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無遏口述，楊辰泓整理、編版
圖／喬為智提供
1945 年 1 月 18 號，也就是我被打下去的前兩天[1]，日本已經失去了從朝鮮到渤海灣，經南海一直到雷州半島的整條海岸線，沿海處都在美國人的控制之下。因此，當日軍需要支持南京的企業時，只能由陸路，透過朝鮮開往瀋陽的火車前往山海關，入關經北京下到武漢，再打通聯絡武漢與香港的道路，唯有如此才能確保駐紮中國的海軍軍需物資補給。
慈悲還是殘酷？
由於西安到恩施，再到梁山這一路的基地已被日軍打通，我們便鎮守在所剩的，最前線的芷江基地。因地利之便，我們當時接到了掩護幾架 B25 從羊街[2]起飛，轟炸日軍後勤設施的任務。當時日軍的飛機已經在大隊長的三次奇襲下被炸毀，我們的任務是要阻絕日軍的物資運輸，並協助轟炸機炸毀漢口的機械廠，和岳陽的武器廠等較為重要的生產設施，這些轟炸機包含駐紮昆明的B25，隸屬於第十四航空隊，與駐紮羊街的B─24，隸屬於第11中隊（11th Squadron），一個獨立的中隊。
當天轟炸機的任務是前往漢口以南，過洞庭湖一個名為「新市」的地方，去炸毀運輸路線上的一座石橋。轟炸機任務中最難的便是炸橋，當天總部派了四架飛機去執行任務，那架轟炸機機快速的降到了一個極低的高度，投下炸彈，然後迅速拔起，高超的技術令人敬佩。我們當時負責在洞庭湖邊上進行掩護時，都聞到了炸彈爆出的硝煙味。
事成以後飛機回航，但在路上，B─25駕駛發現自己飛機的油量正在飛速下降。當時要就地降落並不困難，但若是要回到芷江機場，便會有些難度了。芷江是個很好的戰略基地，但也是個很糟的機場，當地地勢多山，並且有一條大河橫亙其中，所以只有一個方向容許降落，卻又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讓飛機在降落前進行飄行、迴旋。一言以蔽之，就是這個機場很難降落。
這位B─25的駕駛第一次嘗試降落時，已經飛過了跑道的膠皮，無法在正確的位置落下，因此繞回原處，預備嘗試第二次降落，但還是不夠接近。等到第三次時，塔台告訴他：「編號ＸＸ號，不要緊，我已經把空域、地面都給你清出了，你慢慢的來」。我們於是就在上面看著他，每個人都同意要讓他先落，可是因為不熟悉在這個機場的降落方式，他還是落不下來。等到最後油量已經不允許再繼續嘗試了，飛行員硬著頭皮落下以後，飛機並沒有如同預期那般平穩的停在跑道上，而是繼續向前滑行，直衝進了機場盡頭的水溝裡，右側機翼因撞擊整個插進了機艙之中，一共七人都受困在飛機之中。
芷江機場中五大隊的飛行人員趕忙拿上警戒室的所有工具，和僅有的一個兩千五百加侖的泡沫滅火器去救人。機內許多人的衣服都已經燒著了，萬幸前面六人都在情況變得更加嚴峻之前，被前來營救的人們及時拉出了，但是最後一位，坐在後座機槍手查理（Charlie）的腿，不幸卡在機艙裡，怎麼使力都無法將他拉出。這時遇到了兩位大隊長和湊巧前來視察的羅將軍，也能看見正在趕來的救護車，許多人都趕緊跑來現場，但大部分人只能站在旁邊默默祈禱。
這時有個美國人丹寧來到了現場，在火勢失去控制，大火逐漸延燒上了查理C的身體時，不忍的說了句話：「Why let him suffer（為什麼還要讓他繼續受苦）？」他說：「Let me clear it（讓我來解決）。」隨即拔出了身旁士兵的槍、上膛。那名不幸被座椅卡住的機槍手，於死前仍在大聲哭喊著：「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之後幾日，軍隊中的人們激烈的討論：出了這種問題，一名指揮官究竟可不可以站在人道的立場去殺人？事發當下，丹寧馬上就要求自己的長官將他送往軍事法庭，最終他獲判無罪，但是軍中仍有人對此持不同意見。我是認同這樣的行為的，因此後來有一位醫生為了幫助人死亡而糾結時，我便說出了這件往事。
戰爭結束後，丹寧因為在五大隊對地作戰的經驗，被派到了USAFE，也就是在歐洲的美國空軍，韓戰後又擔任空陸作戰指揮官。那時他來了台北，然後又找到我，一看到我就說：「哎，把那些老朋友都找來，我們到越南來給他們開開眼界！」可是我們要過去也不是這麼的容易，要報告上級，等各級和總統批准，很花時間。在批下來之前，又遇上了另一項事件，遠東、太平洋空軍司令部，開始聯合成立一個組織——飛行兄弟會（Flying Brothers）。
成立兄弟會的原因，是從部隊、基地，到物資運輸、醫療，再到教育，我們都已經有完整的規劃與設備，而美國卻沒有；因此他們希望能透過合作的形式，借助我們和日本自衛隊的資源和情報。他不好出面，於是就在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組織了飛行兄弟會，一年會找我們過去幾次，談論些關於空軍戰術運用在戡亂的心得，並讓飛行部隊去表演，展現如何操作、起飛、攔截假想敵，而使用的都是美國的地面裝備。
能做到這些，我們自然是十分自豪的，不過正高興時，大家突然聽說丹寧病了。我們買了花一起到醫院探望他，他又拜託我們到越南去教導當地軍人如何進行空對地作戰，但是其他事務就都暫時擱置了。
「第五大隊協會」
美國總統卡特上任後，我已經退伍，因為共產黨對我們干涉得非常厲害，而美國又更為親中，所以在飛虎年會時，我們開始商量應該如何繼續維繫友誼。一開始是由一位叫米爾頓的士兵將大家組織起來的。米爾頓是在17歲時被派來五大隊的，當時不知道要給他什麼工作，便問他過去曾學過什麼，他說他高中畢業，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技能，於是又詢問他是否會打字，他說會，後來需要打字的事情，就都交由他處理了。
戰爭結束後，米爾頓回到他的家鄉，這個地方與美國聯邦的誕生具有很大的關連性，國歌也是在那被創作出來的，甚至連創作出國歌的人也是安葬這裡，因此當地的人們都十分尊重自己的歷史。因為參加戰爭的青年們回國以後，國家撥了一部分經費來讓他們念書，米爾頓就進入了大學，開始研讀歷史，一路讀到博士，然後又成為歷史系教授，最後當上了歷史系主任。
他在年會時與我們說，不必擔心召集不來當年的戰友，他有資料庫的鑰匙，能夠隨時去查找舊資料，尋找大家的下落。可是過了這麼多年，這些人的去向也並不是這麼好追查的。於是米爾頓又出了個新主意，讓我們前往全美十個區的圖書館，去尋找1941到1945的調查記錄，知道姓名就有機會能夠找到他們的電話，最後竟然也找到62人，一起在亞特蘭大開會，討論接下來的因應方式。會議期間共產黨一直對我們施壓，在我們要向南卡羅來納州政府登記成立這個維繫雙方人員的組織時，共產黨便質問起五大隊名稱的歸屬問題，要求州政府拒絕我們的申請，不過最後我們仍然是以「第五大隊協會」為名稱登記成功。
打扮「自己的」飛機
講回墜機時的故事，當時接到那批P40戰鬥機，我們十分高興，因為大家終於可以有「自己的」飛機了。那時大多數部隊中的飛機都是整個隊伍共享的，要擁有一架自己的飛機必須有一定的資歷，而當時也沒幾個飛行員能擁有自己的飛機。這就像高中的孩子得到了自己的第一輛車，就算不是全新的，而且有些小問題，總歸是擁有了自己的車，大家就特別珍惜。
飛機變成歸屬於個人以後，就往往會出現不少奇怪的名字。像是有一位美國隊長，就把自己的飛機命名為了Pistol Packin’ Mama（《手槍包裝，媽媽》），一首他家鄉的歌曲，也有人取名叫天馬，甚至有人用的是自己女朋友的名字。我是幫它取名為太歲，我認為這就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名字，也有不少家鄉的親人十分喜歡。
我們後來還找來了許多砂紙，每個人親手把飛機表面粗糙的鋁皮打磨光滑，如此一來除了能再增加20英哩的速度，還變得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裝飾。說到裝飾，大家普遍會想到的都是鯊魚頭，不過一開始那位大隊長其實還有其他的主意。他找來了一堆反光漆，說是漆在機頭上、機翼前緣，太陽一照就亮，敵機根本看不清楚我們在哪。他想出這個主意時十分得意，乍聽之下，似乎也非常有道理，但實際執行後發現，連其他隊友也看不出來我們是誰，竟然就認定我們是敵機，並且開始追擊，於是在降落以後，我們立刻就把那些反光漆刷掉了。
我的這架太歲號，就從這時開始，直到墜毀前一路陪我經歷過了五十多次的任務。
再見了太歲號
在與太歲號的最後一次任務中，[3]中彈的當下，我在想的第一件事其實是：｢太好了，我終於能有傷榮臂章了」。我剛進空軍的時候，是在收復戰那時，不時就能看到有人還能在制服上再掛上一個漂亮的掛件，這個配件代表著他曾為國家流過血，甚至還有人有兩個，為國家流過兩回血。這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因此我當時很高興自己也能有一個了。
不過這件事也是得怪我自己，一個中尉，把所有勳章都得完了，就開始認為日本人根本就不行。這就是年輕人的傲氣，完全忘記了我爸爸所說的「膽欲大而心欲小」。當時連美國人都要來跟著我飛，我就更自負了，看到敵機時，總是想著要追上去先打下來再說，於是就中彈了。後來大隊長要我們集合，但我偏偏在這時被日本人纏上。空戰結束以後，大隊長準備收兵回到基地，點兵時發現少了一個人，就詢問是否有人看見喬無遏，沒人回答，他大概是以為我已經死了，於是便讓大家直接回去了。
大隊長曾多次呼叫我的名字，可是我當時下顎骨和喉頭被子彈打碎，沒辦法說話。但也是萬幸彈片沒有再繼續往後進到動脈的位置，萬一動脈被割破，人就真的完了。我那時運氣比較好，人也還是清醒的，只不過是太歲號的儀表板毀損而已，對於這段回航的路程，我早就已經熟悉到就算沒有儀器、羅盤，就算要摸黑回去，都找得到路。
然而太歲號這時卻逐漸冒出黑煙，後來直接燒起來了，情況不容樂觀。但對跟著自己冒了這麼多次危險，多次一同出生入死的飛機，我自然是極為不捨的。就算火勢越發惡劣，我還是想著要把它飛回來，讓螺旋槳用最低的轉速，想辦法減小火勢帶來的影響，盡量前進得更遠。只要能在空中多飛一分鐘，地面上就能更接近七里，我們也能夠離家更近一些，但最終還是失敗了，我只得跳傘離去。這是一個令人感到非常難受的決定，「再見了，我的飛機」。
寫好遺書
這時我還沒感覺到痛，摸到自己身上黏黏的，還以為是液壓管被打破後油濺到了身上。跳傘以後，底下的日軍就開始打降落傘；子彈劃破空氣「刷——」的一聲的很好聽，只可惜當時沒有設施可以把它錄下來。後來日軍也在逐漸靠近我，慢慢都奔跑過來了，我只能用力拉傘上的繩子來讓傘的面積變小一些，讓傘面更加傾斜，降落得更快一些，可是在接近地面時傾斜的那一端沒有放好，我就直接栽進稻田裡。
關東軍都是東北人，講的也是中國話，我還沒爬出來就聽到外面在大喊：「在這裡，快抓住他！」我只能把所有東西，就連救急包都一起扔掉，趕緊開始逃跑。救急包就是一包墜機後可使用的藥品、食物，以及一些簡單的工具。那時我因為失血過多，又加上長時間奔跑，渴得不得了。不過要到哪裡才能找到水？
我還記得那是個紅土堆的小山頭，山上長著幾棵小松樹，在石頭間就不時有水滴下來，在石頭下匯流成了一個小溝。我正想在那裡撈些水來喝時，右肩突然被人狠狠的打了一下，回頭一看，是兩個穿著黑衣服的士兵，一個還想踢我，但是被另外一個攔住了。我看到他們兩人拿著湯普森衝鋒槍，因為會拿著這種美國槍枝的必定是國軍，於是我就拿出了我的飛行胸章，他們發現我是中國飛行員以後，就拿了個門板來要把我抬走，在這個時候我昏了過去。
再醒來時我已經被他們抬到了一間廟裡，一睜開眼就對上了四大天王的佛像，那兩人告訴我，我已經得救了，他們馬上會去「抓」一個醫生來給我看病。不過這時我們又聽到了一陣狗叫聲，那是日本人的軍犬循著血跡找過來了，我們只得繼續逃亡。這時候就有一批人自願留下來為我們拖延時間，一連三天都這樣在外頭四處躲藏，流血的傷口逐漸變乾、結痂，也沒辦法吃喝，十分難受。這時我碰到了一個叫叫李鐵肩的人，他剛剛結婚，在地下埋藏了一些米，就拿來讓他太太為我煮了點米湯。我在吃的時候，米湯會從喉嚨裡漏出來，不過最後還是吃了一些。
等到第四天時，外面日本人仍在四處搜查，我認為我已經徹底沒有逃出此處的希望了；我只是在這裡等死而已，於是寫了一封遺書，希望可以有人拿到重慶的中央大學去給我父親。沒想到，這時卻突然聽到有人跑回來說「美國人！美國人！」說著一位美國人走了進來。
我沒辦法說話，就在地上寫字，我說我快死了（I’m dying）。他就回說他是美國海軍的懷特（Lt. White），他能給我一些藥，但沒有辦法全部給我，因為他自己也還需要一些。他說給我的這些藥泡水喝可以消炎止痛[4]。然後又給我兩盒紙盒火柴，還有槍，又拿出了一袋粉末狀的止血藥，一袋液體是血漿，他說這就是他能給我的所有東西了。我很感謝，要不是他給我的物資，我說不定早就死了。
那為什麼懷特會有這麼豐富的物資？這就要談談他所屬的組織：「中美技術合作所」（SACO: Sino Americ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5]那時候盟軍已經拿下菲律賓，下一個目標不是沖繩、台灣就是中國；但不論登陸哪個地方，都要先作情報，但是美國人怎麼在中國做情報工作？所以中方戴笠系統的人員和美國的「戰略服務局」（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CIA前身）就形成一個團隊（即SACO）；中方在翻譯和地方聯繫方面支援美方行動，美方則提供中方技術援助。
接著White又建議我前往位在夫子廟的收容站接受治療，在我被那兩名游擊隊隊員救起以後，跟在我身邊的游擊隊員越來越多，他們一路陪著我走完了這段路程。當時他們是用兩個竹竿架著一張椅子換著抬，還怕我會冷，用個簍子掛了個花盆在竹竿上，然後在花盆裡面放了些炭。我感到疼痛時他們就幫我打支嗎啡。這嗎啡真管用，打了之後我一路唱著自己很喜歡的一首歌，也是當時流行的 ‘You Smile And the Angels Sing’（你微笑和天使唱歌），連火燒到腳都沒注意到，就這樣成功的被送到了急救站。
到夫子廟以後，我看到一位滿臉紅光的老先生（其實他大約只有四十多歲，但因為我當時才二十來歲，所以覺得他已經老了），他向我表示歡迎，並說他老早就聽到說我要過來了，要我先躺下，還打趣說他急救站裡有世界上最好的床，不過那張床其實也就只是蓋著兩張軍毯的一堆稻草而已。他又拿出了現成的軍用乾糧，說要先請我吃些東西，手一拉，鐵盒子就打開了，那是一罐芹菜牛肉湯，天下第一美味；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的就是牛肉。
注解
[1] （編注）作者所駕駛的P─40戰鬥機在一次空戰中被日機擊中，臉部,身受重傷跳傘敵後獲救。
[3] （編注）1945年的1月20號，駐守在湖南芷江機場的中美混合團五大隊(P-40N戰鬥機)，和一大隊第四中隊(B-25-J轟炸機) 接到命令，要切斷日軍陸運水運、阻絕其補給線，不幸這次任務也是太歲號的最後一次任務（參見中國飛虎研究協會）；失事經過，參見喬為智〈舊羽殘簡(四)血衣的故事─湖南衡陽上空 1/20/1945〉，《udn部落格》於2009/03/12刊登。
[4] 這些藥物包括十片 磺胺嘧啶（sulfadizine，抗細菌藥物）、十片sulfanilamide止血及一打 mulphene。
[5] （編注）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中美技術合作所」或「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和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美國海軍情報署）合作建立的戰時跨國情報機構，成立於194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