悲慘啊！因為打仗，我走過江西、浙江、江蘇、安徽、福建、雲南、貴州（安順）、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有十多個省。走的太多（地方），哎呀，都是爬山爬嶺、窮鄉僻壤；有時晚上睡不著覺，就會想起來這些。
我20歲時如果沒有戰爭、沒去當兵，可能去當學徒，以後做個小生意，過一生，就像我退伍後去賣菜，也是做小生意。
我這一輩子最快樂的就是，我退伍下來，結婚了、兒子長大了，現在我一家八口三代人，有個孫女唸到碩士，兒孫都孝順。他們搬到桃園，我就待在中壢，大家朋友在一塊，一到（上午）8點鐘，大家來了，打點小麻將，到下午4、5點鐘，大家吃了、喝了、散了，各自回家，明天他們又來了。
就這樣過了十多年，以後他們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一個都看不到了。沒辦法，我孤家寡人在家裡坐著，一想起來就哭呀。後來我就住在桃園榮家，頭兩年還好，以後越來越壞，哎，這裡環境還可以，就是吃的不太好，有時候我就自己滷點菜加菜。
我住榮家12年了，都習慣了，每年過年，我回兒子家過年，孫子都叫我：「爺爺多住幾天啊，陪我們打麻將。」我不要，只要待幾天就夠了。
我這一生，沒什麼好，也沒什麼壞，糊裡糊塗過了一輩子。老實講，憑良心講，我當兵也沒受什麼苦，長官都對我很好。
我出來當兵的第一個連長是韓國人金弘壹，他早期加入國民革命軍，曾是黃埔軍校兵器教官，1951年退役後，就當了韓國駐華大使，那時中韓還沒斷交。我退伍後，在民國43年時我去台北看過他，他叫我不要走了、就留在他那兒，我跟他說，你當大使，給我一個好事我幹不了，給我一個小工友，你也不好意思，我就回中壢了；回來後他又寫來一張明信片，叫我再去，我沒有再去。
注解
[1] （編注）1931年江淮水災是歷史上最致命洪水之一，武漢、南京、高郵、上海等地受災，受災人口5,127萬人。
[2] 兵站就是醫院，我們習慣把前方的叫兵站，後方的叫野戰醫院。跟著軍部走的叫野戰醫院，跟著部隊走的叫兵站，急救戰場上受傷的官兵。
[3] 人民幣在浦口能用，一過了長江，就不能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