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抗戰期間日軍的「731部隊」──即是本文所指的「細菌部隊」，[1]是一個被日本及美國政府刻意隱瞞了半個多世紀的極機密。但即便不算死於生化攻擊的無數中國軍民，估計當時在細菌部隊的所謂「科學實驗」中慘死的中國人、朝鮮人、俄國人以及盟軍戰俘，也有約一萬人。

這個1940年代的機密一直到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在判決中國受害者及家屬提出的訴訟案時，才暴露出來。這是日方第一次公開承認細菌部隊（又稱731部隊）的存在，及其在中國進行的生物戰行為。但是細菌部隊的樣貌，卻是又過了15個年頭，直至日本公共電視台NHK（日本放送協會）先後播放了三部紀錄片之後，[2]才算是比較完整的呈現在世人眼前。

然而細菌部隊的故事並沒有隨NHK的披露而結束。細菌部隊主事者在戰後受到的特殊待遇──甚至可以說是「禮遇」，引起了更多研究人員的關注和興趣，而本系列專文的作者姜書益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姜書益是一位受過完整語言以及外交理論與實務訓練的職業外交官，[3]別號是「台灣最瞭解俄羅斯的人」。在長達35年的駐外生涯中，他曾經被派駐在新加坡和美國，但是時間最長的，還是在俄羅斯的九年。我國在俄羅斯辦事處的開館任務，即是在姜書益手上完成的，他由辦事處的政治組長一直作到駐白俄羅斯副代表退休。但是姜先生不僅僅是外交官，他也是一位從未放棄研究的「素人學者」。無論是在學或在職，他都不放過任何珍稀史料；而他的俄語造詣，又替他開拓了別人所無法探究的研究領域。

上述背景解釋了為什麼姜代表能夠一窺俄文資料中所透露的細菌部隊經緯。但是細菌部隊這個題目又是如何走入一名外交官視野的呢？一切都可以歸於巧合。1980年代，姜書益在佛萊契爾法律外交學院讀書時，常常去逛哈佛大學附近的舊書店。一天他在書店看到一本蘇聯共產黨講日本二戰細菌部隊的書，第一眼他覺得內容荒誕不可信，於是沒有買。但是未久他竟然在台灣的報紙上看到多篇討論日本細菌部隊的文章，他醒覺到這本題為《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Материалы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中文譯名簡稱「審判材料」）的書並不荒誕，於是才趕緊去買來細讀。

讀完「審判材料」後，姜書益雖然對書裡描述的內容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並沒有繼續鑽研這個題目，直到他又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篇由梁淡雲根據日文資料寫的，關於「特扱移」的文章。「特扱移」是日文，俄文資料譯成「特殊輸送」，就是731部隊把人送到細菌部隊的基地去「處理」的經過。因為剛好姜書益手邊也有一些這方面的俄文資料，於是他根據俄文資料也寫了一篇關於「特殊輸送」的文章，刊登在《中央日報》的副刊（單元二〈輸送「活體實驗材料」──由「特扱移」談日本細菌部隊〉為此文修改版）。

文章刊登出來之後，他頗意外地收到許多人的來信，其中包括美國華人學者吳天威和日本專家台大教授許介鱗。在互相交流之下，他得知更多這方面研究，對於細菌部隊歷史的獨特觀察與分析角度，也逐漸成形。但是對於一位非學院的研究者來說，有些文稿之得以完成，仍然充滿「機遇」的成分，其中單元三的〈細菌戰「查無實據」？──東京與伯力軍事法庭的戰犯審判〉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個題目起於報紙上一則有關美國政府與細菌部隊私下利益交換，以實驗資料換取部隊成員自由的報導。看到這則報導，姜代表想起曾經在外交部的閱覽室看到一本題為《陸軍遣俘紀錄》的書，上面就記載何應欽曾經發出一通電報，要求空軍派機將我國政府關押在南京的細菌部隊犯人送回東京；書裡連這個人怎麼拿中國人的腦子作實驗都寫得很清楚。

東京審判結果出爐後，俄國人還要發起伯力審判，就是因為美國人在東京審判從中作梗，說細菌戰查無實據，拒絕討論細菌部隊的罪狀。所以東京審判時，俄國人讓溥儀和一些細菌部隊的人去東京法庭上作證，但要求他們在審判結束後立刻回蘇聯接受伯力審判，就是這個原因。至此，何應欽發出電報的源由，也大白於世。

本系列推出的前二篇專文（單元一至三、單元四），都是作者增補修訂在早前發表的文稿而成，而第三篇（單元五）則為新著。這些專文充分顯現了作者的獨特書寫觀點，以及他在收集與運用史料的靈活度。（汪琪）

注解

[1]又稱731部隊，也是舊日本帝國陸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的通稱號。

[2]這三部紀錄片是《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者與人體實驗》，包括731部隊認罪的錄音資料以及多名日本醫學界權威專家涉入人體實驗的情形；以及分為前、後兩篇的《731部隊》。

[3]中國文化大學俄語系畢業後、取得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及美國佛萊契爾法律外交學院兩所著名的外交人才培訓學府碩士，並且在1994年進入俄國國家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博士班就讀，惜因工作關係未能完成博士學位。

[4]此圖由姜書益先生提供，出自董彥平，《蘇俄據東北》（中華大典編印會，台北，民國54年12月再版）一書。

〈被隱藏半世紀的日本細菌部隊〉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姜書益撰寫，汪琪、羅國蓮、廖文瑋編輯
圖／姜書益提供

近年由於西方與日本學者相繼發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關日本細菌部隊以盟國軍民（多半為中國、蘇聯人民）進行各種殘酷而駭人聽聞的細菌和醫學試驗之報導，曾一度引起世界輿論譁然，惟因此事一則屬於「秘密中的秘密」[1]（此係第731部隊長石井四郎語），其詳情自然難為外人所得知。再則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對日宣戰後，紅軍對強弩之末的日本關東軍進行閃擊戰，「第731」與「第100」兩支細菌部隊部份人員為蘇軍所俘，其滔天罪行自然無法為外界所覺察了。

然而，根據陸續公佈的盟軍戰時機密檔卷証實，有關日本細菌部隊之滔天罪行始終未為外界知悉之最大原因，實係戰後日本細菌部隊之首惡份子石井四郞等人與美、英達成某種協議，日本皇軍在中國幹下最殘酷最醜惡之罪行，在美、英刻意掩護下而鮮為人知。[2]近年由於媒體不斷報導，日本細菌部隊的罪惡真象始逐漸大白於世。

有關日本細菌部隊[3]以活人進行醫學與細菌試驗一節，日人森村誠一在《惡魔之飽食》一書中，已有詳盡之描述。在此，本文擬根據蘇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遠東濱海邊區伯力軍事法庭審判紀錄[4]，將二戰期間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各次細菌作戰（日人為保密起見，將其稱之「防疫給水作戰」）詳細作一說明。

根據蘇聯俘獲日軍各項機密作戰命令，以及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上之供詞均証實，日軍各細菌部隊在一九三六年前後就已完成細菌作戰之準備，即已經結束其在實驗室或靶場上的試驗階段[5]，並正式在日蘇衝突及中國戰場上的各次軍事行動中開始使用細菌武器，完全無視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瓦斯、毒氣及細菌武器」（Protocole Concernant la Prohibition D’Emploi A la Guerre de Gaz Asphyxiants，Toxiques ou Similafres et de Moyens Bacteriologiques）之《日內瓦議定書》。[6]事實上，這也就是日本始終拒絕簽署該議定書的原因之一吧！

日軍在華進行化學戰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進行毒氣與細菌戰，可溯自一九三○年台灣的「霧社事件」，對原住民同胞進行瓦斯毒氣攻擊。嗣後日本人完全不顧國際公約之禁止，而不斷在中國戰場上使用毒氣甚至細菌「武器」。根據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美聯社發自東京的一項報導指出，日本學者在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館發現一份題為「中國事件期間化學事例」之檔案透露，「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間，日本皇軍曾經不顧國際條約之規定，在中國大陸使用芥子毒氣及其他各種毒性化學武器。」報導並稱，「這份長達70頁之報告是東京一大學的栗屋教授，在戰後日本戰爭犯罪（War Crime）審判有關的國家檔案中發現。上項審判正式名稱為『遠東區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的文件中，詳述日軍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間，在中國大陸進行過56次化學作戰行動。」該項文件並指出，戰爭期間，無數日本化學戰人員向中國軍隊「發射多達一萬枚含有芥子氣及另一種會造成噴嚏或嘔吐的毒氣彈。⋯⋯日軍在一九四四年之前，在超過100次攻擊行動中使用了毒氣，造成三萬六千人送醫治療，以及超過二千人喪生。」根據該報告，當時中華民國陪都重慶「堆滿了其他証據，包括防毒面具的濾氣罐和毒氣彈等等。」許多西方醫療人員與日本軍官亦證實，日軍確曾使用毒氣作戰。

報導稱，栗屋教授並提出另一項美方文件，指控日軍在中國戰埸上使用細菌與毒氣戰，此一「由美國毛羅上校於一九四六年四月所完成的報告指出，日本高級官員不祇戰地司令官應為毒氣戰負責，報告並強烈主張戰爭犯罪審判之首席檢察官季楠（Joseph B Keenan）的要求下，完成上項報告。」季楠即蘇聯國家公訴人謝米諾夫所指責者。

當時這名出席遠東軍事法庭之蘇聯公訴人，曾將若干為紅軍俘虜的日本細菌部隊人員之供詞及機密資料交給美方代表季楠，但未見日本戰犯受到控訴。栗屋教授表示，「雖然毛羅上校首先發出要求，但盟軍在東京的檢察官並未對這26名甲級戰犯中的任何一人，提出發動毒氣戰的控訴，……從前許多日軍人員在接受訪問時表示，戰爭結束時所有知道這類化學與細菌戰之軍官及人員，均受到上級要求他們絕對保密的指令。」

報導稱，另一位長崎大學的恆吉教授在一項訪問中亦表示，「他在美國的檔案中發現了另一批文件，這些文件亦証實了栗屋教授說法之真實性。他說這些文件顯示，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曾命令麥克阿瑟將軍，將所有日本『武器科學資料』交給美國國防部，並且要求他們勿讓其他盟國得到這些資料。」其中有關细菌部隊方面之機密資料均得自滿洲關東軍第731部隊，「這支惡名昭彰的部隊曾在大約3000名美國、中國及蘇聯戰俘身上施打斑疹傷寒、霍亂及黑死病菌，進行各種試驗。」但是基於「美國國防與國家安全利益」，此項資料始終未曾向外界公佈，而且包括石井四郎在內的大多數細菌部隊之負責幹部亦始終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恆吉教授並表示，關東軍「第731部隊」的姊妹部隊「第1644部隊」，即屬於日本「華中派遣軍」的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曾在中國大陸的幾次實戰中使用細菌武器，他說：「日軍將感染了黑死病菌之跳蚤，投到中國大陸南方的城鎮中，在細菌武器使用上，造成－次『局部但前所未有的成功使用紀錄』。」有關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之詳情，稍後將進行說明。

以上係一九八四年六月日本立教大學教授栗屋憲太郎與長崎大學教授恆吉，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所找到，有關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間，日本以毒氣攻擊中國軍隊之秘密文件。[8]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美聯社另一報導指出，日本中央大學商學院日本現代史助理教授吉見義明，日前在借自美國國會圖書館之250卷關於《武漢會戰期間化學作戰報告》之微卷紀錄，亦發現一篇有關日軍在中國戰場進行化學戰之極機密報告。此一由當時指揮武漢作戰的「華中派遣軍」參謀長河邊正三之報告，係根據實際負責執行的第二師團長東久邇宮，以及第十一師團長岡村寜次等人之報告綜合整理完成的，並於是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向當時日本陸軍次官山脇正隆提出，此一長達142頁之紀錄，詳細描述了當年日軍對華實施化學戰之整個過程。

根據這份報告書，僅在一九三八年八至十月兩個月內，日本就對中國軍隊進行了375次毒氣攻擊行動，使用了約42000發毒氣彈，毒氣以氰化二苯鉀為主，非但可使對方肌肉無力，大量吸入還會致命。報告指出「施放後，迫使一半士兵不得不撤退，部分士兵則因肌肉無力而遭刺殺。」並謂「效力高達80%」云。

這項報告並附有《化學戰教育計劃》，嚴令日軍各部隊在進行化學戰時，須嚴守機密並須消除一切可資証明的証物。[9]由此可見日本皇軍不僅蔑視國際公約並意圖湮滅証據，以上是日本歷史學者之研究報告，在在說明日本皇軍在中國戰場之罪行，惟在細菌戰部分則甚少提及。筆者擬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蘇聯濱海邊區伯力城軍事法庭之審判紀錄，就日本戰俘供詞中有關在中國戰場進行細菌戰行動作一詳細說明。

諾門罕事件[11]

論者謂日本與俄羅斯兩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廣大領土覬覦野心是互為消長的，當東方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上升時，北鄰的沙俄乃稍事收歛，當北方蘇聯共產帝國氣焰高漲之際，東邊的倭寇就不敢吭氣，但他們對中國的野心卻從未放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者兵不血刃便取得中國東北這一大片土地，關東軍少壯派軍人有意再強佔中國另一塊土地──蒙古，以實現「田中奏摺」的下一步。但是一向為沙俄視為禁臠的蒙古，豈容日本的染指，「九一八事變」後，蘇聯帝國主義者即向日本提出警告，不得對蒙古有非份之想，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蘇聯更與外蒙政權在烏蘭巴托（庫倫）簽署一項軍事協定，根據此項協定蘇軍進入蒙古境內，完全無視中國主權之存在。

關東軍在日本帝國大本營之授意下，有意試探北極熊在遠東的實力，以為未來策應納粹德國東、西夾擊蘇聯之參考。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偽滿與偽蒙兩個傀儡政權因所謂「邊界問題」在呼倫貝爾之諾門地區發生武裝衝突，關東軍乃渡過哈勒欽河直入蒙境。日蘇兩帝國主義遂在中國土地諾門罕再度展開戰鬥，經過4個多月之武裝衝突，日方終以損失慘重而收兵，據說這次衝突是一九○五年日俄戰爭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日軍傷亡高達18000人。[12]惟蘇聯一項報導則稱，當時「打死打傷及俘虜的敵軍有6萬多人，並繳獲大量的裝備。[13]顯然關東軍在此次衝突中似乎吃了些苦頭。這就是日蘇「諾門罕事件」的大概情形。

根據被告第731部隊訓練部部長西俊英中佐之供詞，該部隊派出的敢死隊，由一名經常在活人身上進行細菌試驗，並且參加細菌行動的碇常重中佐率領，在一九三九年的「諾門罕事件」衝突中，首次在戰鬥環境下，用細菌武器對付蘇聯紅軍。[14]此外，參加戰鬥的日軍並割下一些戰死或俘虜的頭髗和四肢，泡製了不少標本，放置在第731部隊的「人體器官陳列室」供大家觀賞。[15]根據供詞紀錄指出，「諾門罕事件」當日軍撤退時，出發前預立遺囑並以鮮血劃押的碇常重中佐，及其所率領的敢死隊人員，就以強烈的傷寒菌及炭疽熱細菌，將滿蒙交界的哈勒欽河的河水污染了。[16]

西俊英中佐供稱：「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從孫吳支隊調到平房站去擔任訓練部長一職，當時把工作移交给我的是前任訓練部長園田中佐，當天園田就回日本去了。在我把他的保險櫃打開時發現一份文件，上面說明在『諾門罕事件』發生時，曾使用過細菌武器，保險櫃內藏有當時攝製的照相底片、參加此次戰役敢死隊人員名單，以及碇常重中佐下的的命令。」「現在我還記得敢死隊中內有官佐兩名、曹長及士兵約20人。在這份名單下面有用鮮血簽的姓名，首先簽名的是隊長碇常重，隨後是碇常重下達的命令數則，其中說明應如何上汽車、如何利用汽油桶，接著還有一些說明如何歸隊的指示。我從這兩份文件知道，由這二、三十人組成的敢死隊曾經使用細菌污染了一條河，我想應該是哈勒欽河。次日我將這兩份文件交給碇常重中佐，當我把這些文件交給他時，順便詢問這次行動的結果如何，碇常重默然收下文件，但並未作答。」[17]

根據蘇聯所俘獲軍文件証實，由第731部隊所派出而由碇常重中佐所率領的敢死隊，對蘇聯紅軍所進行的細菌戰攻擊行動表現優異並有「巨大成就」。因此，主持此次戰役即諾門罕事件的日方負責人荻州立兵將軍，便要求石井部隊（即第731部隊）對該敢死隊人員給予特別奬勵，而碇常重中佐也因下毒有功而晉升大佐。[18]事後荻州立兵將軍曾以「感狀」（即所謂「褒獎狀」）一紙，對石井四郎所領導下的第731部隊所派出的「臨時給水部」，在「諾門罕事件」中對蘇聯紅軍進行的給水戰（即細菌戰）之傑出表現，予以大肆讚揚一番。當然在這張「感狀」裡是絕不提他們在哈勒欽河撒放細菌之劣跡的。[19]

寧波行動

根據蘇聯伯力軍事法庭之指控，一九四○年五月至七月，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曾親率一支攜有大量傷寒、霍亂病菌，以及鼠疫跳蚤的「遠征隊」前往中國南方，正式以細菌武器攻擊無辜的中國平民百姓。該項指控指出此一遠征隊，曾以鼠疫跳蚤撒佈在浙江省寧波一帶，因而造成此一地區鼠疫即「黑死病」流行，無數的中國民眾因而死亡。據外電引述「新華社」的一項報導指出，日軍40多年前在寧波進行細菌戰餘毒，目前仍在該地區肆虐云云。[22]

關東軍第731部隊的遠征隊為害華中地區之事實，不僅可由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之供詞，更可由蘇聯俘獲日本關東軍各項機密文件得到証實。第一項文件係前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將[23]一九四五年七月廿五日下達給關東軍野戰鐵道部隊司令官草場辰巳[24]的「丙字第659號作戰命令」。該文件的內容是要求後者派遣車輛運送所謂的「加茂部隊」之「奈良特遣隊」，連同其所攜帶的器材在內，於是年八月六日以前運抵上海。[25]

另一項文件則是關東軍野戰鐵道部隊司令官草場辰巳中將於一九四○年七月廿六日所頒發的第178號作戰命令，此項命令指示，有關該「特遣隊」連同所攜帶的器材，於七月卅日自平房出發，經哈爾濱、長春、瀋陽、山海關、天津直達上海的全部運輸路線[26]，該項命令並在備考欄中指出：「所運器材因係必須保守秘密之特種器材，故未標註名稱。」上述兩項文件中所指的「加茂部隊」，即本文一再提及的關東軍第731部隊或石井部隊之化名，「加茂」者係該部隊頭子石井四郎誕生之地也。而文件中再三提及的「奈良特遣隊」，一九四○年七月間將攜帶一批秘密器材，自第731部隊的駐地平房站出發前往華中之事[27]。毫無疑問，這支「奈良特遣隊」即川島清、柄澤十三夫等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上所一再提到的那支隊伍，亦即由石井四郎親率的那支「特遣隊」。那麽究竟是什麽物品才須要被日本軍閥特別註明是「須嚴守秘密的器材」之字樣，至此，我們便可以徹底明白，也就是將用於「寧波行動」中的「秘密武器」細菌了。

注解

[1]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梶塚隆二中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13（「審判材料」詳細說明請參見註4）。

[2]詳見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美聯社東京專電。𨍭引自同年七月二日《中央日報》，第五版。另見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一日，美聯社，倫敦專電。另見Robert Harris and Jeremy Paxman, A Higher form of killing：The secret story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Hill and Wang，New York，second printing）, pp.152-161。

[3]二戰期間日本皇軍可能有6支「防疫給水部隊」（按：細菌部隊的化名），即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第731部隊，位於哈爾濱的平房驛），關東軍獸疫預防部（第100部隊，位於長春以南的孟家屯，或名「關東軍馬匹防疫廠」），華中防疫給水部（「榮」字第1644部隊，化名為「多摩部隊」位於南京），華南防疫給水部（「波」字第8604部隊，位於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以上4支細菌部隊均有確實資料佐証。另有華北防疫給水部（位於北京西郊八達嶺附近，豆店人民公社，中共空軍902部隊左側），以及南洋防疫給水部（位於新加坡），後二支細菌部隊並未發現資料。

[4]蘇聯遠東濱海邊區伯力軍事法庭，曾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至三十日，就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等12名「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一事進行軍事審判。有關此項軍事審判全部材料已於一九五○年由蘇聯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原書藏於哈佛大學總圖書館（Wigner Library）斯拉夫語圖書部分。詳見Материалы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о делу,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обвиняе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именений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 1950г.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5]按731部隊正式名稱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因其負責人為軍醫中將石井四郎（按：期間曾一度由軍醫中將北野政次出任部隊長），故該部隊又名「石井部隊」，並曾化名為「加茂部隊」、「東鄉部隊」或「奈良部隊」。該部隊共分8部，其中第2部又名「實驗部」，負責在室外或靶場，以活人進行各種細菌和醫學實驗，為此目的該部隊特別在距哈爾濱146公里的安達（即大慶油田附近）設有一處靶場，專供進行各種細菌戰實驗之用。

[6]Adolf Boelling Overweg原著，俞叔平譯，《化學兵器與國際公法》（中國法學編譯社印行，台北，民國66年再版），頁61。

[7]圖二、三、七、八出自Вооруж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в районе реки Халхин-Гол, Май-сентябрь 1939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лис” Москва 2014，為紀錄片《哈勒欽河》（1939、1940）的畫面。

[8]同註3。

[9]詳見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朝日新聞》。

[10]（編註）1945年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在日軍的代號是「滿洲第659部隊」，731部隊是其下轄部隊，為石井部隊平房本部的代號。

[11]日蘇「諾門罕事件」，詳見Вооруж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в районе реки Халхин-Гол, Май-сентябрь 1939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лис” Москва 2014。另見O.Edmond Clubb, China and Russia: The Great Game (Columbia Univ.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1971), pp.312-318。

[12]David J. Dall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Far East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1948) p.39。

[13]見蘇聯科學院、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科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五年），頁325；另見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莫斯科「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廣播。

[14]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軍醫中佐西俊英供詞，「審判材料」，頁301-302。

[15]森村誠一，《惡魔之飽食》（光文社，東京，昭和五十七年，第17刷），頁39。

[16]見十二月廿九日晚庭審訊紀錄，蘇聯國家公訴人三級國家法律顧問斯米爾諾夫的講詞，「審判材料」，頁474。

[17]同註13。

[18]同註15，「審判材料」，頁474-475。

[19]見《諾門罕事件實錄》附錄，原書藏哈佛燕京圖書館三樓日文圖書部分。

[20]荻州立兵頒發的感狀，是筆者1980年代在美國念書時，從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找到的一本日文書《諾門罕事件實錄》的附錄影印而來。

[21]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判紀錄，被告梶塚隆二中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14。

[22]見一九八二年月廿八日，法新社，東京電。

[23]見一九八二年月廿八日，法新社，東京電。

[24]草場後出任關東軍第四軍司令官。

[25]見《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國防部，台北，民國四十五年），第830號，頁245；另見案卷，第15卷，頁35-39，「審判材料」，頁26。

[26]同註23。

[27]同註23。

〈抗戰期間日軍在華之細菌作戰（一）：由蘇聯軍事法庭之審判紀錄談起〉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姜書益撰寫，汪琪、羅國蓮、廖文瑋編輯

細菌戰紀錄影片

日本皇軍一九四○年在華中寧波地區進行的細菌戰行動，我們亦可經由這些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之供詞得到証實。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晚庭之審訊紀錄，被告前第731部隊訓練部長西俊英中佐供稱：「我聽說在一九四○年間曾使用過細菌武器去對付過中國，一九四○年八月或是九月，我到北京防疫給水部隊司令部，在那裡，我聽到關於在華中寜波一帶使用過細菌的消息，當我停留在北京防疫給水部的時候，收到一份來自南方防疫給水司令部的文件，我從這份文件得知在寧波一帶使用細菌的訊息。後來北京防疫給水部部長吉村中佐又告訴我，在中國境內使用的鼠疫細菌是從石井部隊那裏運來的。從一九四○年九月或十月間，我的朋友瀨戶少佐從南京來到北京時告訴我，他是剛從華中進行過行動後才回來的。所以我根據三個來源知道皇軍已在華中一帶使用過鼠疫跳蚤之事，第一個來源是瀨戶少佐的話，第二個是吉村中佐的通知，第三個來源就是從南京寄到北京司令部的那份文件。」[2]

根據上述供詞已可証明日軍的罪行，此外，被告川島、尾塚及佐藤均証實第731部隊在「寜波行動」中對華實施細菌戰的情形。供詞所提到的「南京給水部」，亦即前文所言之京「榮」字第1644部隊，至於「北京給水部隊」則無任何詳細資料，「僅知日本帝國陸軍不僅擁有惡魔第731部隊，在華北、華中、華南、南方四個地區，亦有相同性質的細菌部隊，……其慘無人道之行為，與第731部隊不相上下」[3]，又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晚庭審判紀錄，在「奈良部隊」開拔之前，第731部隊細菌生產部製造課長柄澤十三夫少佐，奉命以該課生產的細菌支援該遠征隊，被告柄澤曾就此事進行說明。他供稱：

「第一次遠征是在一九四○年實施的，這是那年下半年的事，我的直屬長官即生產分部長鈴木少佐，吩咐我們生產傷寒病菌70公斤、霍亂病菌50公斤。後來我從鈴木口中得知，這批細菌是專為石井部隊長，率領到中國內地去的特別遠征隊而生產的。準備細菌一事是石井直接給他，我則負責執行此項指令。此外，我也從第二部（即實驗部）人員方面聽到，該部也為石井和遠征隊培養了5公斤染鼠疫病菌的跳蚤[4]以便散佈鼠疫。

一九四○年九月石井將軍帶了部分官佐飛到漢口，同年十二月才返回平房駐地。據那些曾隨同石井到漢口的軍官回來表示，用跳蚤攻擊中國人的行動業已奏效，散播跳蚤的結果，在華中地區已引起黑死病大為流行，並造成無數中國軍民死亡。由於這次實驗是在敵軍的領土內進行的，所以確切戰果無法查明。但當時為了蒐集此次行動效果之情報，特別留下一支由野崎少佐率領之小隊，結果野崎少佐弄到了幾份記載寜波一帶瘟疫流行消息的報紙。報紙上有一篇報導指出，寜波一帶發生了鼠疫流行，接著該報導的記者作出一個正確的結論，說明此次鼠疫的肇事者應該是日本人，因為在寧波一帶發生瘟疫之前，有人親眼目睹數架日本飛機在該地區上空飛過，並擲下過什麼東西。這篇報導我曾親自閱讀過。」[5]

以上是日人在蘇聯軍事法庭有關「寜波行動」之供詞。此外，更有一名美國記者鮑威爾（John W. Powell）則是親眼目睹日軍在寜波進行細菌戰的見證人。一九一九年出生於中國的鮑威爾，其父是一名記者並在上海辦了一份《中國評論》（China weekly Review）週刊，鮑氏後來亦進入新聞界。他指出，一九四○年當日本在華中進行細菌戰行動之際，「當時我正巧在寜波，……日軍進行殘酷的細菌戰結果，致使許多中國人民受到傷害，……對於日軍暴行，我有一股難以形容的憤怒和反感。」

有關日軍「寜波行動」的詳情，被告川島清少將亦指証，一九四一年某日，他因事進入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的辦公室，看到石井正在閱讀一份中國的醫學雜誌，並將其中一篇他很感興趣的文章中的某句話唸了出來，就是中國醫生稱在上海南面的寜波一帶，最近曾發生強烈的鼠疫（即黑死病）症肆虐，該文特別指出這次鼠疫流行病有點特別稀有的性質，因為這次鼠疫病菌似乎祇為害人類，並非像以往的鼠疫，同時鼠類也會受到感染云云。

石井在評述這篇報告時，得意洋洋地向其部屬指出，這篇文章就証實了他在一九四○年間在華中用飛機撒播鼠疫跳蚤，對中國人民進行細菌戰行動是具有相當成效的。[9]這是被告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清少將，在蘇聯軍事法庭上的供詞。

該部隊另一名頭子北野政次軍醫少將（後升中將）亦曾向被告梶塚証實，一九四○年之「寧波行動」成果令人相當滿意。[10]此外，根據曾於台北警局木柵分局服務的朱鴻生君親向筆者透露，其祖父母即死於此次日本對寧波之細菌戰行動中，當時城中之百姓均認為這一定是日本人之陰謀。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庭之審訊紀錄，被告西俊英中佐供稱：「我看過一部說明第731部隊遠征隊，於一九四○年間在華中一帶軍事行動的紀錄影片，該片首先出現在銀幕上的是，將盛有鼠疫跳蚤的器材如何安裝在飛機下方，以及跳蚤撒播器如何安裝在機翼下面之鏡頭，接著是一段旁白解釋，說明這個器材中盛放的是帶有鼠疫病菌之跳蚤。然後有4、5個人登機出發，但究竟是誰就不得而知了。接著是飛機升空，下一段旁白說明是，這架飛機正飛向敵方陣地上空，隨後幾個動作是飛機升降，中國軍隊移動以及中國農村景象，接著自機翼下飄出了一股清煙，旁白立即加以說明，這股清煙就是撒在敵軍頭頂上的鼠疫跳蚤云云。然後就是飛機飛返基地的情形，銀幕上立即打岀『作戰完畢』字樣，跟著就是飛機降落，消毒人員來到機旁消毒的情形，隨後有數人下機，首先是石井將軍，其次是碇常重大佐，其餘的人我就不認識了。嗣後銀幕上出現了『戰果』二字，映出二份中文報紙，以及從這些報紙上譯成日文的消息，即在寧波一帶忽然發生了強烈的鼠疫流行等語。最後在銀幕上出現的鏡頭，是一羣中國醫務與衞生人員，身著醫務人員的白色外套，在鼠疫流行地區進行消毒的情形。」[12]

由被告前第731部隊訓練部長西俊英中佐之供祠，不僅說明一九四○年「寧波行動」，日軍在華進行細菌戰的真實詳情，更說明二戰期間日本軍閥的殘酷罪惡行徑。然而石井四郎和關東軍司令部的頭子們，為了向日本帝國大本營丑表功起見，每當有任何「要人」來視察時，這部罪惡的紀錄影片，便被拿出來反覆放映供訪客觀賞一番。據悉關東軍若干高級官員和參謀人員，如歷任司令官梅津大將、山田大將、日皇堂兄竹田宮（即宮田中佐）、關東軍參謀長笠原幸雄中將、副參謀長綾部（後由松村知勝少將兼任）、軍需處長古野等人，甚至日本陸軍大臣後出任首相的戰犯東條英機大將均曾觀賞過這部充滿罪惡的紀錄影片。[13]此外，關東軍副特務機關長淺岡大佐昭和十七（一九四二）年七月，卻因放映此一對華進行細菌戰影片，給一羣來自日本國內記者觀賞而遭到最嚴厲的處分[14]，因為日軍參謀本部視細菌武器為帝國最高機密，絕不可透露給任何不相干的外人得知。

常德行動

由於日軍一九四○年在寧波一帶對中國進行細菌行動得到相當成功，因此一九四一年夏天，石井部隊遂再派出第二次遠征隊前往中國內地，進行另一次「行動」。領導這次遠征行動是關東軍第731部隊第二部（即細菌作戰部）部長太田澄大佐。此次遠征隊人員除負責散播鼠疫外，日軍參謀本部並指示他們得破壞當時華中的中國軍隊的交通樞紐──湖南常德。故此遠征隊之目標，在使湖南常德一帶造成鼠疫流行，所以這次所謂的「遠征」，有30多名細菌學專家參加，全隊總數達100人，規模相當龐大。

當遠征结束返防後，主持此次「行動」之太田大佐，特別向部隊長石井四郎作過一項簡報，太田報告稱，該遠征隊在常德城與洞庭湖一帶城市上空，撒播了大量染有鼠疫細菌的跳蚤，曾列席此次會議的被告，前第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少將供稱：

「遠征行動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舉行的，有一天第二部部長太田大佐通知我，近期他將前往華中，隨後便向我道別。過不久他回來時曾向我提到，他們曾在華中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城一帶，用飛機向中國人投放過鼠疫跳蚤。根據他的說法，就是對中國進行了一次細菌攻擊。後來，太田大佐作過一次報告，當時我也在場。他報告稱，第731部隊派出的遠征隊，曾用飛機在湖南常德一帶施放帶有鼠疫細菌的跳蚤，結果使當地鼠疫流行，有很多人染上鼠疫，但究竟有多少人確診，我並不清楚。」[15]

川島少將並指出第731部隊參加常德行動的「約有四、五十人」，而且「當時採用的是從飛機上撒放鼠疫跳蚤的辦法。」[16]被告柄澤少佐亦証實，「在一九四一年舉行的這次行動中祇使用鼠疫跳蚤」而未用過其他種類病菌。[17]另一被告前關東軍第5軍醫處長佐藤俊二少將亦稱，「我在『榮』字第1644部隊供職時，就曾親耳聽到太田大佐與小野寺中佐說……一九四一年在常德一帶……行動時，使用過細菌武器，並且當時所使用的，都是從飛機上撒放的鼠疫跳蚤。」[18]由於資料限制無法對日軍這次「常德行動」的整個過程作進一步瞭解，僅知「大田與石井都非常稱讚這次遠征的成效，因為當時在常德一帶居民中引起了強烈的鼠疫流行。」[19]

浙贛作戰

日軍對中國進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細菌戰攻擊行動是一九四二年夏季發動的，而且又是由關東軍第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中將親自主持，參加此次細菌戰行動除石井部隊的細菌專家及軍醫人員外，並且還包括隸屬所謂「支那派遣軍」下的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人員在內。據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之供詞可知，日軍在此次「浙贛行動」之部署和準備極為周密。在討論日軍「浙贛行動」對華細菌戰之前，𧫴根據國軍所編纂的《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有關一九四二年日軍之「浙贛作戰」作一說明。

根據日軍之記載指出，一九四二年四月初以來，由於國軍在浙贛一帶進行游擊戰，對日軍造成相當困擾。同月十八日，從美國航空母艦起飛，由美國空軍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率領的的B25轟炸機，首度對東京、大阪進行空襲後飛往中國大陸，「日本帝國大本營據此判斷，爾後美國空軍可能會經常自太平洋基地或航空母艦起飛，空襲日本本土後在中國着陸，或直接由中國大陸基地起飛空襲日本本土。從距離而言，以利用浙江省之飛機場最為有利，故命支那派遣軍停止常德作戰，而先行攻佔浙江省方面各機場。」因此，一九四二年夏季「浙贛作戰」之目的，「主要在擊破浙江省方面的中國軍隊，覆滅其主要空軍基地，使其不能利用該基地空襲日本本土。」[21]但究竟如何徹底「覆滅」該地機場，並「使其不能利用」此等機場，毫無疑問，由各細菌部隊用強烈的「細菌武器」污染浙贛地區地面及飲水，就成為日軍在此次作戰所考慮使用之戰術。

是年五月帝國大本營曾在東京舉行一項秘密會議，關東軍第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中將亦奉命前往參加，以為未來徹底「破壞」浙贛一帶而進行研商。

一九四二年夏季的「浙贛作戰」，日方係由所謂之「支那派遣軍」隸下之第十三軍為主，另有包括第十一軍與華北日軍一部所組成，共計步兵40多個大隊為基幹，攻擊發起訂為五月中旬。[22]而此時在浙贛地區，日軍所面對者，主要為由顧祝同將軍主持下的第三戰區之國軍：其中並包括由王鐵漢將軍麾下的第49軍。王鐵漢將軍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關東軍攻擊瀋陽北大營時，奮起抗日之英雄。

日本所謂「支那派遣軍」依據帝國大本營之決定，擬定作戰計劃，「決定以第十三軍主力於五月十四日自杭州方面對中國第三戰區東部展開攻擊，覆滅浙江省的機場根據地；另以第十一軍的一部攻擊第三戰區之西部，以策應第十三軍。」作戰要領是「儘速以主力經紹興─諸暨─金華道，以一部沿杭州─富陽─蘭谿道方面，擊破中國軍隊，略取金華繼再佔領玉山及麗水。依狀況準備相機攻略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之廣德附近，佔領前述各地區後，在所需期間（預定約一個月）加以確保，如情勢許可則將機場及其他軍事設施及主要交通線徹底破壞，然後回歸原來態勢。關於撤退開始之確定時間及其他詳細事項，依情勢另定之。」日軍大本營根據上述計劃，對所謂「支那派遣軍」特別指示，應佔領「主要航空根據地，為麗水、衢州、玉山附近之中國各機場及附屬設備」，並要求佔領機場各部隊，「應在必定要求之期間加以確保」，且須在各機場及交通線「徹底加以破壞後」，方可返防等語。[23]

根據《八年抗戰之經過》指出，日軍係於民國卅一年五月十五日起，分別由浙東之奉化、上虞等地向我發起攻擊，主力沿浙贛鐵路向西推進。嵊縣、諸暨等地遂相繼陷落，更因金蘭守軍堅決抵抗，日軍竟以毒氣對付我軍。金華、玉山、龍游及衢州亦相繼陷入敵手。[24]此係「浙贛作戰」之前段，此時在衢州外圍為王鐵漢將軍麾下的第49軍等國軍部隊。

一九四二年夏季，日軍「浙贛作戰」整個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並非其初期在浙贛鐵路沿綫的軍事行動，而是其第二階段「回調作戰」（即撤退作戰之別稱）。根據日方之說法，「日本帝國大本營於七月廿八日令支那派遣軍停止浙江方面之作戰，確保金華附近；同時指示回調時期為八月中旬，及金華附近應確保之地域，宜包括該地附近之重要礦藏資源，且力求節約兵力。」

接獲大本營的指令後，「支那派遣軍」司令部遂「決定回調時間為八月十九日，金華附近之確保地域為富春江以東，迄蘭谿、金華、武義、新昌、奉化以北」。[25]根據日軍紀錄，如此便可充分掌握日軍在「浙贛作戰」第二階段之動向了，但帝國大本營何以會指令「支那派遣軍」撤退，進行所謂的「回調作戰」，當然在日軍作戰紀錄中絕不會提及將對華進行細菌作戰之陰謀，然而根據《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一卷、上册、插圖18，即「日軍浙贛作戰經過要圖」之右下方，麗水與松陽之間，赫然發現有所謂「奈良支隊」的番號後，就徹底明白日軍「回調作戰」之陰謀何在了，因為第731部隊在進行細菌戰行動時，經常是以東鄉、加茂、奈良部隊等化名以掩人耳目。

《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一書，係民國四十五年二月，由中華民國國防部根據侵華日軍將校之紀錄，翻譯編纂而成。有關日軍「浙贛作戰」暨插圖部分，係根據第十三軍參謀大野英男之筆記與第十一軍阿南大將之筆記而成，[26]應屬可靠。

注解

[1] （編註）此圖見於〈細菌戰疫：國際合作與鼠疫防治〉一文，當中亦說明了抗戰時期，日軍為突破在華軍事僵局，而在中國各地散播鼠疫之事。

[2] 十二月廿六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西俊英中佐供詞，「審判材料」，頁300。

[3] 森村誠一原著，邱夢蕾譯，《殘酷的地獄》（遠聲出版社，台北，民國七十一年），頁170-171。

[4] 第731部隊第二部轄有一個專門繁殖跳蚤的田中班，由田中少佐負責。

[5] 《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四卷，頁43；另見蘇聯軍事法庭起訴書，「審判材料」，頁24-25；另見十二月廿六日晚庭，被告柄澤十三夫少佐供詞，「審判材料」，頁280-281。

[6] （編註）圖二、圖三圖說皆參考〈5000多平方「鼠疫場」被焚　日軍細菌戰寧波1554人罹難〉撰寫。

[7] （編註）見〈市區發現傳染病　衛生院設法防治　衛生指導室在病區掃除消毒〉，《時事公報》，1940年11月2日，第二版，浙江省檔案館。

[8] 森村誠一，《殘酷的地獄》，頁92-93；另見The Bulletin of the Scientists, Oct.1981, pp.45-47。

[9] 十二月廿九日晚庭，蘇聯國家公訴人斯密爾諾夫講詞，「審判材料」，頁477；另見十二月廿五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271-272。

[10] 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梶塚隆二中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15。

[11] （編註）〈八年血債（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25-015。

[12] 《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七卷，頁58；另見蘇聯軍事法庭起訴書，「審判材料」，頁300-301。

[13] 十二月廿九日晚庭審訊紀錄，蘇聯國家公訴人斯密爾諾夫講詞，「審判材料」，頁477。

[14] 森村誠一，《惡魔之飽食》，頁133-136。

[15] 十二月廿五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269。

[16] 同註15。

[17] 十二月廿六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柄澤十三夫少佐供詞，「審判材料」，頁282。

[18] 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佐藤俊二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26-327。

[19] 同註13，頁478。

[20] （編註）〈湖南省鼠疫防治〉，《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134223-00001-001。

[21] 詳見《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一卷，上册，頁81-82。

[22] 同註21，頁83。

[23] 同註21，頁83。

[24] 何應欽編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再版，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九日序。原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陸軍總部出版），頁206-208。

[25] 同註21，頁97。

[26] 同註21，頁99。

[27] 731部隊因首任部隊長石井四郎之名而常被稱為「石井部隊」，也經常化名為「加茂」、「東鄉」或「奈良」部隊。「加茂部隊」的名稱源自於石井的家鄉名，「東鄉部隊」則源自於石井崇拜的偶像東鄉平八郎。
（編註）「奈良部隊」的名稱源自於飯田奈良，他是731部隊的總務部庶務課主任，負責組織了731部隊的遠征隊。參見〈731部隊の「細菌兵器」が原因で、日本軍でも感染症が大流行していた…！〉、中文百科全書「731部隊」。

〈抗戰期間日軍在華之細菌作戰（二）：江南地區大規模細菌戰攻擊〉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姜書益撰寫，汪琪、羅國蓮、廖文瑋編輯
圖／姜書益提供

回調作戰

根據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之供詞，一九四二年日軍對華細菌攻擊行動的準備工作極為詳盡完備。為此，日本帝國大本營曾於是年五月在東京召開一項秘密會議，關東軍第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中將亦奉命參加，會後石井返回平房駐地，當天便邀集部隊幹部舉行會議，會中並就此次所謂「遠征」行動，作成多項決議，石井部隊長並責成第二部（即細菌實戰或實驗部）部長村上隆中佐，擬具此次對華細菌戰之詳細作戰計劃。[2]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晚庭之記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稱：「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間，第731部隊長石井中將召集部隊全體負責幹部舉行會議，當時他向我們宣布，很快就要派遣遠征隊到華中去，以期探究使用細菌武器的最好方法。這支遠征隊是遵照日軍參謀本部所下命令組成而派出的。其主要任務是要研究所謂地面傳染方法，即在地面施放細菌的方法。隨後關東軍司令官下令責成專門派遣一個遠征隊前往華中，根據這一命令，第731部隊長石井中將又召集本部隊全體幹部舉行會議，當時他向我們說明應如何具體進行此次遠征，並責成第二部部長村上中佐去擬定這次遠征的計劃。」

「這次遠征隊人數規定為100至300人，決定要採用的為鼠疫、霍亂及副傷寒三種細菌。從六月底到七月初，這支遠征隊分成好幾個小隊，分別搭乘飛機和火車抵達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的駐地。這支遠征隊的細菌戰行動，應與日軍在華中浙贛一帶的動作同時進行。行動原定於七月末開始，但因日軍在浙贛採取戰略退卻（即所謂「回調作戰」），而稍有推遲，所以細菌戰行動在八月底始舉行。第731部隊派往華中的這支遠征隊，暫時是以『榮』字部隊為基地，並在那裡建立一些據點。這次細菌戰行動，是在浙贛的玉山、金華及浦江一帶進行的。在此次行動完畢後，我方才知道當時是用撒放的方法，對中國人實施了鼠疫、霍亂及副傷寒症的攻擊細菌。鼠疫是用跳蚤傳播的，而其餘的細菌則是直接將其撒放於蓄水池、水井及河流中。我僅知道此次細菌戰行動，完全是按照計劃進行，但這次行動的詳細進程我並不太清楚，但從石井將軍口中得知，這次作戰行動甚為成功。」[3]

被告川島清少將並稱，他曾閱讀過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將責成第731部隊派遣「遠征隊」前往華中進行細菌戰之命令。[4]此外，根據另一被告，第731部隊細菌製造班班長，即「柄澤班」負責人柄澤十三夫少佐之供詞，在石井四郎中將與遠征隊開拔之前，他曾奉直屬長官鈴木少佐之命，生產了130公斤的副傷寒及炭疽熱細菌，用以支援該遠征隊，至於其他各種細菌則由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提供。[5]有關此一事實，被告川島及佐藤之供詞完全証實。此外，石井部隊第二部之「田中班」則特別為此次遠征行動而繁殖一批跳蚤。至於細菌及其他必需器材，均分批以火車和飛機運抵南京駐地，俾供此次細菌戰行動之用。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八日晚庭之審判紀錄，一名親身參與此次細菌戰行動的証人，前第731部隊第643支隊衞生兵古都良雄供稱：「前往華中行動的遠征隊的主要任務，是在玉山城一帶對中國軍隊和平民進行細菌破壞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間，第731部隊派出一支由120名官佐及雇員所組成的隊伍，乘火車從哈爾濱出發，首先開到日本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總部的駐地南京市，當時該總部部分官佐和士兵加入我們的隊伍，結果我們這支遠征隊的人數，便增加到150、60人。」

「我們這支遠征隊當時進行的工作，就是用傷寒和副霍亂病菌污染蓄水池、水井、建築物的辦法進行細菌攻擊。第731部隊第四部所生產的上述各種細菌，供應這支遠征隊使用。這一大批細菌被裝在原盛放蛋白消化素的玻璃瓶中，然後再分別裝箱。箱子上並特別標明『給水』的字樣，再空運到南京。當這批細菌抵達南京後，我們便將細菌分別裝到一種盛水的鐵罐中，隨後便將這種鐵罐連同玻璃瓶，一併用飛機運到預定進行細菌戰之地點。細菌戰攻擊行動，就是將這些鐵罐和玻璃瓶投入水井、池塘、河川及附近村舍內，我也參加了這項工作。」[6]

以上係曾參加一九四二年夏對華細菌戰之前石井部隊人員之供詞，說明日軍在所謂「浙贛行動」中，對中國軍民所進行戰的詳細過程。根據蘇聯法庭紀錄指出，証人古都良雄並在法庭上透露一件日軍的惡行，古都供稱：「當時在戰地（指浙贛戰區）設有兩處中國戰俘營，收容了將近3000名中國俘虜，當時我們遵照石井將軍之命令，做好3000個饅頭[7]，經過冷却後，我們就用針藥將傷寒或副傷寒病菌注入這些饅頭中，然後由通曉華語的翻譯官春日，將這些饅頭分送給所有中國戰俘享用。隨後便將他們全部自戰俘營中䆁放，目的是要引起傷寒和副傷寒的流行。此外，另遵照石井將軍的指示，遠征隊人員用麵粉作出蛋形及其他形狀，就將這3、400塊餅乾交給別動隊人員，他們就當作彷佛是遺忘的食品，遺留在中國老百姓家中，或擲在院落牆角、樹林下，或是行人休息地點等地，讓無知的中國人撿來食用，俾能造成瘟疫流行。」[8]

經由這段供詞，充分說明日軍在中國的罪行。這名前731部隊第643支隊的衞生兵古都，在蘇聯法庭上答覆檢察官詢問時表示，遠征隊還將此一贈送饅頭給中國戰俘之舉，當作一種「慈善事業」而拍照留念。[9]日軍這次對華細菌戰攻擊行動，曾使浙贛一帶造成瘟疫流行。根據法新社引述鮑威爾的說法，「該部隊所使用的炭疽熱和其他細菌，目前仍污染中國大陸數十個地區，主要是浙江省。」[10]又根據某期《浙江月刊》之報導指出，不少學生在浙贛地區流亡時，因誤飲染有鼠疫、傷寒細菌的水而不幸喪命者，使人很難不懷疑是日本細菌部隊所為！

識破奸謀

根據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上之供詞證實，日軍的華中「防疫給水部」，即隸屬於所謂「支那派遣軍」的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或稱「多摩部隊」），此部隊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浙贛行動」中，積極支援第731部隊之遠征隊的細菌戰行動。根據十二月廿七日早庭之審判紀錄，曾任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頭子的被告佐藤俊二少將[11]指出，「在『浙贛行動』中，『榮』字第1644部隊曾派出部份人員，協助該遠征隊進行此次行動。例如，提供此次遠征隊相當數量的鼠疫跳蚤，以便傳染黑死病。同時，當遠征隊扺達南京時，便暫時住在『榮』字第1644部隊的營房內。」[12]

此外，根據十二月廿九早庭之紀錄，另一名証人曾擔任「浙贛作戰」主力的第十三軍情報課長三品隆行大佐[13]，詳細說明了此次行動。三品供稱：「浙贛行動是於一九四二年舉行的，這次軍事行動是遵照日本『支那派遣軍』司令官秦彥將軍[14]命令而舉行的。此項命令是一九四二年三月頒發的，命令指示，此次行動之目的，在於消滅中國方面的兵力，也就是要消滅『重慶派』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集中在浙贛鐵路沿綫金華、龍游、衢縣及玉山一帶的中國兵力。

參加此次軍事行動的，包括第13軍全部，再加上司令部在漢口的第11軍部份部隊。此外，還有若干特殊部隊被派來輔助此次行動，配屬於第13軍的那支特種的細菌部隊，是由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人員所組成的。石井四郎將軍和二、三名醫官，是在八月廿四或廿五日抵達戰地的，當他們到達後，就在第13軍司令部召開一次秘密會議，與會者除石井四郎少將外，還有第13軍司令官、參謀長及作戰課長等人。石井少將當天吃過午飯後即搭機返回南京，然而同機而來的那幾名官佐卻仍留在部隊上。因為當時我在第13軍任職，所以我才知道這幾名留下來的官佐，曾與先頭部隊的防疫人員，一起在前線撒播鼠疫細菌。本軍團司令部由衢縣撤退到了金華，停留兩星期後，就於八月十八、十九日開往上海。」[15]

三品隆行大佐之供詞與前文《日軍在中國方面作戰記錄》雖略有出入，惟大致相符，但日軍細菌戰陰謀仍為中國所識破。証人前第13軍情報課長三品隆行大佐供稱：「我在九月間曾收到一份前線戰鬥部隊俘獲中國軍隊的文件，這份文件是我方某部隊，在佔領一個番號不明的中國軍隊師部所在地繳獲的。據我所記得，該文件所註日期是九月份，這是中國某軍部用無線電發給師長的命令。這項命令上是說日軍在浙贛地區行動的部隊，在實施撤退時曾在衢縣一帶用鼠疫污染過地面，並說必須特別注意到這點，應該採取預防之辦法等。」

「這項命令是用油印機印的，命令上特別強調指出日軍行為之殘暴本質。我將此一文件所載之事，呈報第13軍司令官及參謀長。他們在看完我的報告後，簽了一個閱字表示他們已看過此文件，但未作任何其他表示。因此我雖未曾親眼目睹此次細菌戰行動，不過根據石井將軍與第13軍司令官在十二月廿四或廿五日舉行會議，並將第731部隊3名官佐留在第13軍內，以及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派去一批防疫人員到第13軍來工作等事實，都使我有理由作出一項結論，這次軍事行動是由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人員，在石井將軍等人的一般領導下而進行的。」[16]這是前日本「支那派遣軍」第13軍情報課長三品隆行大佐之供詞。

經由這些供詞均証實，日軍在中國進行的細菌戰是一種違反人道而且極其危險的行為。根據近年西方之報導可知，中國若干城市至今仍受到這些具有強烈傳染性細菌之危害。但是石井四郎等一眾日本軍閥，卻從不為他們所幹下傷天害理的勾當表示懺悔。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七日早庭之審訊紀錄，代表關東軍司令官負責督導第731部隊細菌生產技術業務之被告，前關東軍醫務處長梶塚隆二中將，在蘇聯軍事法庭有這麼一段令人髪指的對話，𧫴照錄於後：

（蘇聯國家公訴人）問：「我要指出你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所供述而記載在案卷第8卷第105頁上的一段話，當時你曾說：『我証實第731部隊確實曾使用細菌武器，對付過中國軍隊以及中國內地之平民。毫無疑問，這種武器在中國人看來是一種攻擊手段，然而在日本人看來不過是一種實驗手段。』請你解釋一下，你說『在日本人看來是一種實驗手段』，究竟是指什麼呢？

（梶塚中將）答：「我這樣估計，是說當時這種武器的效力還未完全查明，所以當時所進行的是判明此種效力的實驗。」

問：「你的職業是醫生嗎？」

答：「是的。」

問：「雖然按照職業而言，你是一個醫生，也就是從事人道事業的一份子，而你當時以這種使用千萬鼠疫跳蚤對付中國平民行動，祇是一種實驗嗎？」

答：「當然，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試驗。」[17]

以上是被告關東軍醫務處長梶塚隆二中將之供詞，這名毫無人性的日本軍醫，竟將這種以細菌武器攻擊中國人的行為說成是「一種實驗」，正如今天日本政府將二戰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進出中國」如出一轍。難怪若干曾在第731部隊工作之戰犯及未死餘孽，至今並不認為他們當年所作所為有什麼不對。[18]

南洋之「防疫給水作戰」

根據日本人的自白，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為止，日軍在國外共設有5支非機動性的「防疫給水部隊」（即擁有固定駐地的細菌部隊）之單位，亦即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即位於哈爾濱平房的第731部隊）、關東軍獸疫預防部（即位於長春孟家屯的第100部隊）、華北防疫給水部（位於北平）、華中防疫給水部（即位於南京的「榮」字第1644部隊）、華南防疫給水部（即位於廣州的「波」字第8604部隊）以及南方防疫給水部（位於新加坡）。這5支擁有固定駐地的防疫給水部隊，分別配屬於5個方面軍，並統一由關東軍司令官指揮，另外還有機動性防疫給水部隊，分別配屬至各戰鬥單位，由各部隊長直接指揮逕自進行細菌戰行動。[19]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法庭之審判紀錄，証人前關東軍副參謀長兼作戰課長松村知勝少將供稱：「當時我所得到的消息，實際使用細菌武器一事，是要靠各部隊及其支隊內那些專門幹部去完成。換言之，在有必要之時，上述部隊及其各個支隊，就應該抽調出相當數量的專門人員，並將一些平時就已受過（細菌戰）專門訓練的士兵由他們去指揮……，若是平時就被派到細菌部隊各支隊去工作，或是被派到日軍部隊或軍團中，設有防疫給水部隊內去工作。若在戰時，他們就應派去使用細菌武器。」[20]

由松村少將之供詞可知，進行細菌戰實際行動，多半還靠各戰鬥部隊内的「防疫給水」單位，或已在細菌部隊受過專業訓練之幹部或士兵來執行，當然各細菌部隊有時會派遣「別動隊」人員前來協助。因此二戰期間日軍的細菌部隊，除前述已曝光的數支部隊外，各戰鬥部隊仍有附屬之「防疫給水部」及「軍馬防疫部」，這都是日軍負責細菌作戰的單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乘勢向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爪哇及中南半島等地進犯，一方面切斷中國對外交通線，一方面奪取西方各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根據日人的自白可知，此時，在南方戰線上的日軍亦同時進行所謂的「防疫給水作戰」，亦即「細菌作戰」。「事實上，也有若干第731部隊與孫吳支隊曾奉『關特演』作戰命令南下，十二月八日秘密抵達台灣。」[21]此外，根據《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書中明白指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進犯香港之日軍中即包括特種部隊「防疫給水部二、軍馬防疫部一部」之單位[22]。毫無疑問在日軍入侵香港時，曾有3支細菌單位隨行。而一九四五年四月戰爭末期，日本帝國大本營準備對中國四川大後方進行攻擊時，曾要求特別增加「防疫給水部隊」和「軍馬防疫部隊」[23]，顯示日本準備或已對四川大後方進行細菌戰行動了。根據以上各種事實顯示，二戰期間日軍進行的細菌戰，絕非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上招供的那幾樁。

根據日本學者森村誠一的報導指出：日本《大塚藥報》連載中的〈竹舟記〉，敍述華南防疫給水部[24]所施行的細菌戰實況如下：〈竹舟記〉的主角是戶山藥劑官，他曾於一九四四年春季展開的湘桂作戰[25]中，目睹日軍士兵「傳染病患者激增」的情形。「傳染病房經常人滿為患」，死亡人數亦逐日上升。某日戶山與久別的戰友、任航空隊操縱士官的杉田陸軍少尉重逢，杉田告訴他一個驚人的事實，說自己曾「奉參謀本部命令」在長江上游投擲為數不少的霍亂菌炸彈。戶田和杉田都明白投擲細菌炸彈的命令，乃是他們都認識的「磯貝少佐」所下達的。戶山認為「目前中國軍隊的受害情形尚不得而知，但日軍的損失卻極其慘重，單就戶山所在的江岸醫院而言，每日就有十幾人死亡。」因此，杉田少尉就說：「看醫院情況，我們不難了解，這種作戰方式若不儘早結束，則日軍會首先遭殃。以士兵人數而言，雖說是打仗，亦屬瘋狂舉動。」二人便雙雙趕往司令部，希望向磯貝少佐申訴中止細菌戰之看法，未料磯貝卻派赴緬甸，因此𨍭向吉田軍醫大佐報告。

聽完他們的申訴後，吉田大佐說：「你們也知道磯貝是軍醫學校的教官，而且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即第731部隊）隊長石井四郎的愛徒，也就是說，他是防疫給水部的一顆寳石。如今他已派赴緬甸戰線，在那邊艱苦的環境中，希望他能順利完成任務。」對於戶山與杉田之申述，吉田大佐竟答道：「可是戰果遠超出你們的想像，至於友軍受害這也是不得已的。正如剛才我所說的，未獲得最後的勝利，一切都是徒勞，為驘得勝利就得不擇手段，你們了解嗎？」

這是《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引用〈竹舟記〉，伊東行雄的一篇報導，用以說明一九四四年春，日本所謂「南支派遣軍」的「防疫給水部」，即廣州「波」字第8604部隊，在湘桂作戰時對中國進行細菌作戰，未料日軍本身反而遭到毒害的真實情形。森村指出，「觀其描述細菌戰情節之逼真，因此戶山很可能就是作者（伊東行雄）之化身。」[26]一九四四年春，在湘桂作戰日軍對華進行細菌戰行動，〈竹舟記〉寫出中國方面受害情形如何，「民國33年春，由於虎列拉（霍亂）流行，桂林天天都有人病死，門前經過的出殯行列不斷。」這也是先父當年因投考陸軍大學，在廣西桂林親眼目睹之慘況。

此外，《惡魔之飽食》一書作者森村誠一曾提到，「至於磯貝少佐飛往緬甸之目的何在？令人費解。但是《竹舟記》文中軍醫大佐吉田曾有「磯貝是軍醫學校教官，且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長石井四郎的愛徒。」[27]之說法，因此軍醫少佐磯貝前往緬甸倒底幹什麼勾當便昭然若揭了。

結語

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曾向其部屬透露，由於日本缺乏充分的金屬礦藏和原料，所以必須進行新武器的開發，而細菌武器就是其中之一，況且世界列強在這方面都有相當進展，因此日本絕不能落後云。毫無疑問日軍在對華浙贛行動、常德行動，以及諾門罕的對蘇作戰中使用細菌武器，都是這種理論的實踐，至於它是否合乎國際公約，是否違反人道，對環境污染等後果，都不在其考慮的範圍。二戰期間，日軍在中國和東南亞戰場的戰爭犯罪罄竹難書，難怪曾於「九一八事變」和浙贛行動面對日軍的王鐵漢將軍，晚年在與筆者談及日軍暴行時，仍義憤填膺耿耿於懐。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夕，日本軍方下令立即銷毀各細菌部隊，然而細菌部隊遺棄的各種病毒及帶菌體，卻為中國東北各地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先入東北的蘇聯紅軍不得不要求中國，儘速派出防疫人員前來協助防疫。戰後為取得日軍細菌戰研究成果，美國不僅保護石井等人免受戰犯追訴，而且取得日本細菌資訊的美軍，在後來的韓、越戰爭中竟一再使用，特別是一九八○年代，美軍在越南使用的「橙劑」，對越南的餘毒至今未消。最近俄烏戰爭中發現多所美軍生物實驗室，細菌戰的陰影自然引起各國的高度關切。

注解

[1] 圖一、圖七出自《В борьбе за свободу 在爭取自由鬥爭中─К 70-летию разгрома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и и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粉碎日本軍國主義70周年》，此書為黑龍江出版集團（哈爾濱）與俄羅斯島出版社（符拉迪沃斯托克）共同出版。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

[2] 十二月廿九日晚庭審訊紀錄，蘇聯國家公訴人斯米爾諾夫講詞，「審判材料」，頁478；另見十二月廿五日晚庭審紀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270。

[3] 十二月廿五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270-271。

[4] 同註2，頁271。

[5] 《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四卷，頁44；另見十二月廿六日，被告川島清少將受審紀錄，「審判材料」，頁61。

[6] 十二月廿八日晚庭審訊紀錄，証人古都良雄供詞，「審判材料」，頁380-381。

[7] 蘇聯法庭檔卷稱是燒餅。

[8] 同註5，頁382。

[9] 同註5，頁382。

[10] 見一九八二年月廿八日，法新社，東京電。

[11] 佐藤被蘇軍俘虜時為關東軍第五軍醫務處長。

[12] 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佐藤俊二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26-327。

[13] 三品被蘇軍俘虜時為關東軍第29師團的參謀長。

[14] 經查所謂「支那派遣軍」司令官：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為畑俊六大將、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岡村寜次大將，並無秦彥者。

[15] 十二月廿九日早庭審訊記錄，証人三品隆行大佐供詞，「審判材料」，頁420-422；另見案卷第6卷，頁307。

[16] 十二月廿九日早庭審訊記錄，証人三品隆行大佐供詞，「審判材料」，頁422-423。

[17] 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梶塚隆二中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16-317。

[18] 森村誠一，《惡魔之飽食》，頁186-189。

[19] 森村誠一，《殘酷的地獄》，頁170；有關細菌部隊實際作戰配屬情形，詳見十二月七日審訊紀錄，証人松村知勝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141。

[20] 同註18。

[21] 森村誠一，《惡魔之飽食》，頁132。

[22] 見《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一卷，上册，頁58，附表。

[23] 同註21，第二卷，頁100。

[24] 即曾由被告佐藤俊二少將所主持的廣州「波」字第8604部隊。

[25] 日軍代號為「登」號作戰。

[26] 森村誠一，《殘酷的地獄》，頁171。

[27] 同註25，頁174。

[28] （編註）圖說參考〈日本王牌「關東軍」為何淪為逃跑兵團？〉撰寫。

〈抗戰期間日軍在華之細菌作戰（三）：細菌部隊不只「731」〉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姜書益撰寫，汪琪、羅國蓮、廖文瑋編輯
圖／姜書益提供

前言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中央日報》副刊，曾刊載一篇由梁淡雲君節譯前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第三課課長吉房虎雄原著《三光──日本人在中國戰爭犯罪的告白》一書第二篇，即關於「第731部隊」的大作，詳細報導二戰期間日本細菌部隊在中國東北[1]，以無辜百姓進行細菌試驗的恐怖情節，使我們充分體認了日本皇軍之殘忍。但文中將關東軍憲兵隊將人犯由拘留所發往「第731部隊」進行細菌試驗之行動稱為「特扱移」之說法，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根據蘇聯一九四五年俘獲日本關東軍原始文件檔卷第845號第45頁，即關東軍憲兵隊作戰命令第224號，及其支隊平野憲兵隊作戰命令第1號，均明白稱之為「特殊輸送」而無「特扱移」之說法。故筆者懷疑原作者吉房虎雄之「特扱移」可能是「特殊輸送」之誤。但無論是哪種說法，均指日本憲兵單位不經任何審判而將人犯發往第「731部隊」進行「消滅」之謂。有關蘇聯俘獲日本各細菌部隊的俄文資料，均珍藏於美國哈佛大學Widener圖書館。根據蘇聯遠東濱海邊區《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2]，二戰期間日本皇軍有確實資料佐證的細菌部隊共有4支，即關東軍「第731部隊」正式名稱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及關東軍「第100部隊」正式名稱為「關東軍獸疫預防部」或「關東軍軍馬防疫廠」，前者由軍醫中將石井四郎負責，後者由軍醫少將若松有次郞主持。此外還有兩支分屬日本華中和華南派遣軍的細菌部隊，在南京的為「榮」字「第1644部隊」，即惡名昭彰的「多摩部隊」，戰後國民政府曾在東京盟軍遠東軍事法庭控訴此一部隊，另一則是位於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內的「波」字「第8604部隊」，而軍醫少將佐藤俊二曾負責上述兩個部隊。這四支細菌部隊，其中要以關東軍「第731部隊」的規模最大，細菌生產力最為雄厚，由於審判紀錄極為詳盡，筆者僅就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有關「特殊輸送」之供詞摘錄如下，供國人參考。

特殊輸送

按關東軍細菌部隊的研究工作人員，為了徹底瞭解細菌武器之效能，各該部隊乃採用了一種最殘忍野蠻的方法，也就是大規模而且有系統的，用活人來進行各種慘無人道的罪惡試驗，當詢及何以日本要在蘇聯邊境的滿洲地區建立細菌部隊的根據地[3]時，前「第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清少將供稱：「該地區氣候類似蘇聯遠東地區，因此在此一地區進行各種試驗，可以充分瞭解細菌武器在未來對蘇戰爭中的真正功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滿洲能獲得大量非日籍的活人，可以充作細菌試驗的上好材料，而且滿洲地區很遼闊。」言外之意就是在此一地區從事任何傷天害理的勾當神鬼不知。按日軍這種殘酷而罪惡的細菌試驗，曾施之於參加抗日的我愛國志士、國軍被俘官兵、流落在東北的蘇聯軍民，甚至於被囚於集中營的盟軍英美戰俘，以測驗盎格魯撒克遜人對細菌的扺抗力。

根據被告的供詞可證實，日本憲兵隊及駐滿洲的特務機關，即所謂的「日本軍事團」，根據所接到關東軍司令部的命令，以及其與細菌部隊頭子們約定好的手續，不斷地將中國的內地人、滿洲本地人[4]和俄國人分別送往各細菌部隊，供作所謂的「研究」之用的「特別材料」。據被告曾任所謂「滿洲國」政府憲兵署顧問的前日本憲兵大佐橘武夫供稱：「關東軍憲兵隊是根據關東軍司令官的指令進行此項任務的。憲兵隊通常是把犯罪案件交給法庭或軍法處去審判的，但在這種場合，卻由特別行政命令代替了法律，不經審判就把犯人直接送走。」川島清少將亦稱：「當然，要在活人身上進行試驗，以及要從憲兵隊方面領到犯人，若非得到關東軍司令官之許可是辦不到的，因為他是日本駐滿洲國特命全權大使，即事實上是滿洲的主人。……關於每次要從憲兵隊那裏領犯人之事，每次均由石井四郎本人，根據那些直接用活人試驗者所作報告來決定的。當部隊長（即石井四郎）認為必需要補充受試驗犯人數量時，他就吩咐總務部長（即川島清）去與憲兵單位接洽，並從該處領到犯人。」此外，哈爾濱「日本軍事團」所屬的「保護院」（即集中營）主任飯島良雄少佐亦稱：「大約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當我在哈爾濱日本軍事團向副團長淺田大佐報告集中營規則執行情形時，大佐要求我遵行哈爾濱軍事團和關東軍司令部的指令，即凡屬違反營規的人，特別是那些企圖逃亡的人，均應發送到駐紮在哈爾濱城外，距離保護院集中營約15到20公里的平房驛的第731部隊去。」為了保密起見，在日本憲兵隊的正式文件上就創造了一個專有名詞「特殊輸送」。

移送的條件

根據蘇聯所繳獲關東軍憲兵司令部昭和十八（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緊急案件第120號文件指出，凡是「當過游擊隊員或幹過含有同等危險的活動者。」並且凡屬日本憲兵認為有反「滿洲國」政府活動或情緒嫌疑者，甚至於「依其罪行程度可以預料該犯被提交法庭審判時，將被釋放或經短期拘禁即可釋放的份子。」此外，按「特殊輸送」手續應該消滅的，不僅是那些有反日活動嫌疑的人們，並且還有「凡與應受特殊輸送的人犯同一思想者，……其罪雖輕，但不宜將其釋放者。」該命令更明白指出，凡是民族主義運動思想犯及共產主義思想犯均被列入被消滅之對象。該命令的備考欄上並強調，對於該命令上所列舉的被捕人犯，各地憲兵隊長可以向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堅決」申請援用「特殊輸送」之辦法進行消滅。從該訓令之內容，顯然可見，在石井部隊中「消滅」人犯，不僅是積極的抗日份子，甚至還有一切因無罪證而又不好提交日本法庭所審判的嫌疑份子。

憲兵大佐橘武夫證實，上項文件係一九四三年三月間，由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刑事部的辻本信少佐所擬定的。此外，被告前日本關東軍司令官陸軍大將山田乙三亦稱，上項文件係由當時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城倉少將所署名簽發的。上項文件曾印發多份給滿洲各地的日本憲兵單位遵照實施。橘武夫大佐供稱：「我在一九四○年擔任過佳木斯市憲兵隊長時⋯⋯，我們常將那些有某種犯罪嫌疑而憲兵機關拘捕的犯人，挑選一部份送到第731部隊去接受試驗，我們遵從憲兵司令部的指示，把這類犯人，加以相當的預審後，不經庭審，不把他們交給法庭，就直接將他們送到第731部隊去。這是帶有特殊性質的辦法，所以這種手續就叫作『特殊輸送』，遭到此種『特殊輸送』的是下列幾類人犯，首先是被控為替外國當間諜或與外國特務機關相勾結嫌疑者，以及所謂『紅鬍子』即中國的抗日游擊隊員，其次乃是反日份子及無藥可救的刑事累犯。我們曾把這類犯人用『特殊輸送』的辦法，送到第731部隊去進行消滅。在我擔任佳木斯市憲兵隊長職務任內，送到第731部隊去的人犯不下6人[5]，他們後來均未回來，因為他們在試驗後，都死在該地了。」

黑色的囚車

詢及日本駐滿洲憲兵隊如何將拘留人犯，以「特殊輸送」方式送到「第731部隊」去受死的過程和手續問題時，橘武夫大佐特別加以說明，凡應接受「特殊輸送」的人犯，均被關押在滿洲各地憲兵隊的直屬拘留所內，由各該憲兵隊將人犯的審訊資料，和憲兵機關申請將人犯交付「特殊輸送」的請示文一式三份，一份保留在各地方憲兵單位，其餘兩份呈交憲兵司令部，當憲兵司令部收到各地送來的申請公文後，先由秘書處交給刑事部，再由刑事部轉交反諜報科，由科員辻本信少佐審查後作出最後決定，經橘武夫大佐簽署批准後轉呈刑事部長，刑事部長在得到關東軍憲兵司令官核准後，即將核準文件退還原憲兵單位。羈押在原憲兵單位的人犯，俟「第731部隊」要求送「試驗材料」時，該地方憲兵隊即將應接受「特殊輸送」的人犯，連同一份備考書送到哈爾濱火車站，在火車站將人犯及資料一併交給「第731部隊」的憲兵人員，以上就是人犯自羈押機關移出的詳細過程。

另外根據「第731部隊」的直屬憲兵倉原軍曹供稱：「從哈爾濱押送人犯到第731部隊是由我負責進行的，這種人犯在該部隊被稱之為『木頭』，當他們一被送進監獄後，就被編上一個號碼，一直到他被『消滅』為止。」至於接運人犯的過程，倉原軍曹曾加以說明：「首先由憲兵通知我們去取人，這種通知均由坂田曹長轉達下來的，在第731部隊憲兵隊服務的，除我之外還有兩人，坂田曹長命令下達後，我們就乘特殊的囚車前往哈爾濱火車站，到達車站後，我們就走進火車站的憲兵隊，並當著火車站憲兵隊隊長之面，接收來自林口、佳木斯等地送來的人犯，這種工作多半在夜間進行。我們將人犯領到之後立即裝入囚車，並送往平房第731部隊駐地。在到達駐地之後，我們留在大門之外，派一個人到衞兵崗哨通知內部監獄的值日官，值日官便派人將這批人犯押入監獄。」

前「第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清少將供稱：「當犯人送到監獄時，是經過該部隊中央大樓正門下的一條秘密地道。」並謂凡屬「特殊輸送」要送去消滅的人犯，使用一輛特殊的囚車負責解送。川島清特別描述道：「第731部隊直屬憲兵隊有幾輛特殊的囚車，該車外面塗以黑色油漆，沒有窗戶祇有一個通氣孔，這種特殊的囚車，是憲兵人員押送人犯到本部監獄的專車。」押解人犯沿途戒備森嚴，負責押送的憲兵均被授予一項特別的「作戰命令」，並被再三叮囑凡是「特殊輸送」者，必須加以腳鐐手銬，或用囚繩將人犯雙手緊縛，關於這點由蘇聯所繳獲關東軍平野憲兵隊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七月十七至十九日的「陣中日誌」，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關東軍憲兵隊作戰命令第224號，以及平野憲兵隊作戰命令第1號等文件，充分証實日本憲兵「特殊輸送」行動之周詳縝密，然而所謂的「作戰命令」不過是押送一批人犯的行動而已。

三千人罹難

將各地被拘留者送到「第731部隊」裡來接受殘酷試驗的，不僅是日本駐滿洲各個憲兵機關，而且還有日本侵略者在各地所謂的「日本軍事團」，即日人在滿洲的特務機關。根據各被告的供詞可知，駐哈爾濱的「日本軍事團」之下，轄有一處「保護院」又稱「救濟院」，實係日本特務機構為囚禁因不同原因流落在滿洲的蘇聯軍人之集中營，根據營規凡是不肯透露蘇軍情報與日人合作，以及違反營規企圖逃亡者，但憑營主任飯島良雄及副主任山岸研二的一張便條，便可將人犯送到「第731部隊」進行細菌試驗，以測驗斯拉夫人對細菌之反應。

前日軍中尉山岸研二供稱：「一九四四年初，我剛被任命為『保護院』集中營副主任，同時並主持情報調查科工作，情報調查科主要任務是蒐集蘇聯經濟、政治和軍事資料，檢舉那些企圖逃亡、破壞營規，以及在犯人之間從事反日宣傳的蘇軍俘虜。凡懷有仇日情緒及不服從營規者，均由我在得到營主任飯島良雄少佐之同意後，發送到第731部隊去『消滅』。在一九四五年內分批遣送到該部隊去的，大概有40名俄國人。⋯⋯『保護院』集中營將人犯送到第731部隊進行『消滅』，是從一九四二年初開始的。」至於發送的手續，山岸中尉加以說明：「依照哈爾濱『日本軍事團』團長秋草少將署名的書面指示，情報科人員在經過我同意後，就根據手邊名單資料造册，再由集中營主任飯島少佐蓋章以示批准。然後飯島就將這份名單呈報秋草團長，團長一向尊重我們的意見，總是批准我們所擬準備送去消滅的俄人名單。『日本軍事團』發送俄國人到『第731部隊』去消滅一向是由本部憲兵鹽田經辦的，他預先用電話與『第731部隊』的憲兵約定好接運之時間，該部隊便派自己的轎式車輛來接運人犯，該車不裝行李大致可容下20個人。我遵照哈爾濱『日本軍事團』的指示，總是吩咐憲兵鹽田將人犯的東西留下來，再將這些留下的東西送到哈爾濱『日本軍事團』第四科，該科就將這些東西，特別是軍服留下，供軍事團人員下次行動之用，日本特務便穿上這些軍服，再潛入蘇聯境內。這是第四科人員告訴我的。⋯⋯我在保護院工作期間，從未見有任何發送到『第731部隊』的人犯回來過。」營主任飯島良雄少佐亦稱，該集中營發往其他單位的人犯均曾寫信回來，唯有送往第731部隊的人犯從未有任何音訊。第731部隊直屬憲兵倉原供稱：「任何人犯一旦被送入這所監獄，無論男女最後總免不了要被消滅的，因為從未有任何人犯自這所監獄中放出來過。」

前第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清少將供稱：「每年都有5、600名人犯送到第731部隊來。我曾親眼看到，本部隊第一部[6]的工作人員從憲兵隊方面領到大批人犯，這批人犯都被關到監獄內的兩幢房屋。⋯⋯要是人犯受過致命病菌感染試驗後又痊癒起來，那麼他不免要接二連三再接受試驗，直到他因傳染病死去為止。為了要研究各種治療法，對於已受到傳染的病人會給予治療，也會給他正常的飯食，但等到他們完全復原後，就將他們拿來進行另一項試驗，用另一種細菌去感染他們。總之，就從來沒有一個人犯能活著走出這座殺人工廠。死者的遺體經解剖檢驗後，就被直接送到部隊中的焚屍爐中火化。……當我在第731部隊任職期間，曾多次陪同石井將軍視察本部隊所屬，包括監獄在內的各勤務單位，所以我知道監獄處理、管理和禁錮人犯的詳細情形。」

「監獄管理處首先給送來接受試驗的人犯，每個人一個編號，一直到他被消滅為止。⋯⋯本部隊在平房站（或稱平房驛）基地5年內，即從一九四○到一九四五年間，經由這間殺人工廠，因感染傳染病而被消滅的人犯，至少有3000人。至於在一九四○年以前，被消滅的人有多少，那我就不淸楚了。……一九四一年四月，我曾看見有一間牢房内關了兩個俄國女人，其中有一個女人帶著她在監獄中產下而不滿周歲的嬰兒，當我在部隊任職期間這兩個女人還活著，以後她們的命運如何我不淸楚，但無論如何，她們絕不會從這個監獄活著出去，她們將與其他人犯一樣，最後一定被消滅的。」當然在殘暴的日軍淫威下，這名不滿周歲的可憐嬰兒，也會隨他母親一同被消滅的。

以上就是日本關東軍細菌部隊被俘官兵，一九五○年在蘇聯遠東濱海邊區伯力軍事法庭上，有關如何解送人犯前往第731部隊進行細菌試驗的部分供詞節錄。

結語

二戰期間日本細菌部隊幹下的傷天害理的勾當罄竹難書，而其中更以活體進行所謂醫學和冷凍實驗，令人髮指人神共憤。根據第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清少將的供詞可知，日人之所以將細菌部隊部署在靠近蘇聯的滿洲地區，除了是由於這個地區的氣候與蘇聯遠東地區相同外，主要的是很容易取得非日籍的活人，以供作各項細菌實驗的材料。因此大量的抗日人士，國軍被俘官兵，流落在中國東北的蘇聯軍民，以及被囚於集中營的英、美戰俘，在日本憲兵隊以及特務機構「日本軍事團」，未經司法審判的情況下，經由「特殊輸送」方式，送到各細菌部隊進行細菌試驗，最終被消滅。根據統計在第731部隊被消滅者就達3000人之多。難怪戰後蘇聯將關東軍包括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在內的50萬人送往西伯利亞進行勞改，最後返國者僅數十萬而已。

注解

[1] 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向故意將中國區分為中國本部與滿、蒙。

[2] 蘇聯遠東濱海邊區伯力軍事法庭，曾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至三十日，就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等12名「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一事進行軍事審判。有關此項軍事審判全部材料，於一九五○年由蘇聯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原書藏於哈佛大學總圖書館（Widener Library）斯拉夫語圖書部分。詳見Материалы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о делу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обвиняе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дия.1950г.,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3] 「第731部隊」在中蘇邊境設有海拉爾、孫吳、林口及牡丹江四個支隊。

[4] 即東北當地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向來故意將中國區分為中國本部與滿蒙。

[5] 根據梁譯吉房虎雄原著則有10人。

[6] 該第731部隊部隊共分為8部。

〈輸送「活體實驗材料」──由「特扱移」談日本細菌部隊〉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姜書益撰寫，汪琪、羅國蓮、廖文瑋編輯
圖／姜書益提供

前言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除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德國紐倫堡國際法庭，對納粹戰犯進行軍事審判外，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盟軍亦於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閥東條英機等人進行軍事審判。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至三十日，蘇聯政府卻另於遠東濱海邊區的伯力（俄名Хабаровск）軍事法庭，對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等人，因涉嫌使用細菌武器、違反人道罪進行軍事審判。這是由於在美國操控下的東京遠東軍事法庭，以「查無實據」為由，拒絕追訴日本細菌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等人之罪行，蘇聯政府祇得另成立軍事法庭，對其在中國東北俘獲的日本細菌部隊部分人員，進行軍事審判。以致遠東地區的日本戰犯，受到兩個不同法庭審判的奇特現象。

麥帥與遠東軍事法庭

一九八六年第十三期蘇聯《新時代》（Новое Время）雜誌，刊載一篇曾於德國紐倫堡大審中擔任助理檢察官，以及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協助審理日本戰犯的蘇聯二級司法顧問拉金斯基（Марк Ю. Рагинский 1903-1991）的專訪。拉氏指出，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這是日本投降的條件之一，然而二戰甫結束，美國便放棄過去的承諾，但由於蘇聯的堅持立場，以及國際支持，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才能進行。拉金斯基表示，紐倫堡國際法庭的審判中，祇有4名法官，分別代表美、蘇、英、法四國，但在東京遠東軍事法庭之審判，卻有美、蘇、中、英、法、澳、荷、印、加、紐、菲等11國的代表。美國代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不僅指定澳洲法官韋伯（William Webb 1887-1992）擔任審判團首席法官，而所引用的法律條文章程，也由麥帥指定，其他戰勝國毫無置喙之餘地，而審判過程更由美方一手操控。審判的被告共28人，其中日本前外相松岡洋右、前海軍大臣永野修身均於審判期間病故，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則因神經性梅毒精神病而不予追究，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告死亡，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擔任首相的近衞文麿親王，被捕時畏罪服毒自殺，所以最終受到法律制裁的日本戰犯非常有限。

拉金斯基指出，日本投降後，在麥克阿瑟的協助下，除少數罪大惡極者外，多數日本戰犯和財閥均獲得䆁放，逃避了戰爭責任，所以真正受到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的日本軍閥很少。美國首席檢察官季楠（Joseph B. Keenan 1888-1954）不僅協助財閥的䆁放，並解釋日本財閥與德國納粹財閥的性質不同，德國財閥完全掌控了德國軍工企業，但日本財閥、銀行家和大企業老闆，則是在日本政府武力脅迫下行事。在美方協助脫罪下，釋放了這些日本軍工企業負責人。拉金斯基特別強調，一九四八年遠東軍事法庭最高檢檢察長，在麥克阿瑟的指示下，䆁放了所有被羈押「危害世界和平的日本軍閥」，麥帥參謀本部雖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處理戰犯，但一九四九年45名被䆁放。一九五○年三月七日，麥克阿瑟再發佈第5號命令，所有戰犯均可提前䆁放。遠東軍事法庭是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在東京前日本皇軍參謀本部大厦進行的，二戰期間日本軍閥就是在這幢大厦，擬定了太平洋戰爭的侵略計劃。遠東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最後判決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全體法官於六月十九日進行最後辯論及判決，十一月十二日判決結束。判決書共1214頁，總共進行了818場公開辯論，審理了4356項証據，並傳喚419名證人出庭作證，審判紀錄共計48412頁。

日軍的罪行

拉金斯基指出，這場戰爭對日本軍民亦造成極大損害，日軍戰死達250萬，民眾死亡達66萬8000人，被侵略國家以中國受害最大，死亡達1000萬人，東南亞國家中，印尼死亡達200萬人，菲律賓死亡11000人。當時日軍佔領香港、馬來亞、菲律賓、印尼及緬甸，日本並準備於佔領新加坡後揮師西進，與納粹德國採取一致行動，從東西進攻印度。拉氏並謂，二戰期間，日本軍人極其殘忍，在毫無必要情況下轟炸新加坡、馬尼拉、仰光、雅加達等城市，數以萬計的無辜平民罹難。日軍對被逮捕者的手段極其殘酷，曾對俘虜施以炮烙、活埋、斬首，並將菲律賓的美軍俘虜，在森林中刺殺，但多數美軍則死於「死亡行軍」。

日本更在佔領區大肆推行所謂「新秩序」，要求被佔領國加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但是祇有日本國民才能享受真正利益，其作法與希特勒並無不同。現在日本學者根本否認日軍的犯罪行為，其實包括南京大屠殺等虐殺俘虜、平民的行為，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普遍存在，而且在審判資料中發現，這些大規模屠殺是根據上級指示有計劃的行為。日本帝國大本營並發佈特別指令，禁止從中國返日的軍人，展示其在中國的殘忍行為的照片。

談到日本發展細菌武器，並以無辜平民進行活體實驗問題時，拉金斯基無奈地表示，東京遠東軍事法庭自始便準備對使用細菌武器的日本軍閥進行審判，但首席法官季楠受到麥克阿瑟將軍指示，並未公布關東軍第731部隊的犯罪資料，麥帥的一名參謀冷冷地表示：「美國專家已作過仔細審查，並深入研究第731部隊資料，但並未發現任何犯罪証據。」現在我們可以知道，美方已取得第731部隊細菌戰資料，美國希望得到日軍研究成果，準備未來對蘇作戰之用，因而從未公佈。由於蘇堅決主張嚴懲這批戰犯，因此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至三十日，在遠東濱海邊區伯力法庭，對包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在內的日本戰犯，因使用細菌武器、違反人道的罪行，進行軍事審判。[1]

罪惡的交易

在東京軍事法庭上，蘇聯曾一再要求調查並嚴懲第731部隊長石井四郎等細菌部隊負責幹部，但石井卻將所有細菌戰研究資料交給美方以求免責。盟軍總部甚至根據石井之說法，要求中國將關押在上海戰俘收容所，第731部隊的另一名部隊長北野政次軍醫中將，以專機送往東京，與石井共同接受美方的調查。[2]盟軍總部對二人僅作形式上的訊問後，便以「石井四郎以下人員去向不明，第731部隊並不值得構成戰犯。」答覆蘇方。美軍在調查期間特別提供一間宿舍，供石井等人整理這些由中國攜回的各種資訊。石井則要求美方以書面保證，不對其個人及部下進行戰犯追究，他願完全供出日本細菌作戰各項資料。

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局紀錄顯示，東京法庭檢查處雖收到中國政府，有關日軍進行化學和細菌戰之控訴資料，但並未送交法庭。其次美軍檢察官莫羅上校（Col. Thomas H. Morrow 1885-1954）曾向首席檢察官季楠提交一份「中日戰爭」的備忘錄，其中特別提到日軍曾使用細菌武器，但當莫羅檢察官要求審訊石井四郎時，卻遭參謀本部的聯二處長威洛貝少將所拒絕。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四日《朝日新聞》題為〈麥克阿瑟保証：免究細菌部隊的戰爭責任〉之報導証實，為取得日本細菌作戰的各種資訊，麥帥同意接受「不作為戰犯追究」之條件，因此參謀本部聯二處才向莫羅表示「不准審問」石井等人。此外，一九四六年八月廿九日，當美國法官薩頓（David N. Sutton）突然朗讀中國南京法院檢察處，揭露日本另一支細菌部隊，「榮」字第1644部隊（多摩部隊）以中國平民作醫學實驗之報告時，引起庭上一陣驚愕，審判長韋伯立即打斷其朗讀，並要求提供更進一步証據。[5]充分反映美方有意淡化此問題的態度。

伯力的軍事審判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蘇聯對日宣戰後未久，由曾參加兩次世界大戰的瓦西列夫斯基（М.А.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帥，率領蘇聯紅軍分東、西、北三路進攻滿洲，齊齊哈爾、哈爾濱、新京（長春）等城市相繼失守。[6]十五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盟國無條件投降之要求。十六日深夜，新京關東軍司令部舉行一項會議，包括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參謀長秦彥三郎中將，軍醫部長梶塚隆二中將（第731部隊直屬長官），以及獸醫部長高橋隆篤中將（第100部隊直屬長官）等18名重要官員出席，會議最終決定「堅決遵奉大詔」停戰並向蘇軍投降。十九日偽滿皇帝溥儀一行也在奉天（瀋陽）轉機，企圖逃往日本之際，在機場遭蘇軍逮捕。[7]溥儀等偽滿政府重要官員，以及50萬關東軍，全被蘇聯送往西伯利亞進行勞改。

但在麥克阿瑟的刻意庇護下，東京軍事法庭卻以「查無實據」為由，拒絕審理有關日本細菌部隊之罪行。因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至三十日，蘇聯遂於遠東濱海邊區伯力軍事法庭，就前日本陸軍12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武器」案，另行軍法審判。被告包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關東軍醫務處長軍醫中將梶塚隆二，關東軍獸醫處長軍醫中將高橋隆篤，第731部隊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第731部隊分部長軍醫少佐柄澤十三夫，第731部隊部長軍醫中佐西俊英，第731部隊支隊長軍醫少佐尾上正男，第五軍團軍醫處長軍醫少將佐藤俊二，第100部隊細菌部科學工作員中尉平櫻全作，第100部隊工作員上士三友一男，第731部隊第643支隊醫務實習員上等兵菊地則光及第731部隊第162支隊醫務實驗員久留島祐司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濱海邊區軍事法庭宣讀判決書，確認被告罪行，分別處以二至廿五年徒刑，以及勞動改造。[10]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雖未將日本細菌部隊的元凶繩之於法，但該部隊部份負責人卻難逃蘇聯伯力軍事法庭的制裁。[11]

結語

二戰期間日本對盟國進行細菌戰，並對戰俘及無辜平民進行殘酷的醫學實驗，日軍這種違反人道和國際條約的行為，戰後成為國際法庭調查的目標，但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卻將細菌戰研究成果，作為戰爭免責的條件與美方達成妥協進行交換，所以東京法庭不僅拒絕對細菌戰問題進行討論，甚至要求「不得審訊」細菌部隊有關人員。難怪蘇聯法官拉金斯基強烈指責，麥克阿瑟操控遠東軍事法庭的運作，而首席檢察官季楠，更未將日本細菌戰罪行資料交給法庭。

一九四九年伯力軍事法庭雖未能將石井、北野等日本細菌部隊元凶繩之於法，但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橋隆篤等重要負責人卻難逃法律制裁。儘管蘇聯對關東軍細菌部隊部分負責人進行了法律審判，但美國卻全盤接收了日本對細菌戰的研究成果。一九五○年韓戰發現美國使用的細菌炸彈，與關東軍第731部隊的石井炸彈如出一轍，而美軍在越戰使用的「橙劑」，更像關東軍第100部隊研製的落葉劑。二○二二年二月俄軍在烏克蘭戰場上，俘獲美國生物實驗室大量資料，難怪俄羅斯強烈指責美國進行生化作戰。

注解

[1]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Кого и за что судили в Токио и Хабаровске ? Новое Время, №13 ,1986г. ст.18-20。

[2] 有關派專機送北野軍醫中將前往東京事。請參閱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訓令，誠字第96號，民國34年11月8日於南京。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下卷）》（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南京，民國34年），頁129。

[3] （編註）〈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701-00055-001。

[4] 許介鱗，「五　戰後美國掩蓋日本生化部隊的事實」，〈在中國的日本化學細菌戰部隊〉，《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國73年12月，台北市），頁939-947。

[5] 粟屋憲太郎原著，里寅譯，《東京審判秘史》，（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87年7月第1版），頁11-33。

[6]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由瓦西列夫斯基元帥（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米列茨科夫（К.А.Мерецков）、馬林諾夫斯基（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率領，分別由外貝加爾、黑龍江、牡丹江三路，越界進攻偽滿州國。請參閱В борьбе за свобод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Остр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Россия。

[7] 楳本捨三原著，高書全、袁韶瑩譯，《關東軍秘史》，（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1992年1月第1版），頁277-287。

[8] 此圖出自楳本捨三原著，高書全、袁韶瑩譯《關東軍秘史》。

[9] 董彥平，《蘇俄據東北》（中華大典編印會，台北，民國54年12月再版），頁79、80、100。

[10] 蘇聯遠東濱海邊區伯力軍事法庭，對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等12名「前日本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進行軍事審判全部材料，於1950年由蘇聯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詳見Материалы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о делу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обвиняе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дия. 1950г.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1] 關於美軍掩蓋日軍細菌戰罪行，亦可閱讀John W. Powell，Japan’s germ warfare: The U.S. cover-up of a war crime，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2:4（1980），pp.2-17。

〈細菌戰「查無實據」？東京與伯力軍事法庭的戰犯審判〉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