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向明著，《詩之外：向明詩文集》，頁140-166，原篇名〈一九四九，險渡滄桑──說與小友品克聽〉，詩藝文出版社2017年出版。亦於2009年1月1日至15日刊於《中華副刊》。
文／向明撰寫，羅國蓮編輯
世事無常，有時突然會轟來一個問題，讓人不得不踢開塵封的記憶以搜索之。
有一天，小友品克大驚小怪的在我後面驚叫：「向大詩人，你的腳怎麼有點瘸！」我說：「又不是今天才跛的，怎麼你到現在才看出來？」他說：「不是今天，難道還是古代？我怎麼從來沒聽說你受過傷？」我說：「當然你沒聽過，這還是民國三十八年的事。」「民國三十八年，不就是一九四九年。老小子，你也要趕一九四九的風潮？」我說：「我故意說民國三十八年，不說一九四九，就是避免人家說我也跟風。你要不大驚小怪說我跛腳，這種事我連提也不想提。民國三十八年來臺的兩百多萬人，每個人的遭遇都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一個比一個精彩。這隻腳瘸了只能算是小事一樁。」他竟說：「小事對我們這種不經一事的人而言，一定也很精彩，趁今天風和日麗，又閑得沒事幹，你就說上一段吧。」於是我們就到附近的平價咖啡店聊起我的跛腳故事。
相伴而眠一夜的居然是……？
要說民國三十八年所發生空前未有的翻天覆地家國巨變，及隨之而來的個人不幸，其實至少要追溯到更早的幾年，或更早更早的開始用民國紀元，因為沒有任何事是偶然發生的，每件事都有其因果關係。就我個人的不幸言，民國三十三年我十五歲是決定我這一生命運蹉跎的關鍵年。民國三十三年的四月讀初中二上的學校放春假，我從外地的學校回家清明掃墓，當再回到學校，家鄉（湖南長沙）便被日本人攻陷，不久學校也被日本人包圍，從此我便單身一人隨著流亡潮，往後方逃命。
第一站是離學校較近的衡陽，當時衡陽已遭日本飛機的日夜轟炸，我們好不容易找到衡陽火車站，當時正有最後一列火車要開往廣西的柳州，那是唯一逃往後方的通路（湘桂鐵路）。整列近三十節的火車，全都擠滿了逃難的人，連車底的輪軸架上都鋪了木板，人躺在那縫隙裡，[1]車頂上人疊人的扒在一起，我也就找一小空隙硬擠了上去。這時日本飛機就在頭頂上不停的穿梭掃射，誰也不知道下一分鐘還有沒有命，還好俟到天黑才脫離日本飛機的轟炸，火車連夜趕往柳州開發，從湖南跨過廣西要到當時的後方貴州貴陽──這一段逃亡的過程，便是抗戰史上最慘烈的湘桂大撤退，桂林的失守，獨山都勻的大會戰，通往貴州貴陽的湘黔公路，被日本飛機轟炸得柔腸寸斷；公路上全是寸步難移的汽車，和逃難的人潮，不但沒有吃的，連休息喘氣的機會也不可能，往往剛一停下來準備略作休息，或者找點吃的，日本飛機馬上又瘋狂而來，一陣掃射，馬上就死了一大堆人。為了逃命人們幾平都是日夜行走，但又飢又疲憊不堪的人，往往會隨時不支的倒地不起。我就在一天夜裡倒在路邊的人堆裡睡過一覺，不省人事的一覺醒來，發現與我相伴而眠一夜的，竟是一具不知己過世多久的死屍──而最令人不堪的是各種傳染病大肆流行，我在途中便染上了瘧疾，隔天一次準時必至的發冷發熱，幾乎使人虛弱到寸步難行。幸喜有萬國紅十字會沿途設置救濟站，我在那裡領到瘧疾特效藥丸金雞納霜，苟延性命。也不知走了多少天，腳上已經沒有鞋子，用布條纏了大塊破棉絮包住一雙腳走到了貴陽，已經是九死一生、奄奄一息。
當時有種難民救濟組織叫做「招善會」，專門為湖廣兩地的難童作安置，中央防空學校收容了我們這些孩子到通信隊去當學兵（當普通兵年齡不夠，也就是所謂「少年兵」），學些無線電通信技術。這時對日抗戰已把我們國家打得民窮財盡，我們領不到足夠的軍糧，常常只能靠米湯稀飯果腹。自己拼命種菜，最後只能吃些要丢棄的邊皮爛葉子，中間的菜心要去賣掉換油鹽。貴州的冬天很冷，我們只有一件爬滿蝨子的舊棉軍衣，晚上蜷縮在稻草上，我們同學因營養不良，飢寒交迫而歿掉一大半。然而，就在我們營區的另一邊，卻是安置日本戰俘的收容所，同樣的房舍，他們睡的是鋼絲床，雪白的棉被床單，吃的是黃油麵包牛奶，全部依照盟軍的美國待遇，據說這是依照萬國公約的規定，必須善待戰俘。同樣的一塊地方，兩邊一是天堂，一是地獄，而位在地獄的我們，比鄰的卻是優待在天堂的侵略我們的敵人──日本鬼子，我們當時年紀幼小，都被管教在形同難民收容所的營房裡，虛弱得不敢也不想越雷池一步，那是禁區。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翌年畢業，我們這一大群十六七歲的毛孩子全被分發至大西北各地的防空監視哨，擔任無線電通信工作。其實那還是打日本鬼子時的設施，只要日本的轟炸機一出現，我們這些分佈全國各地的小電臺，便會馬上以簡語通知鄰近都市，告知敵機動態，各地便按情況施放警報。這是在對日抗戰時最有效力，最沒人注意，救人無數的一群小人物，因為那時尚未發明用雷達對空搜索敵機的動態。照說日本投降了，沒有日機轟炸，我們這種三五人的小電臺應該裁撤掉，但是由於內戰又起，蘇聯在北方正蠢欲動，基於國防需要，我們這些小電臺仍照原訂計畫配置西北全境，連新疆極北地區都有我們。
第一件差事的恐怖見面禮
我的第一件差事是派到陝北的黃龍山設治局（不夠一個縣的地區）設臺。我和臺長及同事三人，由小毛驢馱著無線電收發報機，從洛川往北循著山路，黃昏到達設治局的寨門時（因為沒有城牆，只用夯土圍成一個寨子），迎面只見兩個血淋淋的人頭，挑掛在寨門兩旁，再往前走到設治局的衙門口時，在階梯的兩旁各有一隻竹籮筐，裡面裝的全是帶血的人耳朵。這兩個恐怖的見面禮，把個初見世面少年的我嚇出一身冷汗，根本不知道為什麼會到這個鬼地方來。一問原來這全是當地的民兵滲透入延安裡面，不分青紅皂白，逢人就以為是八路軍，割隻耳朵回去邀功領償。也才知道那個連設縣都不夠格的地方，居然設有保安司令部，和我們小電臺比鄰而居的，是保安司令部的情報處長，那些割耳的事情都是受他的指使。每隔一兩天便會有帶著腳鐐手銬的犯人押進他房間，接著便會聽到呼天搶地的哭叫聲，那是處長在問案。
我們在那個鳥不生蛋的地方，除了固定時間和總臺連絡一下外，簡直閑得悶得發慌。可惱的是，當地的警察局長和電信局長都有一個待字閨中的女兒，不時會試探我這外來小夥子的意向，我那時正年少氣盛，兩隻眼睛長在頭頂上，那裡會搭理這種事。
說到這裡，一直在旁靜聽的品克終於忍不住插嘴了：「那你這條腿是那情報處長酷刑打斷的，還是因你拒婚，相鬥而遭殃的？」我接著說：「倒不會那麼野蠻，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中央單位，屬於『航空委員會』。」
在這鬼地方住了約一年，才知道離此約兩里路外有一條公路，經常有軍用大卡車在來來往往，原來那邊山裡面密藏有一軍火庫，是為打進延安而準備。延安是共產黨「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指揮中心，一直被中央軍包圍，只等機會一聲令下，就要直搗共產八路老巢。
果然在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胡宗南指揮的劉戡及董釗兩個軍的部隊進攻延安了。據說一路直行無阻，沒遇任何抵抗便占住了延安城，我們這個三個人的小電臺也跟著進去。記得我們去找駐地時，朱德元帥官邸的花園正在整修，涼亭內木工用的鉋子、墨線盒都來不及收，便逃命去了。這時中央軍喜氣洋洋的大呼勝利告捷，搗毀了共軍老巢。我第一次看到被逮的八路軍幹部遭到五花大綁，頭後高高的插著寫上犯人姓名，點上朱紅的斬頭標子，一路由軍號隊吹著洋號在前開道，殺氣騰騰押赴刑場，看到手執大刀的劊子手，手起刀落，鮮血噴得好高，人頭滾得老遠的血腥場面。
![圖三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劉戡（左圖）及董釗（右圖）在胡宗南的指揮下，率部進攻陝西延安，沒有遭遇共軍抵抗就占領了此地。（來源：左圖國史館，右圖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2]](https://www.19371949.org.tw/wp-content/uploads/劉戡董釗.jpg)
我們大軍在小型坦克和輕型裝甲車開道之下，一路毫無阻擋的，往北挺進到更北的清澗，再往前走便可打到王昭君的出生地綏德米脂。誰知待在清澗喘息時，才發現兩邊山頭都是八路軍佔領，眼看我們已被困在山溝，猶如被關在狹小的籠子裡，進退不得。指揮官一看情勢不利，很可能會全軍覆滅，便下令將運送傷兵的車隊調頭先行後撤回延安，結果回頭的路上公路橋樑都遭破壞，本來撤回延安只需三天的路程，走了快十二天。由於沒有帶足夠的糧食，沿途民家都已十室九空，看到的一兩家都只剩老人縮瑟在破棉絮中打抖，也早斷了糧。
十二天後我們回到延安幾乎都快餓得斷氣。後送的傷兵都擠在最前面的十幾部卡車上，中途遇襲而被活活燒死一大群，而在殿後的我的臺長則在清澗出門時即被俘。我當時的年齡才十八歲多一點，思想形態有如白癡，也從沒上過什麼政治課，連害怕心理也變成逆來順受，只是矇矓不懂為什麼這世界總是這樣分出你我，製造對立，於是你割我的耳朵，我會加倍的把你燒死，永遠沒完沒了的輪回報復。
在一旁靜聽的品克這時趕忙補了一句：「套句現在的流行語『都在比酷』，此『COOL』可是正宗『殘酷』的『酷』呵，這究竟為了什麼？」
在歡樂的兒歌聲中斷了腿
斷腿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四日發生的，由於那天是兒童節，我們自陝北撤退到陝南漢中的小電臺，就在這天奉命到接近湖北的安康去緊急支援。我在裝著小收發報機的十輪軍用大卡車上，還高興的唱著兒童節歌和「跑馬溜溜的山上」。少年的我雖已歷經各種險境，但仍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浪漫情懷。車出漢中古城，中午在一處出產牛肉乾的小鎭上打過尖以後，大卡車繼續往北開拔，正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瞬間，走得好好的大卡車，不知為何熄了火，車便往後打滑，結果只聽到轟隆一聲，車便四輪朝天翻覆在靠右邊的坡坎下，幸好有隨車的汽油桶頂住，車沒有往下翻滾。
全車的人都覆蓋在車斗裡，只有我被摔出車外，但我已站不起來，左腿被車的護欄壓住留在車內動彈不得。眼看車內的人一個個從中爬了出來，只有我仍起不了身，大家都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救我。他們有人想集中大家的力氣，把車抬起來；有人要把我腳旁的泥土扒開讓我的腳拖出來，結果一樣也行不通。反倒是我比誰都鎭靜，我叫他們趕快把散失一地的工具千斤頂找出來，只要稍微把車的護欄頂高，我的腳便可脫險出來。他們依著我的話去做，果然把車身頂高了幾寸，我用手撐著上身把我的腳拖了出來。可是異狀馬上出現了，自護欄壓住的左腿以下部分馬上偏倒到一邊，顯然腿骨已被壓斷，只剩外面的皮肉包住裡面的斷肢。這時我才開始喊痛，那種疼痛可說非比尋常，那是肉裡面的碎骨在互相磨擦推擠，刺激到心肺及全身交感神經，我完全不能動，只要有一點移動就會呼天搶地的痛得叫喊。
在那四野無人的荒郊野外，所有的人包括開車的正副駕駛都沒有了主張，不知如何收拾這個殘局。等了半天，大馬路上來了一隊行軍的士兵，我們有人向他們求救，他們找來了一位軍醫，軍醫一看是骨折，馬上決定先固定受傷的部位，使傷處不會錯動。於是大家四處設法找來兩塊窄木板，夾住我的腿骨兩邊，用綁腿布包紮緊。然後他建議先找附近民家將我暫時安置，再設法向後方求援。
「終於曉得你的腿是怎麼斷的了，眞是夠悲慘。不過，不曉得你怎麼還留得一條命到臺灣來，能一直活到現在？」品克在一旁忍不住又插嘴。我說這個故事還剛剛起頭，這才三十八年四月，慘的、痛苦的日子還在後頭。
話說他們把暫時包紮不動的我，小心翼翼的抬至山邊的一處民宅後，馬上就架起收發報機向在漢中的總臺報告，得到的指示是任務取銷，明晨即派車來接我們回去。第二天上午，救援的大卡車真的來了，由我們的主官親自押隊，為了如何安全的置放我在卡車的車斗中運送，簡直想盡了辦法，傷透了腦筋。因為除非我躺在那裡不動，稍一移動就會痛得大叫。他們先用厚厚的稻草墊在車斗裡，將我睡的擔架床放在稻草堆上，這樣的設計應該可以減緩車輛行進時帶來的震動；但是車走在碎石公路上，不顛簸震動簡直不可能，而且越慢越厲害，我的呼天搶地的哀號聲也越淒厲，因此車沒行進幾步路，便得停下來設法。有人想到把行李中的棉被拿出來，塞在我身體的周圍，使我不能動彈，這樣做也沒能行進多遠，我仍被不平的路面拋了起來，傷處痛得我大聲喊叫，要車快停下來，否則我會痛死。這時大家都呆了，能想到可以作到的辦法都已用盡，真不曉得這樣下去何時可以把我帶回漢中。大家守在車上愣了半天，終於押車來的主官獻計了，他說乾脆我們四個人坐在車上把擔架用手抬起來，讓車慢慢的開動，這樣總可以讓他少受點罪，也不至寸步難行。主官這個方法，是把人當避震器用，果然奏效，我睡在車上也比較舒適，減少了痛苦。只是苦了主官、臺長、我的同事，還有一個搖機乓（無線電手搖發電機），一路牛步而行，半夜終於到達漢中。
漢中雖是陝西南部的大縣，但是沒有一家醫院，只有城中的天主教堂有一小診所，由一位外籍修女在主持。深夜敲開大門，修女看了一下我受傷的腿，認為夾板固定沒有問題，只是內部骨折情況如何，要照Ⅹ光才能看出，他們小診所無此設備，必須趕快送大醫院。於是大家又開始發愁了，陝西省最大最新式的醫院是西安的西北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此去西安要翻過高聳的秦嶺，經過寶雞然後到西安，車程順暢、車況好，最少也得三天。往西南大城成都更遠，也得爬過高山。我這腿傷那裡能拖那麼久時間，更別說車程中難熬的痛苦了。
最終我的主官只得向當地的最高主管單位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求救了。空軍的前身是航空委員會，我們本是一家人，何況自從沒有日機活動後，我們空軍飛機的行蹤就靠我們這些小電臺隨時報位置，空軍才能掌握空中的全局。司令徐煥昇上將聞報防情電臺有一通信士受傷，必須送往西安接骨，他毫不考慮的就指派一架小型運輸機，並派一位少校副官，帶一百塊光洋，[3]立即送我前往西安西北大學醫院就醫。從當年獲此殊榮，一直到而今近一甲子的漫長時間，我始終想不透我為什麼會有如此好運，在那種人命賤如螻蟻的動亂時代，是多麼難得的善心呵！後來有人說，徐煥昇將軍是一儒將，他有一顆佛家悲天憫人的慈悲心。
注解
[1] （編注）《LIFE》雜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三○〈China flees〉，報導了桂柳會戰時軍民撤離的情形，當中即有男孩睡在車底輪軸架縫隙的照片。
[2] （編注）(1)劉戡照片來自〈劉戡〉，《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系列二十，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00000-3737。
(2)劉戡於民國二十二年率部圍剿共產黨，一眼失明，此後被稱為獨眼將軍。三十七年二月，共軍攻打陝西宜川，劉戡馳援，但遭伏擊被圍；三月三日兵潰，以手榴彈自殺身亡，年僅四十二歲。
[3] 「光洋」就是大洋，也就是袁大頭，「光」是光亮的意思；我們稱袁大頭為「光洋」，就是因為它看起來比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