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林志宏、何思瑩、黃琬柔著，《屏東運將的滿洲青春紀事：張喜榮先生訪問紀錄》，頁29-36。
文／張喜榮口述，林志宏、何思瑩訪問，黃琬柔紀錄，葉楷翎編版
圖／葉楷翎翻拍自《屏東運將的滿洲青春紀事：張喜榮先生訪問紀錄》
無政府狀態
日本快要宣布戰敗的時候，蘇聯軍隊就從北方開進來了。那時奉天也有日本電台，但我實際上並沒有聽到敗戰的「玉音放送」，而是聽人家轉述的。記得蘇聯士兵一進城就拿著步槍到處搶劫，舉凡有價值的東西都搶，包括「亞細亞號」列車或鐵工廠裡的機器等，全部都被搬得精光。他們在路上只要一看到滿洲人、日本人就直接搶劫，女生的話就性侵。路人倘若有戴手錶的，一律都被搶走，有些婦女甚至還要女扮男裝才得以保全貞操性命。實際上，那些俄羅斯人自身的慘況也不遑多讓，沒念書的人就被徵調去當兵，有的才十幾、二十歲而已，年齡都很輕，軍隊裡面也有一些女兵。
因為戰爭剛結束，整個社會上處於無政府狀態，許多情形可說很糟糕。儘管國家已經戰敗了，但後來還有部分的日本憲兵開始出面維持秩序。留在滿洲的日僑遭遇大都處境堪憐，到處被排斥。有些滿洲人身分改變成中國人了，開始對日本僑民進行報復，有些甚至還會去搶米。更有識貨的人並非直接進去工廠裡面搶劫，而是守在外面伺機等候。所以，那時我看到後覺得戰敗國真是很可憐。記得我那時身邊也配[1]了一支槍，是朋友給的。當時有許多臺灣人為求自保，往往自己都有配槍，直到光復以後我都還有帶在身上，不過回來就不能再帶了。
光復後不久，很多南方的政府官員前來接收東北，包括財政部、管理局等等身份背景，都派人接收日本人的財產，其中客家人和梅縣那邊來的人很多。有人曾問我們要不要日本人的房子，如果想要的話，有好多現成房子可以拿，但是我卻不想要，因為擁有房子後就必須要納稅和付錢。除此之外，許多日本人為了維持生活，一大早就在路邊擺攤，經營賣豆腐或菜。他們原來很可能是地主身份，結果現在只能擺攤過日子。至於想被遣返的日本人，就得配合時間在港口集合，自然有船隻會送他們回去。戰爭剛結束時，我還繼續留在滿洲，因為那裡還有工作機會。而我的舅舅們有的是選擇回臺灣，有些則繼續留下來。
我在瀋陽期間，先後經歷了蘇聯、共產黨和國民黨各方勢力的統治。國民黨以前在抗戰的時候打日本，光復後就來滿洲接收，但接收的情況讓共產黨很不滿意，跟著國民黨也鬧內鬨。錯在蔣介石派員接收地方時，都是委派「發財」的國民黨人。日本人回去後，這群人把日本的「東洋財」都接收過來，接著內戰就開始了。其實一般老百姓心裡面，在戰爭期間並沒有說比較喜歡誰，反正官兵都是一個樣。共產黨來了，就換討好共產黨；國民黨來了，就換討好國民黨。
但有些地方內戰確實打得很激烈，打來又打去，造成社會極不安定。好比我們碰到一下子是共產黨打進來，一下子又是國民黨打進來，一天到晚搬來搬去。有時候人還坐在公車上，看到軍隊來了就得要趕緊撤退。還有一次，我去長春時要從四平回瀋陽，路途上共產黨把鐵路都拆掉，過了好幾天才得以恢復。四平那場戰役打得真的很慘烈，死了好多人，甚至還放火燒，就連是誰的屍體都分不清了。記得在瀋陽路上，還有憲兵會出來抓人充軍，可是抓到以後不僅僅在當地充軍而已，如果在瀋陽被抓，很可能發配到新疆、蒙古，不能回家，所以非常危險，一旦被抓就不知道要去哪了。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處於缺兵的情況，缺乏合理的徵兵制度，士兵都用抓的，被抓到就倒楣。不過也有例外，很多人跑到孫立人率領的新一軍當兵，因為當時被認為是最優秀的青年軍。
戰後初期瀋陽各處早晚都有搶匪，夜晚馬路上搶匪很多不說，甚至連白天還發生土匪搶車子的情形。所幸有日本人留下的警察維持治安，往往車上就會配有警察。那時我改住到一棟只有三、四層樓的滿洲公寓裡。比起本來戰爭時期日本人區來說，那裡顯得比較髒亂，設備也沒那麼好。當時那棟公寓的廁所是在樓下，不像日本人住的地方，房間都有馬桶，自然沒有自來水可以沖水，往往冬天時穢物就凍結了，要等到春天時才能處理。當然兩者的房租價格也就不同。不過總體來說，滿洲人居住的地方也慢慢地在進步，至少以前都是睡在炕上，而現在就有暖氣了。
名流出入的「中蘇聯誼社」
戰後我在瀋陽最主要的工作經驗是在「中蘇聯誼社」。在此之前，曾在某位軍長家裡充當家庭司機。由於許多國民政府的官員來到滿洲，都帶了家眷、太太前來，所以我也兼載他們，大概先後換了五、六位軍長家。主要是那時接收大官都雇用廣東籍司機，相較起來臺灣籍司機找工作較為容易，因為我們始終待在滿洲，語言上容易溝通，地理環境也清楚，要到哪裡辦事，晚上要去哪裡開會，在什麼路，我們都熟。有了這樣的優勢，臺灣人工作機會很多，尤其是司機這樣的工作性質，也不是隨便找一個人就能當的。而且我有客家人身份，很多客家人當司機，大家在外基於同鄉情誼，都會此互相幫忙。
當家庭司機的工作可說很忙碌。大官們通常晚上可能要去打牌、打麻將來消磨時間，有時候還會叫，而且一去就是一個晚上。如果以晚上八點出發計，有時候打牌會打到天亮，也有進去裡面光看人打牌而已，不到一小時就出來發動車子。我載他們去打麻將，他們偶爾也會給點小費。這種工作性質的錢賺得很多，而且吃飯也常常不用花錢。有時候一進到飯館，軍長或軍長太太都還沒吃飯，餐館就先給我們準備飯吃了，同時還給我們小費，可能是一包香菸或一瓶酒。總之，錢賺得既快又容易，但是卻很忙，根本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遑論出門逛街？為了不想繼續這樣的生活，後來我才到中蘇聯誼社工作。
我到中蘇聯誼社可說很偶然。當時有位朋友介紹我去那邊工作，實際負責的工作就是開車，但因為只是準備要開業而已，所以社内只有兩、三位司機，其中還有一個外省人的退伍老兵。有時在滿洲的臺灣人要回臺灣時，我也會利用大卡車載送他們到北陵機場附近的新站，搭火車到大連乘船返臺。
就在這段期間，我結識了臺灣宜蘭人楊朝華。楊氏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就跟馬占山（1885-1950）一起參與接收活動。他利用馬占山秘書的名義，想要籌備德士古汽油公司（TheTexaco Company），從美國進口汽油，就掛在中蘇聯誼社的名義下。此外，還有一位崔姓秘書，都跟楊朝華一起活動。中蘇聯誼社位於日本殖民時代的奉天大廈，那是當地最好的旅社，光復以後才改名。在我的印象裡，應該有見過馬占山本人，他和楊朝華經常在一起商量事情，在中蘇聯誼社來來去去的。還有為了解決三餐問題，楊朝華聘了一位北京來的廚子專門煮飯給我們吃，經常煮北京家鄉菜。
中蘇聯誼社總共有四台車，其中兩、三台是客車，還有一台卡車。由於楊朝華過去一直住在北京，曾在北京開戲園，因此我見過好幾位當時非常有名的唱戲優伶，如梅蘭芳、馬連良，還有其他的花旦等人，他們都曾住過奉天大廈。其中也有一些是楊氏的女性朋友，偶爾楊也叫我載她們出去逛逛，都是一些唱京戲的名角、花旦。我當時也不曉得楊朝華[2]那麼有名，是直到後來看書時才知道的。
因為聯誼社的工作性質是負責載人乘坐火車，我也結識了不少臺灣人。像在《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這本書上，我就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譬如何金生即是。何金生是臺中人，曾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念書，我住在中蘇聯誼社時就認識他。何氏經常過來串門子，當時應該已加入國民黨了。我也曾開卡車載送他到北站坐火車。
![圖二 馮庸， 奉系元老馮德麟的長子，是和張學良一起長大的朋友。馮庸曾擔任奉天航空處參事、中央航空署參事兼所長。[3]1927年創辦中華民國與中國東三省第一所西式大學馮庸大學，學生可完全免費入學讀書。馮庸的女婿為知名小說家、漫畫家牛哥（李費蒙，1925-1997）。（來自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2-4.jpg)
整體來說，戰後滿洲的幣值可說很紊亂。我在那裡曾經使用過滿洲國圓、日幣、蘇聯幣（紅票）、東北流通、法幣、關金，一度還用過所謂的「人民幣」。蘇聯軍用的是蘇聯票、紅票，後來國民政府則是改用流通、法幣。流通面值比較大，法幣小一點。每逢買東西時就很麻煩，還要換算各種幣值。我還記得國民黨來接收東北時，財政部曾在上海印了東北流通，指揮我們去機場載運這些錢幣，但也就只有那麼一次。至於國共內戰期間，很多事情都講究人情，特別是國民黨，只要講一聲「同志」，他們什麼都不查就會讓你過去。
共產黨八路軍在管理的時候，一下要看身份證，一下又要檢查其他東西。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光是只比一個「八」好像也行得通。
注解
[1] （編注）原文「配」槍，疑為「佩」槍。
[2] 楊朝華，本名楊朝木，臺灣宜蘭人，是著名雕刻家楊英風之父。滿洲國時期，楊朝華曾在新京成立進口洋片的電影公司「三興社」。1943年，楊朝華在北京西城區的老劇場西單劇場，改名「新新戲院」，以影、戲兼營的方式重新開業，「規模跟以前的大世界戲院差不多，它不止放映電影，也演出平劇。那時梅蘭芳已退休，不肯出來唱戲，像老生馬連良、小旦顧正秋及項小玲等都常來新新戲院唱戲」（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林更味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371）。1944年，更將電影放映機賣掉而專營戲劇。1946年回臺灣。另據《楊英風全集》卷21抄錄崔公睿為工作上之需要，介紹楊朝華經歷如下:「查楊朝華年四十六歲，台灣省台北州宜蘭市籍，為台之士族，雖生長於日冠（寇）勢力下之台灣，然卻仍習祖國教育，對於國家民族思想具深刻之認識。成年後即負笈至滬，入曁南大學商科專修，畢業後本擬即返故土，然故鄉已踏於日寇鐵蹄之下，台胞所遭痛苦，實有不堪言狀之處。彼時先祖曾遺下製糖工廠一所，朝華亦擬繼祖操此，但日寇又強行奪去，事出無奈，攜妻奔往東北，遂投身商界，由台灣販運土產鮮貨至東北及華北各地銷售，後又在東北改操電影事業及充任東省時別區地畝管理局調查主任。當時曾加入國民黨籍，九一八後因受日寇壓迫，故放棄權利攜妻來平居住，斯時大子三人年已及長，尚遺留於故土台灣，被陷后即改受日寇之奴化教育，因恐三子染有此奴化思想，故又將三子煩人帶來北平，意在使其對祖國有更進一步之認識，本遇〔過〕去經驗，又在平津各地經營電影事業，藉維全家生活。當時台灣尚未光復，朝華行動受寇限制，較之華北同胞更為嚴酷，此外從無在日偽組織之下接受任何偽職或其他不正當工作，唯以營商生活而養妻子，且在淪陷時期密秘（秘密）協助東北挺進軍平津人員，工作不遺餘力，以上所述確屬實在，理合檢具楊朝華調查表二紙，呈請鑒核錄用。」蕭瓊瑞主編，《楊英風全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卷21，頁368-369。又參見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卷1期1（2008年4月），頁33-84。
[3] 見樊蔭南編，《當代中國人名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1]，頁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