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無遏口述，楊辰泓整理、編版
圖／喬為智提供
您是要我說什麼呢？
就我來講，有些事情我並不敢說，也沒有說過，但現在中央航空學校第十期同學還能談的，就只剩下兩位；這一代人幾乎都已經故去，然而想了解這段故事的人卻不在少數。
當年，太多人都是結了婚就參戰，孩子生了，父親卻沒了消息。這些孩子長大成人、成就一番事業後退休了，但「我爸爸是怎樣的人？」[1]至少要知道父親是哪個單位的。於是他們到處打聽，無論中外，陣亡隊員的第二代都在問，最後輾轉找到了我。我對那個時代的記憶雖然零零星星，卻仍然記得不少，例如當時的生活情況。
其實當年我們也不是天天都在打仗。前線的環境頂苦，連個女孩子都見不到。有次和同僚聊天，他說自己最大的願望是結婚。我們便問：「那你想和誰結婚？」他答：「女人。」再問他希望是怎樣的女人，他想了半天，答說：「活著的。」Carl Herbert 是一個很幽默的人，你的電影要贏得人心，如果從這裡來說空軍、戰役、中美關係和聯隊怎麼組成的這些恩怨與哀樂，那你可以說是問對人了。
跟著學校走
當年日本人打來，美國採取的政策是重歐輕亞，不管我們。當時海口 已經失守，空軍怎麼辦？我們只能以豬鬃、獸皮和桐油等等不知道多少東西，一點一滴積攢外匯，好不容易才買下一批俄國人的破爛（junk）：1932 年西班牙內戰時用的飛機。用這些飛機打了不知道多少有名或是無名的戰役、犧牲了多少優秀的飛行員。
戰爭並不是一個人打的，大家常推崇某一個人，在我們看不是這樣的，不是喊一聲「航空救國」就救了國，得有人去做（somebody has to do it），而且各種角度都要顧到，就像編織毛毯，沒有一條線是不重要的，所以你收集資料要由人心的感動（touching）、愛（ loving）、關懷（ caring） 和 分享（sharing） 著手，否則戰爭片就不要看了。
接著我要和你講艱難的情形。
我在北平讀高中的時候，日本人來了，土肥原這些日本特務逐漸滲入學校，稽查委員會是應付日本人的，把學生控制住了，但學校也變成「愛國的學校」，主任和老師把消息悄悄告訴學生，幫助他們投奔國軍控制的區域。這些學生當中，有不少人決定參軍，等待適當時機再回學校讀書。所以七七事變前，像我這樣的第一批學生，大多數都投身軍旅。
七七事變以後，學校不上課了，許多學生就離開家，跟隨學校一同後撤。當時不少學校透過聯合舉辦的方式一同疏散，例如西南聯大、西北聯大。但有人認為這也不是辦法，於是就參軍打仗去了，例如陳燊齡、唐飛，便是知識分子參軍打仗，十萬青年十萬軍的代表，他們當中許多成了優秀的飛行員。到台灣以後，空軍改制，成立空軍官校，領導是王叔銘。
所以我在政府撤退到後方之前就參軍了，這和家裡情況也有點關係。我們家七個兄弟姊妹，當時先君應聘到中央大學教書，家人要帶去，但我們插班不容易，學費又貴。那個時代在北方，學校學費是非常便宜的，但在南京，媽媽收到學費單急得都哭了：我們實在是交不起。這時一眾孩子中，自然有人必須主動放棄升學，於是我站了出來。其實我早就考上空軍了，不過到那時才決定從軍；因為我若是去讀中央大學，學費的壓力會使其他孩子都無法讀書。所以別人參軍是因為愛國，我卻是因為交不起學費。
戰事起來時，我已經入伍。日本人打到上海，軍校後撤；那時別人的家鄉大多已經淪陷，連長知道我家在南京，於是特別讓我回家。
回到家後，爸爸要我跪下，他說：「我有幾個字要告訴你，『無為寶用，治世之祥，天道祖德，家慶國光』，你給我記住，這是喬家的十六代，一旦我死了，十六代就是這個傳法。」所以我是「無」字輩，喬無遏，我的兒子是「為」字輩，為智，他的小孩也將按照這個順序延續下去。中國人的傳統便是要告訴你，你家祖墳在哪裡，祖塔在哪裡，墳山什麼方向，這一切都需要牢牢記住。
之後他又寫了幾個字給我：「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書付無遏尚會之哉。」現在這幅字還在我手裡。意思就是讓我膽子要大，「心欲小」，是凡事要小心，「智欲圓而行欲方」，人要不斷學習，學也不一定限於在學校，從環境裡也可以學；「行欲方」，方方正正，絲毫不苟且。這幾個字傳下來，對我的一生，有很大影響。
父親向我交代完這些以後，我就不得不返回部隊了。學校撤退時，由於日軍已經開始轟炸南京，入伍的學生就揹著80多磅的裝備出發，其中有一支先搭船前往蕪湖，從蕪湖到九江，九江再經南潯鐵路抵達南昌，在南昌的一個基地繼續受訓。我們本來都已經受完訓了，但在那個時期就只能等，因為航空學校也在撤，戰況仍然十分膠著。
當時學校只能帶走學生，沒有餘力去顧及學生的父母，不過師長們仍在艱難的條件下，盡量保持著學校正常的教學功能，像是有些學校會讓學生一路帶著小板凳以備隨時上課，聽到空襲警報時便帶著板凳一同去躲藏。我的妻子還是個小女孩子時，就有過這樣的經歷。這時的社會，可以看見人民蓬勃的生命力和濃厚的愛國情操。雖然不見得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能力來幫助別人，可是我們依然能看見愛與關懷──雖然我也在吃苦，但我願意分一點物資、提供一些援助來跟你們一起度過難關。
美國人陳納德
當時美國盛行孤立主義，對中國的困境不聞不問，甚至還有不少日本人會跟美國人購買廢鐵來賣到中國，這是件很賺錢的生意，美國對中國的支持因此更顯消極，我們也迎來了在戰爭中最為困苦的一段時期。不過這時卻有一個美國人來到中國，想辦法幫助中國空軍完備他們所欠缺的部分，同時也發展他自己的事業，這個人便是陳納德。
但正是因為他的計畫牽涉到中美兩國，所以陳納德也面對了源自兩國的麻煩。當時美國在南北戰爭中形成的觀念依然存在，北方人仍會認為他們是優勢的一方，而陳納德是個南方人；對他而言，來自美國的壓力，遠大於中國國內的壓力。由於蔣夫人是在麻薩諸塞州的衛斯理學院畢業的，所以她見識過南北不合。至於中國國內，則是因為並沒有哪國國家的軍隊，能忍受一個「外人」在那指手畫腳，部隊長自然第一個跳出來反對。蔣夫人能做的，是讓陳納德到學校去作客座教官，讓學校挑幾個英文好的學生跟著他飛，我就是其中一個。
而在跟陳納德飛過之後，我發現他的教學方式與中國人的教法是不同的；中國人一般來說都是透過課本學習的，總是考這考那，很深入，但卻完全沒有實踐。而由美國人教導的學生，則是在能飛時，馬上就能得到單飛的機會。因此，在143個受訓的同學中，反而是年紀最小的我最早單飛的，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那些還在讀書考試的同學們馬上都不願意理我了，甚至還有些同學說我是靠拍洋人馬屁才有這機會的。
先前中國學生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等情報到了，知道敵機來襲以後，掌握一個準確的時間點讓戰鬥機起飛、迎敵，因為飛機油量並不充裕，所以會需要在最好的時間達到正確的高度，借力來作戰，並在打擊之後馬上進行驅逐，這項功夫有一定的難度。陳納德的關注點則並不在飛行技巧，而是上升到了我們的優勢與劣勢，這項優勢就是情報傳遞的迅捷。淪陷區中飛機一起飛，我們馬上便能收到簡短的訊息，敘述它所經過的地方以及前進方向。
觀察方法其實不難，便是將手錶的十二點對著北方，用錶盤來確定其方位，各地的司令部都有人在負責觀測與計算飛機移動的消息，以望遠鏡觀測大編隊的動向。戰爭初期我們就是用這個方法打出不少成績。至於為什麼在日本佔領區，國軍仍然能確保情報的順暢流通，完全就是仰仗老百姓的愛國情操。他們在機場附近觀察，飛機由南昌起飛，如果他說三點到九點，那就是由東向西飛。訓練老百姓也很簡單，飛機種類講機身「長」、「重」，就知道是轟炸機，機身輕微就知道是偵察機。
美籍飛行員組成的中國空軍部隊
陳納德來了以後，重新思考並改善了中國空軍應戰的方式。他清楚美國武器的長處和短處。和俄國飛機相比，美國飛機雖然有更高的安全係數，設施十分完備，各方面都可以為飛行員控制得很好，但是機身較為沉重，速度與機動性就不如俄國飛機。這時若是把中國空軍的優點納入考量，戰鬥力就會成長。
這時歐洲戰場爆發了北非戰役：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Bernard Montgomery）對上了德國的「沙漠之狐」隆美爾元帥（Erwin Rommel）。隆美爾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將領，蒙哥馬利一度束手無策，要求美國供應一批到德國進行對地作戰的戰鬥機。但是貨到後，康寧漢將軍（Andrew Cunningham）卻發現這80架戰機無法帶外載，也就是不能加裝火箭砲、炸藥等任何武器，因此判定「不適合作戰」，這批飛機也就此被閒置在一旁。
這消息傳到了當時的空軍參謀長蔣夫人耳裡，她決定找人去親自嘗試使用。我們的大隊長羅英德，就奉命載我們幾個人前往仰光試飛。當時我們飛的是俄製飛機，這類飛機非常小，大約和一間房間的大小相等[2]，回頭就能摸到機尾，站起來就可以看到座艙裡面，可是卻非常靈巧，性能非常好，我們非常熟悉在防空上使用這種型號的飛機。但上了這批康寧漢將軍拒用的美國飛機，我們就像是跑車手去當卡車司機，使用意願自然不高，最後仍是選擇放棄。此時陳納德就提出了讓他在美國招兵買馬，由中國政府支付部份費用，來組織一支部隊的建議。
蔣夫人經過慎重考慮，與陳納德討論了不少相關細節後，最終同意了他的計畫。得到中方同意後，陳納德透過特殊管道，面見了羅斯福總統，並在我國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下，得到羅斯福總統默許，把美國陸、海和陸戰各個部隊及民間沒有在駕駛飛機的飛行員都徵集到仰光，成立了三個中隊，並命名為「中國空軍美國志願隊」。
統御雜牌軍
很重要的一點是，這支部隊並不屬於美國空軍，他們制服上標示的是中國國徽。可是就美國空軍來看，這支部隊是個雜牌軍，雜牌軍能打什麼仗？關於這方面，陳納德學到了中國空軍的領導方式；面對較為隨興的美國孩子，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訂定軍中開明專制的原則：「我們空軍管我們的命」。從一開始便以絕對的威嚴鎮懾住了這些美國孩子，於是後來其他的條條框框才能順利架構起來，他也才能順利向隊員們說明，與日軍交戰並不像他們所想的那麼簡單。面對部隊中的人才，無論是什麼樣的出身，被說雜牌軍也好，被說外行人也罷，陳納德都有他的領導方法。
透過收集情報，他找出了與日本軍交戰的策略，就像在打棒球一般 （打完就撤），盡量避免纏鬥。日本的飛機來糾纏該怎麼辦？不要理會，依然打完就走。他們便是以這樣的策略，在三個月內擊落了294架敵機，期間自己僅有三架飛機墜毀，其中還有兩架是因機器故障才墜落。後來他把這一整段在中國的經歷寫成了一本書，叫做《戰鬥機的史冊（Way of a Fighter）》。
陳納德的部隊打了這場仗以後的第三個月，珍珠港事件爆發[3]。日軍在突襲太平洋艦隊行動中展現的高效率，令美國國會議員十分訝異，他們也開始對中國軍隊為何能頑強對抗日軍感到好奇，不少議員並且來華，實地走訪重慶和國軍部隊。不久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同意美國政府繞過「中立法」中「禁止與戰爭各方進行武器和戰爭物資貿易」的規定，以租借的方式，向同盟國提供所需的物資，英國、法國，甚至是俄國人都因此受惠。中國同樣也得到了一些好處，但我們在戰爭中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犧牲了這麼多人，在租借法案中得到的援助只佔其中的千分之二。這其實是件令人哀痛的事。
租借法案當中，有一則條款和培訓飛官有關。當時我國沒有可以建立航空學校的適合地點，有了這則條款，國家就得以把孩子送到屬於印度，也就是現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地點進行初階教育，然後再到美國接受高階訓練。在這段過程裡，學生學習飛行技術，也接受一些與中國相關的戰鬥理念教育。像我們這些較早完訓的飛行員，就沒有前往美國的經歷了。同時，美方也挑了一些美國孩子，送來中國受訓，就像是高中的交換學生一樣，他們會有十個禮拜在中國學習。
對大部分美國孩子來說，中國是個十分陌生的地方，氣候、飲食習慣都與他們熟悉的十分不同，到了特定的季節，不免也會感到些許不適。此時日本控制了一個夏威夷的日裔女孩「東京玫瑰」，利用她純正的夏威夷口音來這裡廣播，專門播報一些美國小報裡提到的壞消息。這些孩子平常也只有軍人電台（Armed Force Air ）可聽，缺乏其他的訊息來源。聽到這些日本的宣傳後，很多人把自己的擔心和前線的困苦，寫在信件裡寄回了家鄉。家鄉的爸爸媽媽們在讀過這些信件以後，同樣十分擔心，紛紛向國會議員反應，要求瞭解並解決中國前線的困難，並促使國會想辦法解決問題。後來提出的方案，便是將美國飛行員編入了中國空軍的第一大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
注解
[1] （編注）參見《舊羽殘簡》14，《父親的最後一個任務》（https://blog.udn.com/dchiao1953/129113229）。
[2] I-16戰鬥機翼展為9公尺，機身約長6.13公尺。
[3] 當時中華民國國際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在事發後很快就得到情報，由於我們之間的交情，我也因此快速得知珍珠港戰況以及後來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