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名：周美玉口述、張朋園訪問，羅久蓉記錄〈戰時護理工作之片斷回憶〉
書名：《林可勝民國學醫史上第一人》，頁320-328
編著：何邦立
出版社：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
出版日期：2017年
何書該文原節錄自張朋園著《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54－67。

編按

無論古今中外，打仗都是男人的事情；花木蘭和梁紅玉娘子軍的故事雖然精彩，女人投身軍旅畢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少之又少。而這少之又少的女性軍人當中，歷經戰亂而竟能晉升到將官職位的，中華民國歷史上只有三位：[1]為情報工作出生入死的周冰和姜毅英，以及享有「軍護之母」美譽的周美玉。

有戰場就有傷亡；軍護的最大挑戰，是在砲火和傳染病的威脅下和死神博取每一位傷者的生機。但軍護工作還不只是危險；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護士也沒有專業地位。十九世紀初，傳教士把西醫帶入中國的時候，護士工作大多是由修女擔任的，她們經過短期訓練之後就投入護理工作了；因此就像南丁格爾，當時護士常被認為和修女一樣，也是一種全心奉獻、終生不婚的工作。

中國的第一所護士學校是到1888年由美籍傳教士在福州成立的；又過了32年，北京協和醫學院護理學校終於開設護理本科教育。但在大環境的影響之下，「好人家」還是很少把女兒送去當護士。所以是什麼樣的人會去接受這種挑戰？

除非個人志趣，否則單純由成長背景，並不容易看出周美玉會選擇走這條艱辛路的原因。

周美玉1910年（民國前一年）生於北京。外祖父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小留學生，和父親都是電訊工程人才。她由教會學校畢業後，進入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斥資興辦的協和護士學校就讀。經過層層篩選，1930年周美玉畢業，取得護士資格。留校一年後她沒有到大醫院任職，卻加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投入偏鄉的公衛保健工作，期間並得到獎學金，赴美進修，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公共衛生的碩士學位。[2]

在偏鄉的工作讓周美玉認識到貧窮的真面目；然而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面。1937年抗戰爆發，周美玉轉到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所設置的軍用衛生人員訓練所，擔任護理學主任，負責訓練救護隊及軍醫院的醫護人員。

抗戰勝利後，衛生人員訓練所和軍醫學校在上海合併成立了國防醫學中心，周美玉先創立該校護理系；經過力爭，再於1954年創辦大學部護理系，至此國家的軍護制度與護理教育體系終於完備，兩年後周美玉晉升為第一位女性的陸軍軍醫少將。

周美玉對醫護教育的貢獻，可以說是在抗戰勝利之後才一一展現的，然而讓她瞭解到軍護工作甚至可能包括抓跳蚤和扛著120斤的醫療器材在田埂上撤退的，卻是她在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歲月。這裡摘錄的，就是她在中央研究院口述歷史訪談紀錄中提到的，對於戰時護理工作的回憶。（汪琪）

文／周美玉口述，張朋園訪問，羅久蓉記錄，蘇香霖編版
圖／蘇香霖翻拍自《林可勝民國學醫史上第一人》，〈戰時護理工作之片斷回憶〉

戰時我們作護理工作，也訓練救護隊員及助理員，後者的訓練期從原來的兩週增加到四個月。在湖南祁陽，我們有一所實習醫院：一六七軍醫院，每天清晨六點左右，我們從住處擺渡過河到對岸的醫院，看見病床已鋪著乾淨的稻草，上面也罩了白布床單，乾乾淨淨，沒有一粒渣子，足見這些青年服務傷患，是多麼盡心盡力。我告訴他們，在他們這個年紀，不能扛槍上戰場，但是只要　好好照顧傷患，使他們早日康復，也是報國的一種方式。這些青年非常合作。

吃得多真會死

我們曾經到廣西遷江兵戰醫院巡查，發現那裡的病人幾乎等於是睡在地上，只是鋪一層稻草而已。院長及准尉看護長告訴我們，每天都要死一百多名病人，死因多為痢疾、傷寒。由於這種病患瀉肚時來不及上茅房（所謂茅房也就是野外園子），許多人就躺在糞便之中，衛生狀況極糟，無怪乎死亡率高得驚人。我一看情況不對，立刻要他們分別輕重病人，重病病人歸紅十字會管。第一步改良病患睡的床鋪，我要人到外面找來磚頭。又當地許多人家已逃難離鄉，我們把空宅門板拆下，充作床板，上鋪乾淨的稻草。雖然還是沒有床單，這樣至少病人不至直接躺在潮濕的地上。

我們發現患傷寒的病人多以腸穿孔而死亡。一問之下，才知道，病人只要嚷餓，醫院就給他們吃乾飯，我不禁叫了起來：「這就難怪囉，人都給你撐死了。」原來傷寒菌是在腸子裡之淋巴腺部份潰爛，第一週病人體溫不高，第二週昇高，第三週下降，這時肚子開始餓。但此時只能吃流質食物，而且必須多餐少量，一日六餐如果不可能，至少也要一日四餐。醫院的看護兵及醫院附近的村民餵以乾飯，自然要壞事。我們向他們解釋，不是我們不給病人飯吃，而是他們不能吃，如此才改餵稀飯，一天吃四頓。衛生及飲食獲得改善後，死亡人數立刻下降。

初到廣西，言語不通，黃昏時分，準備起灶煮飯。隊上一個兵河南人，曾經在馮玉祥軍隊裡待過，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顏世訓。我讓他去向本地人買些柴來生火，不一會兒就拿了兩捆柴回來，問他多少錢，他說：「還能要錢？我就拿他們的。」我說不可以，讓人說紅十字會護理隊搶人東西。「去，跟我去！」他扭扭捏捏不肯，覺得丟臉。我告訴他我們是紅十字會隊員，不能讓民眾見了我們就討厭，於是我要他跟在我後頭，告訴我路怎麼走，那家人看見兵又來了，以為又來搶東西。我叫他們別怕，說我們初來乍到，言語不通，我們的人拿了你們兩捆柴火，你們要的價錢，我們或許付不起，不過我們就只有這麼多錢，請收下吧！顏世訓非常天真、純樸，他還帶著當年馮玉祥要士兵閱讀的許多小冊子。我要他沒事常把那些小冊子拿來翻翻，其中多有訓誡士兵愛護百姓的話，可沒叫他去搶人家東西。顏世訓來自農村，本性善良，但穿了二尺五，有時就不講理了。

廣西地瘠民貧，一般生活都很艱苦，我曾經看過八歲小孩挑擔子。到處是山洞，有的山洞從一頭走到另一頭，要花一點鐘的時間。不過轟炸時，這些山　洞也成了最佳蔽護所，敵機一來，我們就把重病傷患搬進山洞。白天躲警報，　醫護工作都是利用夜間進行，從晚上六點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點。天一亮，　敵機又來了，我們也就休息。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運輸組，汽車修理隊許多工作人員都是愛國人士或華僑，如胡會林先生是主任，楊成德是資深汽車工程師等，專門負責汽車之調派及機械维修。敵機來襲時，修理隊仍然照常工作，上面敵機盤旋，工作人員就鑽在救護車車底修理，有時甚至徹夜趕修，為的是把車修復，以利人員及物資運送，他們這種以工作為重，以國家為先的熱誠實在令人敬佩。

老馬識途

在前方，每年夏天，我要出去兩個月，巡視戰區醫院紅十字護理隊的工作情形，當時我擔任救護總隊的護理主任。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去湖南衡陽，離黃沙河四十哩的一所兵戰醫院視察。到了附近，找不到路。團長在電話裡問我會不會騎馬，我說會，他說，那好，他放一匹馬來領路。我還擔心那馬萬一認不得路怎麼辦，團長要我放心，不過說萬一馬迷失了方向，只要我順著電線走，就可以到達他的團部。我當時還帶了一個伕子，替我挑行李。

我騎馬的功夫是在美國學的。民國22、23年間，我在美國唸書，許多美國學生利用暑假，赴山區衛生所參加鄉村工作，我也一道去參觀。我過去在國內曾經騎過驢，可是騎馬還是頭一遭。美國馬極其高大，我個兒又小，很不好上。一個名叫 Dorothy 的美國女孩叫我踩在她手上，我乃一躍而上，抱緊馬　脖子抓緊韁繩，居然也向前蹬去，兩週之內我學會了騎馬。

團長放來的馬果然識路，沿著電線走，抵達團部，團長在等我吃飯。六道菜都裝在小碟裡，盤盤皆辣，我心中只希望那道湯不辣。誰知湯端上來，也有胡椒粉，原來湖南、貴州人皆嗜辣。

淋浴設備：也是「創意工程」

隨後視查病房、環境衛生設備。在營長帶領之下，我參觀了劉永楙先生利用汽油桶，加上水管、蓮蓬頭所做成的淋浴設備，四周圍用竹子，草蓆擋起來，算是屏風，由於皮膚清潔關乎病人身體健康，這項設備也是必須的。

巡視病房時，我發現充當看護兵的儘是一些八、九歲的小孩。陪同參觀的營長稱之為娃娃兵。據他說，由於大人出外打仗，只好要小孩幫忙，做些雜活兒，譬如倒倒水，拿拿東西什麼的。我當即建議把病人分類，重病傷患讓醫官看護。一來小孩夜裡愛睏，無法應付緊急情況，二來小孩畢竟是小孩，見到傷患的模樣，難免心生畏懼，這樣對他們的發育成長也不好。現在既然不得已要請他們幫忙，我們應該儘量減少他們心中的懼怕。那位團長人很好，聽了我的話，答應試試看。

在醫療護理方面，紅十字會對傷兵醫院幫助甚大，最主要的是提供醫院工作人員一個見習的機會。傷患作戰負傷，心情自然不好，加以缺乏衛生常識，鬧起情緒來，不易安撫。護士去處理情況比較好，主要因為女性工作人員性情溫和，傷患多半為男性，發起脾氣來，護士在一旁不吭聲，病人也就兇不起來。因此，每逢有病人傷癒要歸隊時，院方就會要求紅十字會護理隊多派點人去，原來每到這種時候，總有一些人認為自己還沒全好，怒氣沖沖地要打架鬧事。護士前去好言勸慰一番，稍微能平撫一下他們的情緒。

陸軍衛生人員訓練所是民國27年秋在湖南長沙成立的。同年11月長沙大火，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暨訓練所遷至湖南祁陽椒山坪，不久再遷往桂林，途中有車乘車，無車徒步。整個隊伍總有數百人。

民國28年又從桂林遷到貴陽圖雲關。圖雲關地處荒山，交通不便，結果我們在那裡待的時間最久，一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上海。

兩條棉被惹事

初到貴陽，物質情況一般說來非常困難。當時我們離開學校不久，所處的社會比較單純。拿我個人來說，先是學校，然後是定縣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都是很理想的工作環境。到了貴陽，我們還是傻乎乎的，該說什麼就說什麼，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例如病人蓋的棉被，一天踢來踢去，把棉花都給踢的亂七八糟了，等於蓋兩層布。我於是寫信給徐威廉（徐二哥），請他想辦法。起先他聽說我們要換棉被，嚇了一跳，說：「那得要多少呀！」我告訴他我的意思是把舊被拆開，把舊棉花請人闢室重新彈過。每條加入新花一斤半，新舊棉花摻合，縫成新被，數量是一千條。等所需款項籌齊，我們就買好棉花，準備好一間空房，請工人來彈。

戰時物力普遍匱乏，私心重、愛貪小便宜的人不是沒有。有位官佐拿了自己家裡兩條棉被，要求我們給他彈。我一口回絕，我告訴他：醫院官兵好幾百人，我們若是給你彈了，別人拿來，我們到底是給彈不給彈。何況我們怎麼對「傷兵之友社」交待？當初我們對他們說是為傷兵彈被，沒說替官佐彈，這不是叫我們為難嗎？我說我自己若是有錢，我替你彈，可是我們那時每月薪水三六．六六元，吃飯都成問題，也沒法幫忙。他聽完氣沖沖地走了。

我告訴隊上管帳的小姐當晚把帳本帶回住處。她問怎麼回事，我說：「我得罪人，他一定不肯善罷干休。」果然，第二天早晨去到辦公室一看，門窗玻璃給砸壞了，幸好我們事先有警覺，做了點防範工作，沒有大損失。

隨後又發生了一件事，也是驚險萬分。那時我們剛到貴陽沒多久，大家都住在帳篷裡。帳篷沒門，夜裡不能上鎖。龔棣珍女士與我住同一帳篷。孫秀德女士（孫大姐）與另一位梁姓護士住在我們隔壁的帳篷裡。孫大姐是山東人，齊魯大學護士學校畢業。一天夜半時分，我和龔棣珍女士忽聽見有人大聲嚷嚷，聲音像是來自隔壁帳篷。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聽那叫喊聲十分緊急，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放開嗓門幫忙叫。這樣終於把山坡下面的同事們叫來了。他們先到我們的帳篷，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答說：「不知道，隔壁孫大姐她們叫，我們也說幫著叫，快過去看看。」後來發現有人摸黑把帆布割裂，偷去兩個箱子。大夥立刻往後山追去，沿途發現箱子裡扔出的衣物，結果就是醫院那位官佐心有未甘，伺機報復，我們將此事呈報上級。勝利後那位官佐聽說又因他案坐牢。

自製吸管、繃帶還有便盆⋯⋯

在貴陽時，一些金屬醫療用具皆係就地取材，譬如便盆即利用空的不要的五加崙煤油桶斜著剪開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放在自製的木架上。因為有些病人水腫，怕木架承受不了重量，我們就先請榮獨山大夫試試看，他體重有兩百多磅，坐上去木架不垮，病人應該也沒問題。

沒有鑷子，就用竹筷子，剪短一些，消毒也很方便。病人睡在床上喝東西，沒吸管，玻璃用品和金屬用品同樣缺乏。大家商量買毛筆，筆管一頭接橡皮管，可以彎，塞入病人口中。另外繃帶也很缺乏，經常一個通知，說有一車四十位傷兵要來換葯，只能停留二十分鐘。於是全體立刻動員，利用自製木架，把捐來的布切成繃帶。學生也幫忙疊紗布。消毒紗布用蒸鍋來不及，就用別人贈送的壓力鍋。葯換好了，把一批傷兵趕緊送走，才鬆一口氣，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後來蓋了茅草屋，屋頂用茅草覆蓋，牆壁則用竹子與泥巴糊成。貴州、四川產桐油，桐油紙既可防雨，桐油乾了之後呈透明狀，又可當玻璃。後來更進步了些，兩層紙中間夾線，再塗桐油，更為經久。不過茅草屋易著火，尤其冬天用火盆取暖，火星迸濺，即可引起火災。山裡取水困難，每回失火，大家忙作一團，全力搶救，開出防火巷，先救傷兵。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別人幫忙抬，總要折騰好一陣子。後來國際上逐漸知道我們的情形，各方捐款贈品源源湧到。

由於重病傷患的飲食營養與一般病人不同，我堅持要從醫院的伙食費中撥出一部分給重病室，作為營養費，或是給我們現金，由我們自行採買，或是發給我們糧食，讓我們拿去換豆漿、豆腐、雞蛋等營養食品。我記得提出這項要求之後，美方一位奧特少校反對，說是不必，我問他：「那給我們的重病病人吃什麼呢？」他說：「我們廚房裡有剩東西。」我聽了這話，簡直氣壞了。國家窮是窮，可是我們有我們的自尊心。我對他說：「你讓我們吃你們的left-over（剩菜剩飯），如果你們今天沒有left-over，那我們的病人怎麼辦，難道都餓著不成？還有，你們剩下的東西不一定是我們的病人能吃的。」他立即分辯：「不是的呀，周上校，不要把它叫做left-over。」我反問他：「你讓我們揀你們桌上的殘羹剩菜，不叫　left-over，叫什麼？」他說：「換個字眼吧！」我說：「我不知道有比這更貼切的字眼。」實在氣人。他只好問我該怎麼辦，我說我的意思是讓醫院折錢給我們也好，折糧食給我們也好，由我們自行處理，同時我們會一切開支列成帳目，他們隨時可以來查。我再三告訴他，如果今天你們吃的是油炸的牛排，我們的病人能吃嗎？腸胃不吸收，怎麼辦？最後，說來說去，他算是服了，說：「那就不給你們。」不給就不給。所以後來他們糟蹋東西糟蹋得相當厲害，吃剩的食物大批往溝裡倒。

當地一些清苦老百姓等在那裡把東西從溝裡撈起來，洗乾淨煮熟了再吃。我則自始至終堅持傷兵絕對不吃那種東西。病人也是人，也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在他家裡，他就是寶貝，現在在我們這裡生病了，我們就應該好好照顧他，不可以不把他當人看。

那時學生生活苦，糧食不夠吃。醫院分配每位學生一塊地種菜、養豬、養羊，自力更生，補充些營養。民國33年，日本攻打獨山，醫院內老弱婦孺由男醫官帶隊疏散到遵義，我們這些單身的在原地留守。走之前，大家殺豬宰羊，大嚼一頓。平時我們都省吃儉用，現在知道敵人快來了，對物資不再吝惜，心想與其留給敵人，不如自己享用，所以我們留守圖雲關的人那幾天裡燒炭火，煮小白菜吃，著實快活了一陣。後來幸運的是，敵人並沒有打過來，去遵義避難的那批人反倒是吃了些苦，一路上風霜雨露，病的病，死的死。柳安昌教授的母親就是在遵義凍死的。他們回來之後，大家相見，不勝唏噓。

接到警告

在貴陽那段期間，大家同甘共苦，互助合作，可是環境也相當複雜。有人說我是共產黨。政治部主任王治民先生曾找我去談過話，他說我不會是，只是愛國。我還記得柳安昌教授那時他正去貴陽醫學院做教務主任。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要我一、兩個禮拜之內不要下山，就待在圖雲關。問他什麼原因，他叫我不要問。過了兩、三週，我去他辦公室，才知道有人說我是共產黨，要派人來暗殺我。我說：「暗殺我？那是糟蹋槍子兒，我才不怕。」又問：「現在沒有了」？他回答：「瞧瞧沒影子，大概沒事了。」

又有一次，來了兩個憲兵，要把我們護病學組內一名護士帶走，說是她父母犯了罪。我一聽覺得太沒道理，如果她父母負了債，兒女代為償還，那還有話說。父母犯罪，豈能由兒女抵罪。他們一定要帶人，我說一定要帶，那就帶我好了。可是帶我也沒麼簡單，我得向我們主任嚴智鐘先生報告一聲。那時林可勝先生已調去昆明，其職務由嚴先生接替。嚴主任說：「要帶人？得拿公文來。」我說：「他們穿了制服。」嚴主任說：「穿制服？誰都可以穿哪，我們怎麼知道他們的制服不是借來的？」那兩人沒公文，只好走了。那以後，我才知道帶人一定要有公文。

1945年3月，陳紀彝女士、女青年會總務主任高仁英女士、嶺南大學女生部主任黃女士、和我四個人，應英國援華會（British United Aid China）的邀請，前往英國，作為期三個月的募捐活動，向中國華僑去捐錢。

到了英國之後，經英國援華會安排，我們分赴英國各僑團發表演說，我主要是報告中國紅十字會的工作情形及當前需要。所有募得的款項均由英國援華會代收，交由中國政府轉撥中國紅十字總會。

英倫之行結束後，我又到美國，先後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五大主要城市向華僑團體演說並募捐。華僑們心向祖國，熱誠令人感動。

我民國34年3月自英赴美，翌年4月回到中國，出國時還在打仗，回到中國戰爭已經結束了。

注解

[1]國府遷台後，又有三位女性晉升到將官：前軍情局政戰主任潘愛珠、前國防部通資處長柴惠珍和前政戰局文教處（今稱文宣心戰處）處長池玉蘭。

[2] 1948年周美玉再度赴美進修，並在次年先後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及哥倫比亞大學護理教育的碩士學位。當時林可勝很多一流的學生沒有從事臨床工作，而是對熱帶病理學有研究的公衛專家，圖雲關許多為所長，例如楊文達，都是著名的公衛專家。

〈📖和死神博取傷患生機：女將軍和她的軍護鬥士〉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篇名：焦文魁〈我在貴州圖雲關與安順習醫的經歷〉
書名：《林可勝追思論文錄》，頁200-217
編著：何邦立
出版社：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
出版日期：2020年
何書該文取材自〈文魁回憶錄（三）決心行醫〉，2018年12月8日。

文／焦文魁撰寫，蘇香霖編輯
圖／蘇香霖翻拍自《林可勝追思論文錄》

遍地烽火山河變色

1921年2月21日，焦文魁出生於河北省正定縣（今屬石家莊市）滹沱河南岸20華里處的八家莊，一戶中國北方的農村家庭，村民們世世代代耕耘在這塊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安寧平靜中生活。

1937年，焦文魁從休門鎮高級學堂畢業，已是16歲的少年，因為營養不良，個子並不高，身體瘦弱，像一株迎風擺動的柳樹苗。這一年國家的局勢更吃緊，日軍的鐵蹄四處踐踏中國的大好河山，所到之處都給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先是東北三省淪陷，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接著日軍又把魔爪伸向鄰近的華北平原，7月7日，發生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日本兵為了達到進一步侵略中國的目的，藉口一名士兵失蹤，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從而發動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自此時起，中國百姓的生活，被那驚天動地的槍炮聲炸得面目全非，支離破碎，出走、逃亡、流浪，成為當時人們生活中必須面對的抉擇。

年少的焦文魁在家中，目睹人們生活的慌張錯亂，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逃離自己的家園。父叔在外地工作，祖母當機立斷，要孫子與同學三人偕伴南逃，最後他們跟隨抗日部隊國軍第32軍南行，從此一別50載家園。

當他們平安渡過漳河上游，東行至彰德府（即安陽縣）時，發現日軍已沿著平漢鐵路攻至漳河北岸。年底，跟隨的部隊夜乘火車過黃河鐵橋至許昌以西時，焦文魁已被正式收編為軍中員額，因為年紀還小被分配做戰場救護兵。當時部隊到處行軍作戰，負傷者乏人看護，傷亡太重，他毫不猶豫地答應軍隊的要求。這一年他17歲，部隊生活的開始，在毫無醫學知識的情況下，第一次面對鮮血和死亡。

1938年的春天，春寒料峭，部隊發給每人一件棉大衣，宣示著17歲的焦文魁開始九死一生的軍旅生涯。

投效圖雲關戰時醫藥衛生大本營

坐上湘桂鐵路的車，日夜奔波，輾轉到桂林軍醫學校，其軍醫預備團由王永安將軍主持。焦文魁在這裡停留數日，再南下柳州，轉黔桂鐵路到貴陽。途中還有些小插曲，畢竟一個人在旅途上難免會與同行的陌生人聊天，談天說地、打發時間，因為在戰爭時期，龍蛇雜處，有黑道的，販毒的，販賣軍火的，什麼人都有。他有一次在飯館中吃飯，一位著軍裝的人，吃飽後把老闆找過來，大聲斥責，說飯裏有蒼蠅，老板看到是穿軍裝，不想惹事，只好不收他錢。途中還遇到另一個穿軍裝的陌生人，兩人相談甚歡，晚上旅店就住隔壁，由於牆壁很薄，從他們對話中發現，是從雲南帶毒品到江西、浙江販賣，再走私槍枝回雲南的毒販。知道自己遇見壞人，隨即想辦法離開，不想因為同路受到牽連，後來每次回想起這段危險的經歷仍心有餘悸。

不認識路就一路向人打聽，渴了就找溪水，用手捧著喝上幾口；餓了就從懷中掏出捨不得吃的乾糧，象徵性地吃上一口。經過多天夜以繼日地步行，終於抵達位於貴陽東郊，圖雲關山上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

中華民國紅十字救護總隊的隊部約有一千多人，絕大部分人為年輕志願者，都生活在簡陋的棚屋裡。1943年「戰時衛生人員聯合訓練所」編制再度擴大改稱「軍政部戰時軍用衛生人員訓練所」，為提升醫護人員素質，乃開辦養成教育，設立軍醫分期教育班及高級護理職業班，招考初中生施予分期、分科訓練。1942年冬季，焦文魁被派至19衛生大隊，主管大隊長為王玉贊上校，據說是西安雙十二兵變劫持蔣委員長時主要衛隊營長，後來發生七七事變，改編為林可勝博士中央軍第19衛生大隊長。

衛勤管轄有學員大隊及學生大隊，即軍醫分期教育，一是為招收高中學生，同時也為護理人員進行教育。當時他的工作是由盧致德主任頒發的一等軍醫佐（上尉級）助教，專責學員衛生勤務野外教育器材之示範教育工作，有陳誠軍政部長的正式委任狀，而圖雲關是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及軍政部戰時軍用衛生人員訓練場所。此地人材薈萃，有海外華僑投效抗日戰爭，還有國際友人，全國各醫學院出身的名醫，如外科的張先林，內科的周壽愷，生理柳安昌，公共衛生工程的劉永楙，衛勤的徐步安將軍，護理部周美玉主任等，都是各科的一時之選。

衛生勤務科與護理科在同一排平房辦公，二大科室各佔位於平房的二端，各有數間房。當時焦文魁服務於衛生勤務科，有同事李冠群（江蘇泰興人）及一位南洋華僑擔任文書工作，主要為衛勤器材示範教學，對象為從戰區選出軍醫現職人員，有專門教官授予衛勤軍陣外科急救。護理大樓則在旁邊的山坡上，為磚牆瓦頂的建築，另有公共衛生工程大樓及貴陽陸軍醫院，均為磚瓦石林建築，材料非常堅固結實，非一般的草頂木板之克難建築所能比也。周美玉主任的護理大樓在衛生勤務科靠近山坡，因是磚瓦建築，看上去頗顯氣派，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軍中護理及軍護教育之一般，在這棟磚瓦房裡，周美玉主任十年如一日，悉心鑽研護理，對於教育貢獻卓著。

護理大樓是一棟氣派的房子，當時軍中重視護理及軍護教育的程度可見一斑，當然周美玉主任個人為之奮門的努力功不可沒。她剪著齊耳短髮，身著黃色卡嘰馬褲，腳瞪長筒馬靴，她飽滿的精神很有抗日戰爭時期昂揚向上的氣質，可說是中國新一代的女性的代表，身邊有兩位護士助教，一位叫李宗玲，另一位叫陳愛獻。週末的時候周美玉主任到貴陽市城區，身邊總是有其中的一位隨行，由衛勤科後山小徑走一段很長臺階前往城區。

圖雲關是抗戰時期軍事交通要道，西通雲南、緬甸、印度，北通四川重慶、成都，東通湖南、廣西。本地住民很少，人口大多為紅十字會所屬各科別及附屬機關，這些機構滿山遍野，依地形分佈。休假時，焦文魁會跟著同事一起去貴陽城區，先是繞道前門塵土飛揚的公路，然後抄近路從小路下山，後經過敬之公園（何應欽上將紀念公園）、中央醫院，再經南門外護城河橋而進入貴陽城區市內。1944年、當時的敬之公園曾借給美軍運輸部隊，為經中印公路到中國的營區，軍用帳篷排列整齊，大片大片成行排列的帳棚，緊緊相連，好像一片土地裏冒出來的蘑菇，很是壯觀。美軍憲兵把守著幾個進出營區大門，進出的車輛頻繁，有吉普車、中型及大型十輪大卡車，美軍吉普車上經常旁邊會坐個女孩，於是就有了所謂的「吉普Girl」這一說法。中國遠征軍也可以隨時進出營區加油，只是加滿汽油簽完字就走。圖雲關公路兩旁，大多是各省逃難來此的人們，從事各行各樣的工作謀生，到處都是簡陋的臨時建築，以各省不同味道的飯館、客棧為多，形成熱鬧的戰時市街，也算是當時的特點。

公共衛生工程學組的主任劉永楙教授，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長者，很容易接近年輕人，負責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工作，讓焦文魁参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貴州地貌屬於中國西部高原山地，境內地勢西高東低，是典型的喀斯特（Karst）地形，氣候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常年相對濕度在70%以上，受大氣環流及地形等影響呈多樣性，當地俗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也普遍流傳「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的說法，可見當時的氣候對人們的影響。落腳貴陽後，竟然遭遇到連續80餘天未見太陽的天氣，天空中整日霧氣彌漫，細雨霏霏，軍人們穿著的水牛皮釘子鞋，很容易吸收水氣。初到貴陽的第一個冬天，雖然氣溫不太寒冷，但因水土不服，地形、氣候的差異導致足部長凍瘡，不過很快就痊癒。

在圖雲關時期，老友張宜齋奉派至獨山步兵學校受訓，結業後途經圖雲關返回部隊報到時，找到焦文魁停留片刻，剛好老友潘秉堯也到圖雲關與他相會，於是焦文魁請他們倆吃一頓肉絲蛋炒飯，對當時的他們來說，已經是最奢侈的一餐。

重慶中央幹部訓練團的經歷

 1944年秋，焦文魁奉衛生勤務科長徐步安將軍之命，被選派至重慶大坪中央幹部訓練團（由衛訓總所選派擔任訓練有關人員組成訓練小組）。徐將軍和善可親、神態肅靜、溫文爾雅，讓人心生敬仰，堪稱為青年們的典範。盧致德[1]主任與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的函件手稿均出自有國學修養的徐少將之手，然後徐將軍親自把手稿拿到小科員辦公室，交待焦文魁用楷書寫好後寄出，因為當時他的楷書比文書人員還要寫得好一些。1945年，當蔣委員長高呼「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河山一寸金」的口號時，青年從軍熱頓時風起雲湧。為保障青年軍的健康，提高軍醫幹部素質，中央幹部訓練團軍醫大隊之任務為專門訓練衛生勤務，而受訓學員則為各醫學院進入第四年行將畢業之學生及地方開業醫師，結業後派青年軍做幹部當基礎軍醫幹部。在大坪設有廣大軍事培訓基地，各陸軍兵科，均有專業訓練，重慶大坪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團，當時集訓都是為了青年軍的成立。青年軍大部都是在學學生響應蔣委員長的號召而成軍，所以幹部都經由軍中選擇優秀軍官，再加強軍事專業訓練後，才派往青年軍擔任領導幹部。當時在大坪復興關受訓的青年部，在重慶市成為特色軍人形象，頗受市民的關注。

由大坪往重慶市區走，經過復興關（原名為浮圖關），山下就是政治幹部訓練團，同時受訓的有王昇、李煥、潘振球等，遷臺後都曾擔任政府首長。再經過兩路口才到熱鬧的山城市區，一直走可到朝天門渡口，在重慶市區復興關以西地帶，地處長江、嘉陵江腹地，兩江交會處即重慶尖端是有名的朝天門，由此渡嘉陵江即為江北，向南渡長江南岸則為海棠溪。

大坪有一條石子公路，兩邊有簡單的幾家做小生意的店舗，當時並沒有公車行駛，向右走是到長江輪渡的九龍坡，可到江南的南溫泉，是風景名勝區，也有軍事機關分佈該區。當時有一座重要的教育學府就是政治學校，主要培養地方基層領導幹部，遷臺後擴大規模改稱為國立政治大學。軍醫隊就在這個龐大訓練基地，名稱為軍事委員會東南幹部訓練團，蔣委員長兼任團長，教育長為粤籍羅卓英將軍（1895－1961年，字尤青，號慈威，又作慈衛，生於廣東省大埔縣白侯鄉漁洋坪村，為國民黨陸軍上將）參加受訓的人員大部分都是軍中挑選出的優秀軍官，其次是青年軍中的幹部。抗戰期間急需大量人才，志願從軍的青年不分學籍、教育，以當時的所需適才而用。此次培訓中，焦文魁奉蔣委員長親自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團軍醫教官，受訓的各兵種都列為軍官，隊中還有蔣委員長之子蔣緯國留德回國參訓。當時他在軍官隊受訓，據說是在胡宗南部隊任上尉連長，大家都說他是天下第一連長，一樣在大坪接受艱苦的幹部訓練。

每週日在大坪幹訓團大禮堂、週一在復興關（原名浮圖關）的週會，軍官幹部都必須參加，均由蔣委員長親臨主持並進行精神訓話。軍醫隊主要是負責教育組的工作，受訓成員徵調自各醫學院四年級生及開業醫師，受訓三個月後派任青年軍團級醫療重要幹部。

十幾個人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睡在一個上下鋪的小房子，那個年代缺乏消遣時間的方式，到鎮上看電影、聽話劇演出又無交通工具。每天訓練完畢後的工作之餘，大家群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漫無邊際地聊天，消磨就寢前的時間，幸而孔慶德教官是一個為人風趣幽默的人，這給大家帶來不少樂趣。他思維敏捷，口才頗佳，大家聚集在一起時，都很願意聽他講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章回小說，一口長沙腔普通話，講得活靈活現，只要一開講，大家都鴉雀無聲、聽得津津有味，席地聆聽是大家睡前最好的精神食糧，因此在重慶時，孔教官是職員心中的中心人物。

在重慶時親自去看一場名為「日出」的話劇，由大坪經復興關，兩路口都是走路往來，再往重慶市的精神堡壘，一個代表全民抗日的巨大建物。經過新華報社，一般青年軍大都會随意進去看看，在大坪幹部訓練團和在復興關接受抗戰洗禮的青年軍官學員，一律穿著灰色棉軍服，週末假日他們神情昂揚地行走在重慶街上。

重慶作為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也是抗日戰爭時期全國軍民對日戰爭的中樞。軍醫組的人員們走在街上時，心中都有一種被人尊敬的感覺，懷抱著理想，為國家而努力，為夢想而奮鬥。焦文魁常常在兩路口一帶逛書店，享受浸泡在書海裡的感覺，重慶的中華書局、新華書局等都是常去的地方。大街上，精力充沛的兒童揮舞著手中的報紙，在人群中大聲叫賣著各報的頭條新聞：「中央、掃蕩、新華報（指的是中央報、掃蕩報、新華報），快看新出來的新聞啦！」這些賣報的兒童，就像一條條機靈的小魚，靈活地穿梭在大街擁擠行人川流中，清脆的童音夾雜在街上小販們此起彼落的叫賣聲中，形成人潮中生機勃勃的市井繁榮景象。

在派赴重慶期間的1944年秋冬之際，日軍侵略到黔桂邊境，進而入侵到貴州省的獨山，一時貴陽陷入緊張當中。貴陽方面準備疏散，幸而有援軍及時支援並反攻，終於大敗日軍，有驚無險。1945年春，軍醫小組奉令歸建，焦文魁和同事們準備回到紅十字會。往返重慶的交通是由資委會派遣的運輸車輛，雖然人員均乘坐在器材物資之上，旅途中倒也無憂無慮，因為再也不用擔心像當年獨行往貴州圖雲關紅十字會一樣，搭黃牛車受罪。同年夏天，重慶訓練工作結束後，全隊返回貴陽圖雲關衛訓總所，各自回自己建制科室工作，楊文達隊長就任新建完工的貴陽陸軍總醫院院長。

注釋

[1]盧致德（1900—1979年），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美國紐約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32年至1936年間先後出任中央軍校軍醫處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及重慶行營軍醫處處長、廬山軍官訓練團及峨嵋軍官訓練團衛生處處長等職。1936年，奉派出國考察軍醫教育及軍隊衛生勤務，並入英國皇家陸軍醫學院進修。抗日戰爭時期，盧致德任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衛生處處長、軍政部陸軍中將軍醫署署長及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主任。抗戰勝利後被派至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主持軍醫部門的接收工作。1949年春遷往臺灣後，任國防醫學院代理院長。1953年5月至1975年10月任國防醫學院院長，1979年6月11日於臺北榮民總醫院病逝。

〈📖投奔圖雲關：我行醫的起點〉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本文摘自何邦立，〈日軍在常德的細菌戰〉，收於何邦立編著，《林可勝追思論文錄》（台北：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20），頁226─236。
何書該文轉載自《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4期（台北，2019.12），頁30─39。

文／何邦立編著，蘇香霖編輯

1941年11月4日，日軍在湖南常德發動細菌戰。當時國民黨名將薛岳與日軍展開了第一、第二次長沙會戰[1]，擊斃日軍甚眾。常德南接長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是長沙的主要糧倉、棉倉、腹地，因此常徳成為日軍心腹大患。在無法分出兵力攻打常德的情況下，1941年11月，日軍對常德進行了鼠疫細菌的投放。七週後，日軍又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會戰。此時，長沙附近的常德正在飽受細菌戰的煎熬，鼠疫史無前例大流行。造成至少7643名同胞無辜喪生。還有數以萬計的同胞染病，流離失所。由於國民政府的過分保守，等到確證死亡案例後，再宣布日軍發動細菌戰與疫情，延誤了防範的最佳時機。

抗日戰爭期間，為了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日鬥志，日本軍國主義不顧國際公法的約束，在哈爾濱近郊組建了731细菌部隊，對中國軍民實行細菌戰。用鼠疫、霍亂、炭疽等細菌武器，造成不少地區瘟疫的流行，無辜民眾死於因生物戰造成的瘟疫。

加緊趕製細菌

常德地處湖南省西北部，自古就是交通樞紐，北通荊襄，西連黔川的軍事重鎮。1940年6月，日軍攻占宜昌，封鎖長江三峽水道，將中國的第五戰區沿江劈為南北兩半。8月，中國第六戰區成立，長官部設在靠近常德的鄂西恩施，既是第六戰區長官部的屏障，又是第六戰區軍民的糧倉，而且扼守湘川公路，連通第六，第九戰區的常德，戰略地位變得更為重要。

為加大對常德的破壞力度，1941年8月11日，日軍負責協調細菌戰聯絡工作的井本熊男中佐飛抵南京，下達大本營陸軍部作戰指令，對中國常德實施細菌戰[2]。

9月，關東軍司令部的一次部處長會議上，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令石井四郎大量培養傳染媒介物準備對常德發動生物戰。根據這項指令，731 部隊第四部一課柄澤班，由班長柄澤十三夫率領約 30 人加緊趕製細菌。據柄澤班成員田村良雄後來供認，在 9 月中旬至11月上旬，他們總共製造了約70公斤鼠疫細菌。

常德由於南面與湖南省會長沙接近，是湘西北重要的交通樞紐，連線著重慶和華東、華中各地。當時國軍名將薛岳與日軍展開了第一次長沙（1939.09.15－10.15），第二次長沙（1941.09.07－10.09）會戰，擊斃日軍甚眾。而常德是長沙附近的戰略要地，是長沙的主要後方腹地，為救護、醫藥、糧食的補充，起了關鍵作用，因此常德成了日軍的心腹大患。由於日軍騰不出兵力攻打常德，為了拔掉常德這眼中釘，1941年11月，日軍對常德進行了鼠疫細菌的空投。細菌投放月餘之後，1941年12月，日軍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會戰。

第三次的長沙會戰（1941.12.24－1942.01.15），薛岳三次天爐戰法，[3]共擊斃日軍十萬餘。這是繼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取得第一次大捷，振奮中外人心。薛將軍因此赢得青天白日勳章，及美國羅斯福總統頒發的自由勳章。

然而，薛岳在與敵人浴血奮戰的過程中，與長沙相隔不遠的常德卻蒙受了空前的浩劫⋯⋯

轟炸機沒有投炸彈

1941年11月4日，一架日軍97式重型轟炸機，5時30分在黎明的薄靄中從南昌機場起飛，6時50分飛抵常德地區上空，在濃霧中盤旋。一陣尖銳的空襲警報，促使男女老少慌亂地離開房舍，向城外七里橋、船碼頭等地疏散移轉。

飛機盤旋三圈後，低空由東向西飛去，當機頭拉起時，機長增田美保少佐迅速開啟投擲器的電門，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設西路）、關廟街（今朗州中路）、雞鵝巷（今和平西路），繞向東門外五鋪街、水府廟（今人民東路）等城街區，一路到郊區的石門橋、鎮遠橋，投下麥粒、穀子、高粱、破棉絮、爛布條等雜物。約一小時餘，空襲警報才解除。但這次敵機沒有像往常一樣投擲炸彈，令陸續回到城裡的人們由驚嚇轉為驚訝，互道平安無事，不知日軍葫蘆裡賣什麼藥，當然更想不到即將面對死亡的降臨。

次日縣政府派出軍警，在鄉鎮公所的配合下，組織居民清掃并焚毀空投的垃圾。同時派人將一包垃圾，急速送往廣德教會醫院（今常德第一人民醫院前身）化驗。兩天後，6日，常德境內到處出現了死老鼠，時任廣德醫院的副院長譚學華已經敏感地警覺到災難的到來。

譚學華懷疑，日本飛機撒下的穀物裡，含有鼠疫桿菌、鼠疫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病菌，死亡率極高，俗稱「黑死病」[4]。

譚學華緊急召開會議，稱本院醫師與紅十字會人員：「從日前敵機空投物，經我院初步檢查，有類似鼠疫細菌的發現。鼠疫是傳染最速、死人最快的疫病，常德從未有過。政府應儘快採取措施，以防鼠疫流行。」縣政府當機立斷，一方面立即向省府拍去急電，要求派遣防疫專家和撥發疫苗；一方面進行緊急防疫動員。

這時的常德境內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死老鼠，譚學華將化驗結果以電報形式上報重慶中央政府，但因譚學華所在的廣德醫院沒有收到一例患有鼠疫病菌的病人，這份電報沒有得到重慶政府的重視。

其實在當時的常德城內，已經有居民因鼠疫細菌突發高燒死亡，但大多數死者家屬缺乏防疫知識，鼠疫更是之前沒有聽過的辭彙，很多家庭會認為是患急病而死，由於這種疏忽，錯過了這場鼠疫的最佳防禦期，也給之後一戶戶家庭帶來了災難。隨着更多大量染疫死老鼠被發現，常德城內有近600人也隨着死去，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着整個常德城。當時有很多進出常德的城外住戶，無意中又將鼠疫病菌帶了出去，這場鼠疫也因此漸漸擴散，最終波及到了常德城及周邊 7 個區縣60個鄉鎮486個自然村，數以萬人染病。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出動

1941年11月8日下午，縣府召開防疫會議。會上決定在全城舉行防疫大掃除，同時擬定了防疫宣傳、捕鼠競賽、設定隔離醫院等具體措施。隨後，急電貴陽紅十字總會林可勝先生請求協助。

重慶國民政府軍醫署和衛生署派遣德籍猶太裔鼠疫防治專家伯力士博士專程前往常德，負責剖驗老鼠和測定跳蚤的工作。他們連續3個月，解剖檢驗五六千隻老鼠，至1942年1月底，檢驗鼠族中染疫鼠族數目日漸增加，確認鼠疫已在常德鼠族中廣泛流行。與此同時，11月20日，重慶派湖南常德鼠疫調查隊赴常德支援。[5]

林可勝也派出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總所微生物學教授專家，曾在印度哈佛金氏研究所研究過鼠疫學的陳文貴主任，率救護總隊部醫師薛蔭奎、劉培，帶領技術人員和設備等，星夜出發趕到常德，隨即展開工作。[6]

11月12日晚上，關廟街居民12歲的女孩子蔡桃兒，由其母親背著到廣德醫院急診，其母親訴說，女兒當晚忽發寒戰，繼則高燒頭痛、周身不適、神志不安等症，醫生經檢驗確診小女孩感染鼠疫。當夜，患者病況更趨嚴重，經醫院搶救無效，於13日上午9時去世，這是常德細菌戰有紀錄的第一位遇害者、遺體解剖者。

診斷既已確定，其傳染來源亟待查明。根據當時發現情形與流行病學原理，以及國內鼠疫防治專家的實地調查研究，專家們深信，常德鼠疫確系日機散播染有桿菌的異物所致，而其傳染媒介為隱藏穀麥、棉絮內的活性染疫鼠蚤。7日後，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發現⋯⋯，在永川區檔案局，珍藏著一份由永川籍細菌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貴（1902-1974），在1942年所寫的《湖南常德鼠疫報告書》。

陳文貴小組，經屍體解剖，細菌學檢查，和動物實驗，以及流行病學調查，證實為敗血性鼠疫，是日本侵略軍搞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的鐵證，除採取有效措施撲滅流行外，並向重慶政府報告。林可勝亦將此證據，透國美國醫藥助華會Van Slyke主席的協助，刊登於1942年3月5日《紐約郵報》，證實日本侵華使用細菌戰，引起國際輿論的譴責。[7]

重慶政府這份報告，後來轉載於國際法庭有關日本法西斯戰犯罪行彙編中，為1953年在瀋陽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提供了日寇在華中搞細菌戰的罪證。

常德城毀滅了，但是細菌戰⋯⋯

繼蔡桃兒去世後，關廟街、雞鵝巷一帶相繼發生多起相似病歷，但送進醫院來不及醫治就去世了，隨後感染鼠疫的人一天天增多，有的一人染病，全家死絕。隨著鼠疫蔓延，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常德市鼠疫爆發最嚴重的地區是石公橋鎮，它距離常德市區有25公里，因為一條長2.5公里長的石公橋而得名。這裡是常德市唯一的一條水路交通要道，對內它連線着常德市的土橋河和陳家湖，對外它通達澧水和沅江。獨特的地理位置，讓它成為繁華的商貿碼頭。然而，因為常德細菌戰，有人將石公橋稱為死亡橋。據常德細菌戰的倖存者講述，石公橋附近的不少人家，很多都是一家死四五個，五六個，其中一家一連有11人去世，死傷慘重，這一家只有一個在外地讀書的小兒子因身處外地才倖免於難。還有一戶7口人家，從主人女兒開始，一個一個地走上黃泉路，不過半個多月，全家死絕，最後連收尸的人都沒有。石公橋鎮的一個村子裡，原來總共有400多口人，死了將近一半201人，實在淒慘。

由於石公橋鎮緊靠湖泊，人們易於通過湖面逃亡，防疫封鎖很難奏效。因此，石公橋不可避免地成為周圍鄉村的疫源地。兩個月後，當石公橋鎮疫情得到控制時，鼠疫開始向周圍鄉村蔓延。從1942年10月至1943年底，先後有鎮德橋、周家店、韓公渡、大龍站、雙橋坪等鄉鎮暴發鼠疫，死者不計其數。[8]

1942年5月2日，衛生署主動召開全國防疫會議，決定由衛生署、軍醫署、後方勤務部衛生處、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部等四個機構，聯合組織戰時防疫聯合辦事處，負責疫情傳遞，防疫設計、防疫指導事項，以利相互聯繫，杜絕各類傳染病流行。[9]

常德城區的鼠疫防治是有效的，桃源縣的李家灣和常德縣的石公橋的防疫後來也得到了成功的抑制。但是，城區的防疫，卻犧牲了農村防疫為前提。農村的鼠疫，遠遠比城區嚴重得多，衛生署、軍醫署、與紅十字會等單位揭盡所能爭取防疫物質，醫療藥物投注常德防疫實務。

1942年，鼠疫越來越嚴重，不斷有人員因鼠疫而身亡。常德防疫處採取了更加嚴格的防治工作：建立了專門的隔離醫院，收治鼠疫病人；設立一專門火葬爐用來強制火化病亡者的屍體：將日軍飛機空投物最多的地方如關廟街，雞鵝巷等處劃為疫區，江中船舶一律不准靠岸，實行警戒封鎖，嚴禁人員進出；同時，向全縣居民進行預防注射，發動群眾滅鼠，滅蚤。而為了防止肺鼠疫在學校暴發流行，常德防疫處開始動員疫區學校遷移，並指令戲院、電影院，澡堂等公用場所暫停營業。人們在驚恐中被軍警絕望地堵在家裡。由於防控嚴密，1942年底，城區鼠疫基本被控制住。[10]

1943年11月18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常德會戰。瘋狂的日軍，放火使常德城化為焦土。常德細菌戰，隨着常德城的毀滅而結束。但是常德城周圍廣大的鄉村，鼠疫流行的慘劇，仍在一幕幕上演，由於戰事緊張，再也無人過問。

湖南省檔案館儲存的由國民政府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撰寫的《防治湘西鼠疫經過報告書》及湖南省政府《湖南省防疫工作報告》等有關這場細菌戰的報告、檔案，使我們對這場秘密戰的發生、發展、後果等有所了解，這批檔案資料也成為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證。

受害者調查委員會的控訴

1996年至2000年，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調查經過周密細緻的調查發現，1941年日軍731部隊實施的慘無人道的細菌戰，以常德城為中心，波及周邊10個縣　30個鄉的150多個村。鼠疫大流行，奪去無數人的生命。可憐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麼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軍細菌戰的犧牲品。

日軍發動的細菌戰，在常德究竟殺死多少人，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通過長達近5年的艱苦調查，記錄有名有姓的死者為7643人。[11]

歷史是不容被褻瀆的。1997年8月，中國108名（湖南常德30名，浙江衢州5名、寧波6名、江山6名、義烏61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的代表王選、何英珍、何祺綏、王錦悌、王晉華，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起訴狀，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對細菌戰罪行謝罪并進行賠償。1999年12月，72名（湖南省常德31名，浙江省義烏18名，衢州9名、寧波3名、江山9名、東陽2名）731部隊細菌戰的中國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的代表，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訴訟。　2000年5月22日，第14次開庭時，法院當庭決定將第一次訴訟與第二次訴訟合併審理。

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自1998年2月第一次開庭，到宣判前的2001年12月最後一次開庭，前後經歷了近4年時間，開庭27次之多。在漫長的法庭審理中，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只做了一次答辯，然後在所有的庭審中都保持一種傲慢的沉默。中國的原告代表和他們的辯護律師以及證人，把法庭當作控訴侵華日軍反人道罪行的講台，充分地揭露日本731細菌部隊的暴行。

起初，日本根本否認其在常德、衢州等地製造細菌戰的事實。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要求訴訟案進行宣判，駁回中國180名原告的一切要求。但判決書用10多頁的篇幅指出日軍曾在衢縣（衢州）、義烏、東陽、崇山村、塔下洲、寧波、常德、江山等地實施細菌戰，造成萬餘人的痛苦死亡。雖然中國的原告未能得到有效的賠償，日方第一次承認了細菌戰的歷史事實。[12]

2002年8月30日晚，細菌戰訴訟原告代表向東京高等法院遞交了上訴書，要求日本政府對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進行賠償。細菌戰索賠訴訟的路將會很漫長。但是，原告及支援者們都堅定地表示，不獲全勝決不放棄。

真相逐漸浮現

《中國新聞社》的報導中說：歷史事實不容抹殺。而日本右翼勢力抬頭，一些歷史教科書大幅刪減甚或否定日本侵略罪行。今天日本法院，首次對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事進行司法認定，無疑在提醒日本政府和國民，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不可否認。人們更呼籲日本政府應當有勇氣，有道義承擔歷史責任，妥善解決戰爭遺留問題，還戰爭受害者以尊嚴與正義。

2003年4月1日，經過一年策劃和2個月籌備工作，電視紀錄片《常德細菌戰》正式開機。而湖南經濟電視台曾海波他們投入了一場長達兩年的更為艱辛寂寞的攝製工作。2005年7月7日，正值「盧溝橋事變」68周年紀念日，湖南大劇院舉行了湖南人自己拍攝紀錄片《常德細菌戰》的長沙首映式。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揭露侵華日軍在常德反復實施細菌戰真相的電視紀錄片。放映結束，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向尊嚴和正義致敬。[13]

從 2014 年 9 月 1 日起，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推出紀錄片《黑血—日軍對華細菌戰》[14]，揭開了73年前的那個冬天在常德爆發的一場鼠疫。1941年11月4日，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常德空投鼠疫跳蚤，導致常徳爆發了從未有過的鼠疫，成千上萬名無辜平民死於非命。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認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這場違反《日內瓦公約》的細菌戰中喪生。

1996年至2000年間，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回顧性的調查發現，1941年日軍的細菌戰，以常德城為中心，波及周邊　10 個縣 30 個鄉的 150 多個村。而日軍在山東西部地區發起的魯西細菌戰，造成了43萬人死亡，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廢墟。在雲南西部發動的滇西細菌戰，造成20萬人死亡。在浙江衢州發動的衢州細菌戰，造成8年傳染病流行，患者高達 30萬人，死亡5萬人以上。

注解

[1]參考岡村寧次 / 稻葉正夫（編）《岡村寧次回憶錄》 中華書局，1981 年 12 月。

[2]參考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長沙作戰》中華書局，1985 年。

[3]（編注）第9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以所謂天爐戰法，依湖南的地勢，左倚洞庭湖，右憑幕府山，以其間新疆河、汨羅江、捞刀河、瀏陽河這四條河做為遲滯日軍的依據，並徹底實施「化路為田，運糧上山」的做法，將日軍機械化部隊的機動力消除。故總體方針為「後退決戰，爭取外圍」，國軍以且戰且退做法在四河與幕阜山間游移，攻擊然後後撤躲藏，將日軍拖入四河之中，最後再以長沙城中主力與外圍藏在山林中的部隊合圍深入四河中的日軍，予以殲滅。

[4]參考《常德發現鼠疫經過》，譚學華，湘雅醫學院校刊，1942 年 3 月 1 日。

[5]參考《1941年湖南常德日軍實施细菌戰揭秘》，黃加來，《中國檔案報》， 2015 年 7 月 24 日。

[6]參考紅會救護總隊 貴陽文史資料選輯 22，薛慶煜文 P. 45，1987 年。

[7]參考紐約郵報刊載《中國軍醫林可勝將軍戰勝創傷與疾病》，1942 年 3 月 5 日。

[8]參考《湖南省防疫工作報告》日軍發動常德細菌戰，1943 年 4 月。

[9]參考《抗戰期間湖南常德鼠疫的防治》，許峰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23 期，421-448 頁，2018 年 12 月。

[10]參考《防治湘西鼠疫經過報告書》，衛生署防疫處容啟榮，1943 年 4 月。

[11]參考《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罪行不會被遺忘 》，許文金，《新華每日電訊 》，2019 年 8 月 30。

[12]參考《控訴：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受害調查 》朱清如，中國社科出版社，2015 年 8 月。

[13]參考《常德細菌戰》紀錄片，湖南經濟電視台，長沙首映，2005 年 7 月 7 日。

[14]參考《黑血—日軍對華細菌戰》紀錄片，鳳凰衛視，2014 年 9 月 1 日。

〈📖常德（1941－42）：幾乎被細菌毀滅的城市〉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本文摘自張之傑，〈我還活著〉，收於何邦立編著，《林可勝追思論文錄》（台北：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20），頁236─238。該文亦曾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1993年9月19日。

文／張之傑撰寫，汪琪編輯

「媽媽，我還活著！」六十五歲的徐國瓊教授講到這段往事，眼眶不禁發紅，隨即低聲抽泣起來。

兩年前（1991），我到拉薩出席「第二屆國際格薩爾王傳研討會」，結識了徐國瓊教授。徐教授誠懇、木訥，臉上佈滿斑痕。當時兩人只交換名片，並未深談。後來在《格薩爾研究》上，屢次看到徐先生的大名，得知徐教授在文革初期，曾冒著生命危險，將七十一本 《格薩爾王傳》珍貴手抄本埋藏地下，對保護藏族文學遺產貢獻至大。

今年（1993）七月，我又到內蒙錫林浩特出席「第三屆國際格薩爾王傳研討會」，一眼就認出臉上佈滿斑痕的徐教授。這時我已知道徐教授在文革期間曾吃過不少苦頭，便誤認徐教授臉上的斑痕可能和文革有關。一天，在閒談中，徐教授在談及往事時說出一段不平常的經歷。

這段經歷人、時、地俱全，是現代史的重要史料。我提議由我訪談，寫篇報導，將之公諸於世。徐教授點頭首肯。次日上午，在會議休息期間，徐教授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拿出一個小本子，以帶有雲南腔的普通話說：「這段經歷我簡單地寫下來咯，你參照著寫吧，題目就用『我還活著！』好咯。」

徐教授打開小本子，指著自己剛寫下來的一段文字的標題「我還活著」言之淚下說： 「一想起這段往事，我就想到我母親。當我從死亡中醒來時，對正在哭我的母親說：『媽媽，不要哭，我還活著！』⋯⋯說著，65 歲的徐教授抬起手來，用中山裝的袖子不住地拭淚。

徐教授匆匆寫出的這段文字雖短，但字字真實，出自肺腑，我這個「訪談」者已沒有必要從頭另寫。再說，徐教授一談起這段往事就難過得落淚，我還忍心再勾起人家的傷心事嗎？以下是徐國瓊教授匆匆寫下的經歷，由我略加連綴而成的真實紀錄。

日本飛機空投的雜物

「我於 1928 年 5 月生於雲南省昌寧縣明華鄉徐家寨。1940 年，我 12 歲，在故鄉明華小學上四年級。那年農曆臘月初，學校即將放假。一天，放學途中，我和兩位同學在路邊的枯草叢中捉螞蚱。突然，空中傳來一陣嗡嗡聲，由遠而近，聲音越來越大，抬頭一看，只見九架銀灰色的日本飛機，三架一組，排成品字形，沿著瀾滄江，由東向西飛行。

當日本飛機臨小寨（地名）上空時，突然投下一些物品，像撒傳單一般，紛紛墜落地面。由於好奇，我們跑過去觀看，只見有軍綠色的空罐頭筒、存有碎渣的餅乾盒、綁腿帶⋯⋯等等。

我們摸過這些東西的第三天，都病倒了。我先嘔吐，接著發高燒。約三天後，面部出現了丘狀紅斑。緊接著，全身長出丘疹，密密麻麻，連成一片。在半昏迷中，聽見母親說 『啊呀！阿祥（我的小名）出痘了！』我才知道自己得了天花！

「幾天後，丘疹成為灌滿乳白色膿漿的膿皰。這時疼痛日甚一日。不幾天，我就完全失去知覺。只能整日平臥，不能翻身。隨著膿皰潰爛，我的背部與墊褥已結在一起了。」

「一天上午，約吃過早餐時刻，我從夢中醒來，只見母親淚流滿面，正在呼喚著我的小名，又聞到燃香的香味，還看見頭邊放著一個雞蛋。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

死了超過一頓飯的時間

「幾天之後，母親告訴我說，我曾經死了一頓飯還長的時間了！其實，我並沒死，只不過作了一個夢。五十多年來，這夢一直記憶猶新，就像剛發生過的事一般。」

「夢中， 我背著竹篾編的馬草籃，右手握著鐮刀，一步步登上家鄉名剎觀音寺山門前之字形的石階，路邊遍開著黃紅色的牽牛花，香氣撲鼻而來。我進入寺門，將竹籃和鐮刀放在樹下，匆匆爬上門裡正在盛開的那棵鮮紅色茶花。我小心翼翼地攀上樹梢，折了一束鮮花，準備拿回家插在祖先牌位前的花瓶裡。我手握花束正要下樹時，只見寺中尼姑——大師叔——走出殿門，步下石階向我走來。他一見我，便面容嚴肅地喝道：『小祥！你怎麼來摘寺裡的茶花？』

「我猛一驚，夢就醒了。但見母親正在哭泣，並哭喊著我的小名。香還沒燃盡，雞蛋還在頭邊放著。在死者床頭燃香，枕邊放雞蛋，是我們家鄉的習俗。我意識過來，對母親說：『媽媽，不要哭，我還活著 ！』

「又過了好些日子，母親和姐姐給我翻身，但我的背部已和墊褥黏在一起。母親只好用溫水將墊褥淋溼，然後將我的背皮與墊褥一起活活撕下！我慘叫著：『媽媽，疼不贏啊！』」

「我為下學期開學後不能去上學而著急，大人對我說：『不要著急，等病好了再去上學。』當我重新學會走路步出家門時，已是吃粽子的端午節了。這時我才知道，我們那所有數百人的小學，已因〔師生〕染上天花而大量死亡，已經無法正常上課了。往事猶如一場惡夢，說來仍然令人心驚。」

我的緬鐵小刀

「1945 年秋，我考入雲南順寧省立中學初中部，開學後沒幾天，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 勝利遊行那天，我買了一把緬鐵小刀，不停的舉刀揮舞著⋯⋯。五十多年來，這把小刀一直沒離開過我。」

「曾記得我小時候面容長得也很好看。日本軍閥的細菌戰給我臉上『錦上添花』，留下了永遠的紀念。所幸九死一生，我還活著，成為歷史的見證，這或許就是我死裡逃生的意義吧！」

徐教授匆匆寫出經歷，字跡愈來愈草，最後幾頁已難辨識，可以看出徐教授心中的激動。男兒有淚不輕彈，當 65 歲的徐教授含著淚給我看那把不起眼的緬鐵小刀時，我也為之悸動不已，心中升起陣陣隱痛。

〈📖我還活著〉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本文摘自焦文魁，〈我在貴州圖雲關與安順習醫的經歷〉，收於何邦立編著，《林可勝追思論文錄》（台北：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20），頁200─217。
何書該文取材自〈文魁回憶錄（三）決心行醫〉，2018年12月8日。

編按

1948年焦文魁在青島的實習，最終因為國軍的失利而中斷。然而回想當初去青島，主要的目的是和未來的妻子呂錫英會合，沒料到這一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如果他按分發到瀋陽總醫院，必定遭遇國共的遼瀋戰役，結果非死即降；若是去徐州，也擺脫不了跟杜聿明一起投降的下場。到青島後與錫英分別隨著國軍遷往台灣，不但有機會在台灣發展，同時也避開大陸文革的鬥爭──焦文魁留在大陸的同學大都經歷慘酷被鬥；談起來不勝唏噓。

焦文魁深信太太錫英是他一生的貴人；只是在那場浩劫當中，沒有貴人相助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汪琪）

文／焦文魁撰寫，蘇香霖編輯
圖／蘇香霖翻拍自《林可勝追思論文錄》

安順陸軍軍醫學校的洗禮

抗日戰爭獲得勝利後，衛生勤務科長徐步安將軍，為栽培焦文魁等接受更深的教育，特以親筆函向當時在安順的軍醫學校教育長張建[1]中將，推薦他、同在衛勤科工作的李冠群、在檢驗科工作的黃啟祥等三人前往進修。三人一同到達安順接受測試後，編入專科部醫學組11期，在當時安順北大軍營的校址，帶職接受正式的四年醫學教育。

陸軍軍醫學校校址，設於安順城北門外郊區，原為兵營，後改為學員住宿上課的宿舍、教室、餐廳及教職人員教學研究的辦公室，校大門前有一個很大的廣場，樹立著一塊醒目的大字牌，上面書寫著「願做新軍醫者來」的大字。這是學員們操練運動的大操場，建於校外另有細菌研究所、藥科製藥研究所等單位，在安順城內東門有實習醫院、護士訓練所等附設教學設施，軍醫學校的眷屬人員，一般都是租城內的民宅居住。

當時，安順城內有很多高大的中心建築，都是有一定歷史的老樓，古色古香，顯得繁華高貴卻又帶著幾許滄桑，城中的大街方位分東南西北四條，路面由青石板鋪成。學員們大多穿著有鐵釘的水牛皮鞋，每當他們成群結隊經過街道時，都會傳來節奏響亮的腳步聲，氣勢懾人。當地居民大多為苗族同胞，著名的人物便是國民政府的谷家三兄弟（谷正綱、谷正倫、谷正鼎），他們都是高居要職的官員，祖籍安順，為故鄉增添許多榮譽。

軍醫學校的校長由當時的蔣委員長兼任（當時所有軍事院校均由他兼任），教育長是軍醫學校15期畢業，留學德國的陸軍中將張建博士，因教育長是廣東梅縣人，所以在這一期的班上，兩廣的學員幾乎達半數之多。[2]當年遭逢兩廣軍事問題，張建博士曾代表兩廣當局，到南京中央去溝通雙方意見，獲得圓滿結果，遂被中央派為中央陸軍軍醫學校教育長。張教育長是可以和大家同甘共苦的人，在安順時均徒步上下班，身著馬褲、馬靴、武裝帶，嚴肅莊重的儀表，凸顯出軍人的英武本色，在城內也蔚為一景。

安順城內的茶館特別多，周末假日的時候，大部份時間都在安順大街上，焦文魁經常和其他學員們到茶館，一杯清茶（即叩碗茶）、一盤葵花籽，閒話談笑間溫習功課，快樂的時光就這樣度過。傍晚時分有同學到小店來，大家去小巷中找吃火鍋的地方湊錢吃一頓，打打牙祭，再準時返校回教室晚自習。當時的城中都是石頭鋪的路面，同學們大多穿當地產的水牛皮釘子鞋，一群人走在路上發出有韻律的嗒嗒聲。到安順的第一個春節，他不時會拜訪，亦曾在圖雲關工作過的周緻上校夫婦邀請到他家過年。周家小兄弟們特別高興，因為多了一個焦大哥一起在他們中包水餃過年。

在軍醫學校，留德的張岩[3]教授，讓焦文魁留下深刻印象。1945冬天，張教授進入軍醫學校教授解剖學，教學嚴護、不苟言笑、滿腹經綸的人。上課的時候往往「左右開弓」，左手畫出解剖圖，右手卻工整地寫著拉丁文名詞，典型的「一心兩用」，這種罕見的授課方式讓學生們十分驚許。誰都知道，左腦指揮著右手，右腦指揮著左手，一般情況下他們各司其職，但能夠同時運用，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張教授教學時，同學們都是鴉雀無聲，連續兩個小時，一氣呵成，中場也不休息。在他的課上，誰都不敢馬虎。

1946年在學校的第二年，安順城也逐漸成為焦文魁熟悉的環境。有時全班排隊走進城去東城門內，和其他班去上共同的課程，星期天除了到東門外茶館坐坐，也會租腳踏車騎一個小時到黔江中學、金鐘山等地方玩玩。同年暑假，軍醫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開一次他也參加的河北同鄉會，聊很多家鄉事。這次聚會中自由活動的時間，見到同班同學閻學曾、楊柏動、武立和、聶超然等，並由楊柏動、武立和介紹見藥科教授呂世祊，同時見到他的女兒呂錫英，當時在公共衛生學系上班。因為認識錫英，這成為一次別具意義的團體活動，焦文魁自此在一生中最青春的年代，開始一段萬里的愛情長跑，在以後風風雨雨六十多年的歲月中，相依相伴、執子之手、白首偕老。

同鄉會後焦文魁商得閻學曾同學同意，找個禮拜天一同去拜訪呂教官。當時兩袖清風、手頭拮据，只有空手跑到呂家，正好錫英在，他們坐在院中小板凳上，焦文魁結結巴巴地開口找話題。焦文魁的老家在八家莊村，距石家莊平漢鐵路和到太原的正太鐵路車站，大概有五、六華里之遙。。呂教官則是鄰縣獲鹿縣人，焦文魁住的八家莊西頭屬正定縣，東頭的花園村就屬獲鹿縣管轄，而且同是一個大車道的村街。他的家與石莊北平漢鐵路也不遠，以東約二里，田地在村西接近平漢鐵路。呂教授的家是石莊以南的平漢路以西，屬獲鹿縣管轄，二家相距約十華里之遙，一談之下竟是最近的鄉親。

戰後復員與國防醫學院成立

當時很多單位因戰爭結束開始復員，軍醫學校也分幾個梯次復員，先乘汽車到長沙，轉火車到武漢再搭船遷往上海江灣五角場，也就是上海規劃的新校區，由上海市立醫院及抗戰時期之日本軍醫院為校址，佔地150萬平方公尺，與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及軍醫預備團合併復校，於1947年6月1日更名為國防醫學院。此院由協和醫學院時任軍醫署署長的林可勝將軍擔任院長，張建將軍及盧致德將軍任副院長，下設有醫學系，牙醫學系、藥學系、護理學系等14個系。

上海校區很大，又分為數個大小不等的院區，教室原是日軍佔領時的重要軍醫院。抗戰勝利，日軍遣返，國防醫學院便在全國各省招收員生，以擴充醫、藥、牙、護等技術以及各種教學研究處所。

這年的暑假，他決定回到闊別十多年的家鄉，那時離家已整整十年，很想知道家鄉的父母生活得怎樣？家鄉的親人們生活得好不好？雖然偶爾有信件的聯繫，但不能緩解他對家鄉與親人們日益復一日的懷念，於是懷著思鄉的心，坐上上海開往家鄉的輪船，由上海搭輪船出黃埔江，再經崇明島出長江口，再至東海。

回家的路線要經過天津，再到北平，有他思念的女孩－錫英。利用回家的時間造訪北平無量大人胡同，見到朝思暮想的錫英，相隔許久再次見面，發現對方似乎成熟很多，比起在安順初次見面的情景更親切，青澀和稚氣已讓顛沛流離的戰亂鍛鍊得更成熟。錫英在南長街北平女中讀高中，上學要經過東長安大街及西皇城的東華門及西華門，焦文魁陪著她走在北平寬廣的大街上，記住這些街道的名字，熟悉這些街道的走向。很多年後這些熟悉親切的地名在腦海中，仍然散發著深情的光澤，至今聊起來仍是歷歷在目。

經過在機場長時間排隊等候，終於買到飛往石家莊的機票，帶著思念飛回夢想中的家園。[焦文魁]帶回家鄉最大的禮物，便是復員時途經長沙買的一面紅色湘繡被面，是送給祖母的。作為家裡德高望重最老的長輩，祖母在家中慈祥和靄，家人對她的尊重無人能比，更是兒孫們最景仰的長輩。年邁的祖母捧著鮮豔的湘繡，高興得合不攏嘴，老人家笑哈哈地指著焦文魁說：「我說這孩子屬雞，又是天亮時出生的，是個辛苦的勞碌命啊！可當真是應驗了呢。」全家人歡聚一堂，氣氛非常熱烈，爹娘、叔嬸、哥嫂及弟妹等一一過來見這久未謀面的親人，一大家人幸福地歡聚，親情像潮水一樣鋪天蓋地把他包圍。

在家鄉人的眼裡，他被描繪成身經百戰的抗日英雄，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二爺一家，還有三爺一家都到齊，父親更是為此待在家裏，暫時也不去平山工作。他的叔叔在石家莊橋東煤市街開設一間蠟燭廠，於平漢車站大圓環處已預購一個鋪面，希望他國防醫學院畢業後，能在那裏開一間診所。十年滄海桑田，經過日本佔領的石家莊已改稱為石門市，包括石家莊及休門鎮，以石家莊車站為中心，周邊有強大的防禦工事。日本人挖了一層濠溝保護，溝深二丈五尺，寬二丈五尺，非常的有氣魄。挖出來的土，在溝外築成了一道高土牆的防線，八家莊是在第二道圍牆之外，第三道周邊之內，可見那時石門市已是河北省中部大平原上的重要地段，外環防線之內還建了環市公路及環市鐵路。焦文魁看三道防守大圍，內心百感交集，家鄉已不是離家時的模樣，曾經見過的良田都已不在，不禁感到一絲惋惜。

在家鄉待了一個暑假，他又匆匆趕往上海的學校，此時國共兩黨的矛盾日益擴大，上海的生活指數更因內戰而日益飆升。戰後的失序，對政府的不滿，導致各地學生運動也風起雲湧。當時焦文魁在上海江灣區，星期天要去上海玩，要先到五角場，再到四川路底，搭電車到南京路，再去四大公司窮逛。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喜歡去蘭心戲院看表演，晚上有時也去黃金戲院看梅蘭芳的京劇。這些穿灰色棉衣的軍事院校窮學生，捨不得買票，都得先在戲院門口等候。有票的客人先進場完，還有剩下的空位，才會讓他們免費進場。散場時間很晚，已無免費電車可搭，於是大家集資擠一輛祥生出租車回江灣。

上海消費水準高，物價不斷飛漲，作為清貧的窮學生，他和同學在街上連一碗陽春麵的費用都要節省，常常是半夜回到學校後，吃一些同學們留下來的冷飯，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卻也樂此不疲。放假時，班上大多數人回家探親或遠遊，這時大多由俞瑞璋、[4]馮文江兩位同學接辦班上的伙食。俞瑞璋是留校念書，馮文江是浦東人也不回家，一方面可多唸點書，一方面回家吃飯會消費家裡的糧食，精打細算，畢竟當時的浦東非常窮苦。

臨近畢業，焦文魁已經在上海接受臨床後期教學，值得一提的是在重慶幹訓團時的孔慶德教授，教導臨床Ｘ光學，他的夫人許月娥女士（湘雅醫院）教小兒科，沒想到在重慶時期的「小焦」，竟然坐在教室裡傾聽他們授課，成為他們的學生，鄭寶琦大夫則教腹部外科，這些老師對教學十分負責。此外，學校還經常組織他們到上海總醫院病房，實地見習。

國共內戰局勢急轉

1948年暑假後，校方為加強臨床病患病學，要求學員多和各類傷患實地接觸。這年底因為物價飛漲，社會上人心不穩定的現象蔓延到學校中，因此學校決定讓即將畢業的學員，提前進入實習階段。焦文魁和班上的同學被分配到全國各大總醫院實習，最先被抽到瀋陽總醫院，後與同學交換到徐州總醫院，最後和同學交換到青島的浮山所，青島第八總醫院實習。

青島總醫院為日本侵華時的建築，是青島當時規模最大且醫療設備最為完善的醫院，面臨渤海，並有優良的海水浴場，後面是山，背山面海，紅瓦為頂，乳白色的牆壁，數棟建築鱗次櫛比，氣勢磅礴。每棟房子均有長橫寬廣的木質地板長廊，互相映接所有相關病房科室的治療設施。

在外科實習期間，曾參與和主任、主治醫師共同為一個腦部嚴重受傷的士兵開的大型手術。青島新聞曾經報導此事，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基本上沒有能做此種大型手術的醫院。院裡還經常請青島大學的醫師教授，定期來院作學術指導，他非常珍惜這些機會，每次會議從不缺席，認真作好筆記。醫院裏他再次看到戰爭給士兵們帶來的惡果，外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戰場下來的輕重傷患。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與源源不絕的大小手術打交道，有時一天下來，做的手術連自己都記不清楚，開顱術、截肢術等一些大型的手術往往一做下來就是十多小時。

醫院的設備在當時非常簡陋。北方天氣寒冷，醫院裡沒有暖氣，日據時期室內走廊暖氣設備因經費不足已停用，面對大量繁瑣的工作，每天很少能在午夜十二點以前成眠，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等到拖著疲憊的步子回到宿舍時，已是凌晨時分。鑽進冰冷被窩裡，感覺剛剛睡暖和，東方已露出魚肚白，接著天色便大亮，迷糊下就趕緊起床，又開始緊張地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當中。

艱苦的衛生醫療條件下，一些輕傷變成了重傷，重傷的戰士，焦文魁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在掙扎中撒手而去卻無能為力。每天都有大量傷病員在痛苦中掙扎，每天都有傷病員在掙扎中去逝，看著受難的同胞，他心如刀絞，每天填寫病歷交接班的時候，內心總是很沉重。曾經在他面前的年輕生命，因救治無效，都有被新名字代替，內心的無奈與傷痛溢於言表，尤其在跟隨指導醫師查房，報告他們的病情進展時，內心都異常沉重。

注解

[1] 張建（1901－1996年），陸軍軍醫學校醫科　15期畢業，1934年獲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及哲學博士，回國任廣東軍醫學校校長，1937年任中央軍醫學校教育長及軍醫署署長，1946年任國防醫學院副院長，1949年遷至臺灣。因於日記中表示對當局不滿，1951年遭調查局軟禁，一年半後獲釋，對官場失望，便於新竹市開業行醫。1985年移居美國，1996年逝世。

[2]1937年南京陸軍軍醫學校南遷廣州，與1934年張建創立的廣東軍醫學校合併，是兩廣學員多的另一原因。

[3] 張岩（1900－1976年），是我國解剖學界德高望重的學者，曾在北平大學醫學院、瀋陽醫學院、湖北軍醫科大學和河北醫學院等任教。

[4] 1960年2月9日，俞瑞璋成為台灣第一位使用人工心肺機進行心臟手術的醫師。

〈📖圖雲關之後：戰雲籠罩下學作醫生〉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本文摘自何邦立，〈滇緬公路與南僑機工〉，收於何邦立編著，《林可勝追思論文錄》（台北：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出版，2020），頁421─431。該文亦曾發表於《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3 期，台北，2018 年 12 月，頁115-124 。

文／何邦立撰寫，蘇香霖編輯
圖／蘇香霖翻拍自《林可勝追思論文錄》

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激起中華兒女誓死保衛家邦之聖戰，「南僑機工」就是千萬回國的抗戰華僑團體之一。1938 年 10 月，武漢淪陷，國府已內遷重慶，準備長期抗戰；此時，中國東南的海陸交通均被日軍截斷，新開闢的滇緬公路成為運輸國際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時需大量技術嫺熟的汽車司機和修理工，1938 年底，國府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致電「南洋華僑籌賬祖國難民總會」陳嘉庚總主席，請他代募華僑機工回國，以解燃眉之急。

半年間，3,200 位機工，分 9 梯次勇赴國難。從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5 月，南僑機工與國內的機工並肩戰鬥，搶運援華軍用物資 45 萬噸，運送 10 萬餘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南僑機工對祖國抗日戰爭的卓越貢獻、影響深遠，而犧牲也是慘重的。截至 1945 年秋抗戰勝利，3,200 名南僑機工有 1,000 多名為國捐軀，還有 1,000 多名復員返回南洋，另有 1,000 多名留在國內，繼續為建設新中國而服務。南僑機工，這一抗戰史上的偉大群體，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爆發了中日間的戰爭，7 月 29、30 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8 月 25 日，日本軍部發出「封鎖全部海岸線」的宣言，此時中國沿海港口已經損失大半。1938 年 1 月起，青島、崇明島、廈門、連雲港再相繼失陷。日本又乘國軍向華中地區集結，準備武漢會戰之際，為了切斷中國從香港—廣州—武漢這條補給線，日軍將矛頭對向了廣州。

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軍突然發動廣州登陸戰，我軍輕敵、不到兩週廣州淪陷，港九鐵路及粵漢鐵路隨之中斷，高達 2 萬噸的軍需物質堆積在香港碼頭無法內運。4 個月後，海口失守。至此，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都落入日軍的控制中，當時，抗日已經進入相持階段。若想堅持長期焦土抗戰，除了要依靠軍隊英勇作戰外，及時補充物資和武器更為重要。廣州淪陷前，經粵漢鐵路運送的部隊達 200 萬人，軍用品 54 萬多噸。日軍佔領廣州後，開闢陸路國際運輸通道是唯一出路。

國民政府的陸上運輸通道原本有三條。西北方向，經蘭州至新疆迪化進入蘇聯；西南方向，經廣西南寧到法屬印度支那（越南海防），或經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南下仰光。西北線由於路途太遠，始終沒有發揮作用。英美等國全部依靠西南運輸線向中國輸送戰略物資。為此國民政府特意於 1937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由廣州市長曾養甫兼主任，對外以西南運輸公司（又名興運公司），負責軍需物資內運。初期以海防轉鎮南關至桂林與衡陽為主，並成立汽車特別大隊負責運輸。過去經香港運轉的物資則經港九鐵路，途經廣州內運。此時重慶中央政府不得不考慮打通滇緬間的交通，將香港囤積的物資，轉由緬甸仰光登岸，經火車運至臘戍集中，隨後經公路轉送雲南昆明、四川重慶。

滇緬公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道

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很快就占領了中國華北、華東、華南地區，僅剩以香港和越南海防等第三國港口轉運之通路，其餘直屬國民政府的港口大都落入了日軍的手中。為避免剩餘的兩條轉口線被封閉，中國該保有一條後方的國際通道。1937 年 8 月，雲南省主席龍雲向蔣委員長提出「修改滇緬公路的計劃」，建議各修一條通往印度洋的鐵路和公路。10 月，國府官員與雲南省政府協商，確定滇緬公路由昆明經下關、保山、龍陵、芒市、畹町出境，在緬甸的臘戍與該國的臘仰鐵路接通。11 月，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下達命令立即修築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穿越點蒼山、怒山、高黎貢山三座大山，跨過怒江、瀾滄江、漾濞江三條大河，山高水急，坡陡路彎，修建難度之大前所未有。1938 年 1 月，滇緬公路總工程處成立，公路的測量工作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展，總工程處對因戰禍遷往昆明的一些失業知識青年進行速成培訓，他們後來成了滇緬公路的技術骨幹。臨近 1938 年春節，龍雲省主席徵集公路沿線的雲南彝、白、傣、苗、漢等十個民族的 20 萬民工到工地。這些勞工大部分是老人、小孩和婦女。由於當時機械缺乏，肩挑手扛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短短 8 個月時間內，從昆明 到臘戍 1450 公里的滇緬公路修建完成。當時美國羅斯福總統還將信將疑中國有此能耐，英國《泰晤士報》連續三天報導了滇緬公路修通的情況，並稱：只有中國人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做到。

滇緬公路雖然通車了卻非常簡陋，路面基本上是用碎石鋪就，經常塌方。當時滇緬公路管理局局長譚伯英在其回憶錄《血路》一書中寫道：滇緬路根本算不上是一條公路，充其量只能算馬路，它面對四道鬼門關，甚至於連騾馬也不願意走。

滇緬公路的四道鬼門關

一是險路險情關：滇緬公路蜿蜒在橫斷山脈縱谷區，海拔 500 至 3000 多公尺，沿途多懸崖、峭壁、陡坡、急彎、險谷、深流，令人驚心動魄，滿載軍火物資的卡車隊行駛在如此險峻的路上，稍一不慎，便車毀人亡。僅 1939 年 4 月至 11 月間，因車輛故障、山路崎嶇、雨天路滑發生的翻車事故就高達 24 起。滇緬路沿途坡陡彎急，驚心動魄，為了避免翻車，機工們想了許多辦法。如上下陡坡又遇到急轉彎的窄路，他們就在急轉彎的地方鋪一塊木板，前輪開過之後，後面靠外的輪子正好可以從木板上軋過，這樣就可以避免後輪懸空而翻入山谷了。

二是雨水泥濘關：由於滇緬公路系趕工建成，惠通橋兩岸崇山峻嶺，盤旋曲折，令人望而生畏，狹窄難行，道路彎多陡峭。雨季行車，滿路泥濘，寸步難行；或路基鬆軟，坑坑凹凹，路滑難行，隨時有翻車的危險。有些路段狹窄，一雨成冬。滇緬路頻繁塌方，給汽車行駛運輸帶來巨大的困難。

三是瘴瘧疫疾關：滇西至緬北一帶，是世界上有名的「煙瘴之地」，蚊蟲猖獗，瘴瘧流行，一旦被染，性命難保。雲南山區自古就流行著一句俗語：「要過瘴瘧壩，先把老婆嫁」。在當時缺醫少藥的情況下，感染了瘧疾幾乎是九死一生。瘧疾由瘧蚊感染，俗稱打擺子，發冷時即便蓋上重被、裹著毛毯也無濟於事。幸虧印尼籌賑會送來的「金雞納霜」才轉危為安。僅 1940 年在臘戍醫院就醫的南僑機工就達百人以上。南僑總會特派員劉牡丹在報告中寫道：機工、司機患惡性瘧疾者比比皆是，在服務處之華僑機工皆現面色清瘦，鳩形鵠臉，身體健康損失的過半數。

四是日機轟炸關：從 1940 年 10 月起，半年間日軍共出動飛機 400多架次，對滇緬公路狂轟濫炸。南僑機工們處在戰火的最前沿。白天遇到敵機轟炸，機工們利用地形將貨車隱藏起來，夜裡再關著燈摸黑行駛。勇敢堅強的南僑機工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們櫛風沐雨，篳路藍縷，披星戴月，砥礪前行，被稱為「粉碎敵人封鎖戰略的急先鋒」。正是因為有南僑機工這樣的英雄群體英勇犧牲、頑強拼搏的壯舉，才保證了這條抗戰「生命線」的暢通。

橋斷路斷

1940年6月下旬，法國戰敗投降越南淪陷，維希政府與日本簽署協定，封閉了滇越鐵路， 同年 6 月 20 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向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正式提出關閉滇緬公路的通牒。6 月 25 日克萊琪致電英國外交部主張對日妥協。日軍在深圳備戰演習，港英防務壓力吃緊。 7 月 7 日，日本政府下達最後通牒，限期十天內達成協議。7 月 10 日，英國邱吉爾戰時內閣正式做出決定關閉滇緬公路。1940 年 7 月 17 日在美國國務卿赫爾默許下，英國與日本簽訂了《英日封閉滇緬公路協定》及秘密備忘錄，滇緬公路在換約後封閉 3 個月。至此中國對外 運輸通道僅剩下大西北到蘇聯的公路。

1940 年 8 月 1 日，日本發表大東亞共榮圈構想，9 月初，日本與法國維希政府達成協議，日軍進駐印度支那北部與滇越、桂越國界。9 月 27 日日本在柏林簽訂《三國同盟條約》，德、義、日正式變成軸心國。此時，英國認定日本有改變亞洲勢力的意圖，10 月 14 日英國政府政策調整，在 1940 年 10 月18 日滇緬公路又重新開放。

1941 年 1 月，日軍炸斷了滇緬公路上交通要衝的功果橋。當時從保山載運物資返回下關的王亞六，目睹了該鐵索橋和吊板被炸成兩截，橋兩邊好幾百輛車子無法通行，堵得水泄不通。為了盡快搶通功果橋，機工們出謀劃策根據浮力原理，將幾百隻空汽油桶用鐵鏈連結起來鋪上木板。一座長達 300 公尺的臨時浮橋做成。功果橋被炸斷 10 個小時後，堵在橋兩岸的大貨車通過浮橋安然駛過。打破了東京電台洋洋得意的宣傳：滇緬路已斷，三個月內通車無望。

1941 年 4 月 15 日，中美達成一項秘密協議，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行政命令，允許美國預備役軍人和陸軍航空隊前往中國參加戰鬥，並同意中國利用美國「租借法案」貨款購買美國戰鬥機；7 月 10 日，第一批美國戰鬥機駕駛員從舊金山啟程前往中國昆明參戰，8 月 1 日陳納德在昆明設立美國志願航空隊總部，所謂的飛虎隊，保護滇緬公路運輸不受日軍空襲。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 月 23 日，在重慶簽署《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中英在滇緬（時為英屬地）共同抗擊日本。為了保衛中國西南大後方，組建了中國遠征軍，這是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出國作戰，中緬印大戰歷時 3 年零 3 月，中國投入兵力總計 40 萬人，傷亡接近 20 萬人，立下了赫赫戰功。

1942 年初，日軍第 5 飛行師團出動 54 架轟炸機，轟炸滇緬公路沿線重鎮保山，一個月內造成 5 萬餘人死亡。

滇緬公路在通車初期每月輸入中國物資 4,000 噸，隨著運輸管理改善、採購新車及中途站點逐漸完備，運能也迅速提升。西南運輸處配備了3,300 輛運輸貨車，分為 21 個大隊，每個大隊約有 180-200 輛貨車，車輛駕駛除了自訓外，主要來自東南亞招募的海外華人駕駛與保修人員，組成兩個華僑大隊。至 1941 年底，滇緬公路計有 7,580 輛車運作；全年運能紀錄，1939 年運貨噸位為 27,980 噸、1940 年 61,934 噸、1941 年 132,193 噸，每年翻倍。單月運能最大紀錄是在 1941 年 11 月，自緬甸運入 1.75 萬噸物資。

滇緬公路：有路無車

1938 年 10月國民政府成立直屬交通部之滇緬公路管理局負責公路營運，運輸業務則是由「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西南運輸處）承攬，該機構在 1941 年改組為中緬運輸總局。

西南運輸處成立後，面對最大的難題是既缺車又缺人。據統計，1936 年中國貨車數量最多的是廣州，也只有 800 多輛，其他省份更是少得可憐。車少，會開車的司機更少。即便馬上著手培訓，至少要半年時間，才能在路況極差的滇緬公路上駕駛大貨車。1938 年底，滯留在中緬邊境遮放、芒市等地的貨物已逾6000 噸。為了解決缺乏司機和汽車修護人員的問題，時西南運輸處總經理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去電陳嘉庚，請他在南洋招募有經驗的華僑，回國參加搶運作戰物資的工作。

如今，中國境內的滇緬公路段稱為昆畹公路，是雲南境內重要的國道幹線，並全線高速化。至於昆明至龍陵段，屬於 G56 杭瑞高速公路的部分。

「南僑機工」是什麼背景？

1937 年日本侵華，戰火由華北迅速向南蔓延，威脅到到華中長江流域。南洋華僑率先響應共赴國難，8 月 11 日陳嘉庚等僑界領袖集會商議對策，兩天後，813 淞滬戰起，於是在 8 月 15 日，118 個華僑團體，千餘會員籌建大會，公推陳嘉庚為主席，組織華僑義捐籌賑組織。雙十節當天在吉隆坡舉行聯合大會，成立馬來亞各區華僑籌賑祖國難民會，由陳嘉庚擔任聯絡主任，該會後稱「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

至於「南僑機工」的全稱是「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是抗日戰爭時期從南洋各地回國支援抗戰的華僑汽車司機和修理技術人員的通稱。1938 年 10 月，新開闢的滇緬公路成為運輸國際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當時國內急需大量技術嫺熟的汽車司機和修理工，為了保證這條交通大動脈暢通無阻，1938 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致電「南洋華僑籌賬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請求代為招募華僑機工回國以解燃眉之急，薪津由南僑總會負責外，政府供給服裝、膳宿、及醫療。

1938 年 10 月 11 日，在新加坡華僑中學召開南洋各屬華僑籌賬祖國難民會代表大會，157 代表出席，會中討論出資招募海外技術人才回國服務，參加抗戰救國。1939 年 2 月 7 日，向全體南洋華僑發布通告，招募年齡在 20-40 歲間，有駕駛證照，汽車修護或駕駛人才，薪津每月國幣 30 元，服務地點在雲南昆明與廣西龍州，旅費由各地籌賑會發給。號召年輕的華僑機工回國服務，拯救生死存亡的中華民族。通告發布後，僅短短半年，南洋各地應徵機工響應熱烈，回國抗擊日寇保家衛國。

1939 年 2 月 18 日下午 3 點，第一批南僑機工服務團 80 人從新加坡乘船出發，返回祖國。臨行那天，新加坡碼頭上人山人海，街道上橫幅招展。送行的人們將帽子擲向空中，場面熱鬧非凡。據統計，1939 年 2 月至 10 月間，共有 3192 名南僑機工分 9 批回到祖國，奔赴抗戰前線。其中九成，經由法屬印度支那返國，約一成，經由英數緬甸入境。

機工的故事

回國的南僑機工先被送入昆明市郊潘家灣，原昆明師範的西南運輸處運輸人員訓練所，接受 1 至 4 個月的軍訓，培訓內容包括政治與技術兩大類、軍事學、軍訓、駕駛、發動機結構、維修、山地駕駛實習。機工剃了光頭、換上軍服、戰地生活條件食宿均差，卻也難為了這些愛國的華僑青年。他們自幼生長在南洋，多數家境優渥，習慣了自由的生活。甫一進入訓練所軍事化管理的模式，讓他們很難適應。南僑機工雖然都是駕駛技術精湛，但是雲南是山地地形，剛修通的滇緬公路，路況奇差，山地行車訓練是非常必要、受歡迎的。

南僑機工這支抗日戰線的「特種兵」，是受過軍訓、穿軍裝而無軍銜、佩戴著南僑機工回國服務榮譽紀念章的運輸兵，他們懷著海外兒女對祖國的熱愛和誓死保衛的赤子之情，帶著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和華僑父老的叮囑，駕駛著南洋華僑和世界各同盟國捐贈的汽車，滿載著世界各國的援華物資和軍火，義無反顧、衝鋒陷陣開赴祖國最需要的抗日戰場，無論隸屬於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盟軍，他們都任勞任怨、無怨無悔地聽從祖國召喚，是海外兒女與祖國母親血脈相連的情意。

陳嘉庚先生在《南僑回憶錄》一書中寫道：有一修理機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幣 200餘元，自甘犧牲，並招同伴十餘人，帶其全付機器前往。為了回國抗日，他們有的捨棄優厚的待遇，有的惜別新婚的妻子，有的虛報年齡，有的女扮男裝。他們當中，無論普通司機、修理工，還是富家子弟、工程師、大學生，均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己任，勇赴國難。3,200 名南僑機工，這樣一批又一批懷著保家衛國之志，前仆後繼默默地戰鬥在滇緬公路上。

在南僑機工群體中，瞞著家人不辭而別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令人驚訝的是有四名女生（陳僑珍、白雪嬌、吳秀芬、李月美）女扮男裝參加南僑機工的隊伍中。

南僑機工李月美出生於馬來亞華僑家庭，自幼接受當地華僑學校教育，對祖國懷有熱愛和嚮往之情。在愛國僑領陳嘉庚抗日救國精神的感召下，她瞞著父母女扮男裝報名回國，其弟李錦榮亦是南僑機工，姊弟愛國不後人。1939 年在昆明受軍訓後，李月美被分配到貴陽的「紅十字會」當駕駛，在戰場上搶救傷員，軍運線上搶運醫藥、武器，她吃苦耐勞，機智勇敢，誰都沒有發現她是女紅妝。直到 1940 年她翻車受傷住院時才被發現，現代花木蘭李月美的事跡在報紙和華僑華人間流傳，廖仲愷夫人何香凝曾以四個大字「巾幗英雄」的錦旗贈送李月美作為紀念（惜在文革抄家中丟失）。康復後的李月美接受訓練成為白衣天使，護理為國負傷的抗日將士。直到 1945 年抗戰勝利。

上路

經過兩三個月不太和諧的訓練，南僑機工終於要上路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條無比艱險的道路―滇緬公路。東起雲南昆明，西經畹町，直通緬甸境內的臘戌公路線，全長 1,146 公里。南僑機工被分為 17 個大隊，他們駕駛著 3,000 多輛大卡車，日夜兼程地行駛在這條連騾馬也不願意走的路上。車隊裝上貨物從緬甸臘戍出發，開往終點雲南昆明，全程共有七個休息站，一般要走 6 天以上。司機們白天開車，晚上為了車上物資安全起見，多在駕駛座裡睡覺。由於他們大多開的是道奇汽車，所以許多機工幽默地稱之為「道奇旅館」。

南僑機工開的車輛，可分舊款的柴油引擎車，與新款道奇的汽油引擎車，其中半數為三噸的雪佛蘭，三噸的福特車維修率最高，十輪 GMC 大卡車、3.5 噸的道奇、4.5 噸的大國際。他們最怕的是公路中斷，車隊根本無法掉頭。由於飲水糧食不足，又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只能部份人出外翻山覓食，部份人看守車輛，以免貨物被搶奪。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5 月，南僑機工與國內的機工並肩戰鬥，搶運國際援華軍用物資 45 萬噸，運送 10 萬餘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還在西南運輸線上，搶修了上千輛軍民用車輛，使之重新投入戰鬥。南僑機工對祖國抗日戰爭的貢獻是卓著的、影響是深遠的，而犧牲也是巨大的。截至 1945 年抗戰勝利，3,200 名南僑機工有 1,000 多名為國捐軀，還有 1,000 多名復員返回南洋，另有 1,000 多名留在國內，繼續為建設新中國服務。

後記

這是一條穿過了中國最堅硬的岩石山區，跨越了中國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運輸幹道，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是一條不折不扣的輸血管與生命線。是由滇緬公路、駝峰航線、及中印公路組成的運輸大通道，支撐著中國抗日戰場全部戰備物資以及大後方的經濟供應。

1938年8月，這條20萬雲南民工，用了9個月的時間，用雙手挖出來的滇緬公路通車了，大大激勵了這個首都被日本人屠城的大後方的民眾，堅定了整個民族頑強抗爭到底的決心。美國羅斯福總統感慨道：「這一條公路這麼短時間就修通了，真是一個奇跡，中國人這種精神，這個國家還會亡國嗎？」

本文為紀念林可勝 (1897-1969) 先生逝世五十週年而作。

致謝 : 感謝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何之行老師協助。

參考文獻

1. 《新華日報》南僑機工的報導 1941 年 1 月 27 日
2. 趙宏偉，〈陳嘉庚與南僑機工服務團〉， 陳嘉庚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華僑出版社，2016
3. 陳嘉庚 〈南僑回憶錄〉， 1946
4. 陳共存 〈陳嘉庚新傳〉， 2005
5. 譚伯英 〈血路〉， 2002
6. 譚伯英 〈滇緬公路紀實〉 ，1946

〈📖滇緬公路與南僑機工〉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本文摘自〈新運第六醫療隊工作報告〉，收於何邦立編著，《林可勝追思論文錄》（台北：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出，2020），頁414─420。原報告刊於劉磊、貴陽檔案館編，《戰地紅十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編按

抗戰期間，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醫護人員在極為惡劣的情況下搶救傷患；但「極為惡劣」究竟有多惡劣？「搶」救工作有多急迫？

以下是摘自〈新運第六醫療隊〉一份沒有署名[1]的工作報告。新運六隊是紅十字會最早趕赴滇緬戰場的醫療隊。根據一位隊員家屬的記載（見註1），六隊的隊員和戴安瀾的200師一起見證了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中「最重要、也是最血腥」的同古保衛戰。

這份工作報告以最簡樸的文字告訴我們，「極為惡劣」可以有多惡劣；「搶」救傷患可以有多急迫。（汪琪）

文／不詳，[2]蘇香霖編輯
圖／蘇香霖翻拍自《林可勝追思論文錄》

我國遠征軍入緬抗敵，本隊應救護醫療之需要，3 月初，梅隊長[3]隨從總幹事黃主任、委員潘晉謁委座夫人，恭陳本隊隨軍入緬，荷蒙俯允所請，於是本隊自 3 月 8 日起陸續出發，至 5 月 9 日返抵雲南驛空軍醫院原住所，前後兩閱月，茲將工作報告於下：

（一）入緬

3 月 8 日，梅隊長偕同第 5 軍軍醫處曾處長濟仁乘中國紅十字總會潘秘書長撥給本隊之救護車，由昆明起程，原擬赴緬先事接治，經雲南驛，派王、胡 2 護土乘本隊原有救護車一同出發，抵保山。聞我軍在緬已與敵人接觸，乃一面電駐雲南驛人員向前推進，一面兼程入緬。緬境風光明媚，綠樹叢中，白塔紅廟，僧侶黃衣褐帶，土人每衫長裙，饒有南國風趣。滇緬路上，我國健兒面帶笑容，口唱軍歌，雄赳赳直上前線，在緬僑胞，夾道歡呼。本隊救護車 2 輛隨軍前進，亦覺有光榮，路過臘戌（Lashio），車多人雜，頗有戰時狀態。經眉描（Maymyo）訪英國駐緬少將軍醫處長 Thompson，由其供給藥品敷料。3 月 21 日抵瓢背（Pyawbwe），謁杜軍長聿明，承其委梅隊長為上校醫藥顧間，並派本隊在軍部野戰醫院協同工作。

奔赴前線

第 2 批人員攜帶 X 光機器，於 3 月 24 日由雲南驛乘中緬運輸總局所派卡車前進，至畹町，值大火，又經交涉才得轉車赴臘戍及抵臘戍。司機堅欲返畹 , 嚴催卸物，可是諸多器物何處可卸，正在躊躇之際，適警報大作，人員、車輛疏散郊外 , 巧遇公誼救護隊（Friend’s Ambulance Unit ）人員，問訊之後承其派車代為轉運，車經知模（Hsipaw），誤碰樹枝，隊員 2 人頭破血流，縫合後仍前進，4 月 4 日抵瓢背。

東瓜（Taungoo）前線已有接觸，本隊急於需用多數人員及全部醫藥器材 , 梅隊長實有立時返滇領運之必要，同時公誼救護隊 F. A. U 及 Dr. Seagiaye 所領之遊行醫療隊俱已到達前方。本隊第 2 批人員其時尚未入緬，梅隊長乃留護士在瓢背工作，即隨美上校醫官 Williams 同赴曼德勒（瓦城）（Mandalay）轉臘戍謁施副主任，飛昆明謁潘主任委員，商承擴大新運醫療隊在緬工作。

（二）在瓢背（Pyawbwe）

救護 — 瓢背在東瓜、瓦城之間，衛生列車載來榮譽軍人，本隊救護車轉運至軍部野戰醫院，傷胞經過相當醫治，傷勢已見痊息，遂轉後方療養，復由救護車運其至火車站，如此送往迎來，為本隊經常工作，女護士亦常親為擔架。

野戰醫院褚院長受傷，車送曼得勒醫治，適值敵機轟炸，車被擊傷達 60 處，紅十字標記上亦被機槍射有彈孔，經 1 星期之修理，才得恢復行馳。

在平蠻（Pyimana）離火線 5 英里處濃樹成蔭，傷胞由擔架運此休息 , 形成露天收容所。本隊救護車前往接運，傷胞見女護士深入前線，莫不投以驚異眼光，及至運上救護車，紛紛以戰利品相饋送。往返 200 英里，絕早而去，夜半而歸，終日賓士，汗流浹背，途中以歌詠自娛，兼以慰勞傷胞。有次衛生列車被第 5 縱隊暗算，在他希（Thazi）出軌，傷胞傷上加傷，本隊護士隨曾處長前往急救，在當地包紮多人。

完整之瓢背鎮市，在敵機轟炸下，變成一座火窟，幸緬人事前疏散，本隊尋遍全鎮，只見 2 人受傷，即施急救。當本隊救護車穿行於火窟中，引起英當局之重視，彼謂：「在戰局緊張中，帶領女護士遠赴前線，而且救及當地民眾，貴隊具如此精神，此處公立醫院足堪付託請即接收。」本隊接收該院後，即將在院病人移治于野戰醫院，其中有印度人、有緬甸各種人、有在東瓜負傷者，更有在仰光負傷者。此外，本隊對於並肩作戰英美盟軍，亦曾有所救治。

警報聲中照常工作

醫療 — 離瓢背約 1 英里，軍部野戰醫院在焉，收容量經常300 人，其中半係重傷。本隊到時，行裝甫卸，即行醫療，警報聲中 , 護士仍照常工作，傷胞勸其暫避，同聲道：「小姐們，你們應留有用之身，為今後無數負傷者服務。何必作無謂犧牲。」護士答道：「同志們，你們創傷早得一分鐘治療，即國家早增一分鐘抗戰力量，警報整日有，整日躲警報，其如工作何。」有時機臨上空，傷胞且作安慰道：「小姐們，不要怕，萬一敵機投彈，我們所臥之病床下亦可一避。」其實小姐們並不怕，更不躲，傷胞作此語，完全出於其感激。及至瓢背鎮市被炸，傷胞不能安居院中，乃改為黎明換藥。

日出時，將 X 光機及重要器材隨同傷胞運至鄉村疏散，傍晚歸來，工作開始。手術室中，汽燈燦爛，X 光室外，發動機軋軋，傷胞躺於擔架上，列成一字長蛇陣，按次候行手術。梅隊長雖一目腫痛，仍力工作，每晚施行手術計 4 人至 8 人，X 光透視均在 10 次以上，全隊人員常至通宵不眠。

第 164 兵站醫院距曼德勒不遠，本隊曾派護士 3 人前往換藥，傷胞創口俱已化膿，蒼蠅麋集，驅之不散，創中有蛆者，達 90%。清除傷口，尤為當務之急，工作數日，頗能減輕傷胞痛苦，待紅會醫療隊至該院後，乃由其繼續工作。

日軍當中有被迫作戰華人

查傷胞創情，肉搏傷占三分之一，餘多為炸彈傷及炮片傷。東瓜前線，  敵眾我寡，敵人火力旺盛，飛機大炮輪互轟炸，我軍頗有傷損，但白日所失陣地，常於黑夜肉搏戰中恢復之。惟事最堪痛心，傷胞中有，一機槍射手謂彼在陣中，聞敵方有人作中國語者，乃於戰壕中互相問訊，知敵軍中夾有東北偽軍甚多、偽軍被迫作戰，擔任前線衝鋒，陣後列有機槍，退者即遭掃射，逃脫更所不能，雙方接火，無論認勝認負，死者多係華人，敵人以華制華，計誠狠毒。但偽軍這樣喊：「同軍中亦有深明大義者，腦中印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交綏時，常這樣喊：同胞們，我們槍口朝天打。」敵人毒計至此亦為之失效。

（三）轉移知模（Hsipaw）

英軍撤退，我軍右翼受威脅，4 月 20 日本隊奉命隨野戰醫院轉移知模，乃連夜將傷胞 329 人先行運上火車，直至瓢背醫院中空無一人，本隊乃最後就道，第 2 天清晨，敵機到此掃射，得以無人受傷。

曾作緬京之曼德勒，本甚繁榮，自經敵機大轟炸後，景象十分淒涼。昔日燈紅酒綠，都付與斷井頹唌，屍首露陳、奇臭刺鼻、野狗哀嚎，益助心酸。入晚緬奸放火，尤為可惡，「瓦城」、「瓦城」，名副其實矣。全城無處可得飲食，忍餓再行。途遇兵站醫院，看護兵運糧回院，其中一兵年 14 歲。在湖南自動參加入緬長征，身佩長刀，問作何用，彼謂：「緬奸懷刀殺人，曾有 3 華人被殺，故我帶刀自衛」，緬奸無知，麻醉於敵偽宣傳為虎作倀，可恨亦復可憐。

4 月 21 日，本隊抵知模，聞衛生列車在他希被炸，野戰醫院損失頗重，傷胞一傷再傷，前進因之遲緩。本隊先至，即為傷胞預備住所，與英當局 Bazott 交涉，彼謂：「知模城中，不能收容中國傷兵，城外跑馬廳正擬新造房屋，可往居住」，梅隊長親往觀看，見係一片原野，即嚴正說道：「我國將士在前方抗戰，保衛後方安全，如今負傷歸來，何得任其風餐露宿，跑馬廳一片原野，無從駐足 , 其實城中之皇官、學校、戲院均皆空無人居，在新屋未造成以前，為何不看撥給傷兵居住」，英人無可再推卸，只于連夜將難民先遷入皇宮而已。

知模華僑聞傷胞將至，群集火車站，簞食壺漿，熱烈歡迎，傷胞得此慰勞，亦多忘其自身痛楚。僑胞中有憶及當日我軍出國時之雄姿，如今歸來，肢斷膚裂先為之黯然神傷，繼為之志切報復。

以英軍棄置物資應急

傷胞到後，重者隨本隊住於學校及公立醫院，輕者隨第 180 後方醫院住於戲院，惟給養成為當前最困難而且急需解決之問題。駐知模雖有軍事醫院，遙住國外，對此問題均皆束手無策，適英軍撤退，兵站倉庫中儲有糧食極多，緬人看守，預備焚燒，梅隊長即往商洽，運出罐頭牛奶、鹽、米等物、足供傷胞 1 月食用。此時，醫療隊長事實上已成為傷胞給養處，兼任副官、交涉員、招待員、管理員，更係救護車之司機，繁忙情況誠非筆墨所能形容。

迨第 x 師師部駐知模，負責有人，本隊乃將全數傷胞交由第 180 後方醫院接管，手續辦清，準備再赴梅苗，重上前線，器材剛及上車。敵機已臨頭頂，爆炸彈、夷燒彈紛如雨下，本隊所駐之處，面積不及 60 方丈，中彈 8 枚，護士隱于地洞中，炸彈落處，僅離 4 碼，黃土橫飛，衝擊王護士手臂，幾疑為受傷流血、教護車滿身創傷，玻璃粉碎，鐵殼洞穿，發動機亦生故障，不能長途行駛，欲往梅苗，勢非先至臘戍修車不可（知模距臘戍 45 英里）。

敵機剛去，本隊人員各背上急救袋，跑至傷兵醫院，見牆傾壁倒，柱折樑摧。傷胞未被炸死者，亦多埋於瓦礫中，僅頭部露於土外，此時所當急者乃為先行施救。一傷胞腿部曾於瓢背裏著石膏，彼謂：「從前上石膏時，隊長囑我不可搖動，現在一拖，勢必脫落，如何是好？」梅隊長即解釋道：「前是醫腿，現是救命，命重於腿，故此必得要拖。」

一看護兵年 14 歲，面部常帶著天真笑容，此時被炸得皮離破碎，面色慘白，口喊救命，其實彼之生命無從救起，只有對之浩嘆，在此施救工作上，女護士尤為賣力，其熱忱可佩。

出傷兵醫院，赴市區急救，在當地包紮 300 餘人，需施行手術者，運送公立醫院（Civil Hospital）。詎料該院英、印籍醫師、護士早已不知去向，本隊乃下行裝，動手術時，一日之間，計救治 60 人，因傷重無救者亦 6 人，一婦人抱一小孩，婦腸炸裂，孩腳炸斷，氣息奄奄，雖施急救，亦未能挽回其死亡，彼遺有一年 4 歲黑皮女，操粵語，本隊憐其無依乃暫攜歸，將轉送保育院撫養，諸護士倍加愛護，為其製衣、購鞋，稱其名為「Hsipaw」。

在知模，曾謁晤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林總隊長及衛生署沈副署長，取得聯絡。及至救護車被炸，須修理後始能再赴前方，即將藥品、糧食移交於第 180 後方醫院，本隊暫至臘戌修車。

（四）撤退中

撤退人群勢如潮湧

車於 4 月 26 日傍晚抵臘戍。郊外防務森嚴，公路橋下，滿儲炸藥，車緩行而過夜宿旅店，聞炮聲隆隆，槍聲拍拍，市內居民撤盡，不但無處可以修車，而且無處可以得食。公誼救護隊在柯克（Kutkiar），仍往就修車，車修竣後，擬回臘戍。聞公路橋已炸斷，欲行不得，兼之電訊不通，無從請示，只得會同公誼救護隊于柯克設傷兵換藥站。為時不久，局勢更見惡化，退駐遮放醫院，仍設傷兵換藥站 ，每日換藥者約 300 人，傷重者且給以特別營養。但返緬計畫，仍未放棄，擬取道八莫，謁陳俞部長飛鵬，承其允准供給汽油。梅隊長先往探明路徑，途遇戰地服務團史股長謂畹町亦將淪為戰區，赴八莫交通線，有被切斷之虞，於是本隊乃只得折回保山。

三天後領隊再赴前線

保山新運服務所唐主任克敏會同縣中各界募得捐款 10 萬，設傷兵收容所，第 1 所醫療工作已有他隊負責，第 2 所設於離城 10 公里之板橋，由本隊主持治療，收容量雖規定 300 人，實際就診者常超過500。傷胞多係第 5 軍部下，一曾在瓢背經本隊治療之營長，聞本隊駐此特由他院趕來就診，舊友重逢，倍見歡欣。本隊救護車停於板橋，人員寄宿于新運服務所，往返多係步行。4、5 兩日，保山慘遭轟炸，死傷盈千，本隊於板橋包紮 20 餘人外，更趕回城區急救。

保山大轟炸後，滇緬路上整千累百汽車，頭銜著尾，向東趲行，所有駐保山機關均皆撤退。本隊在板橋仍工作如故，夜宿保山，城中居民寥寥，一憲兵滿面流血，來本隊請予裹傷，彼謂：「我係守惠通橋者，敵炮轟來，我因受傷，保山現係危城，護士小姐們，實不宜留駐。」

天剛曉，本隊乃東撤，經板橋收容所，傷胞多已自動附車東行。公路上，車群、人群勢如潮湧，險峻處，交通為之阻塞，三步一停，五步一攔，10分鐘不能蠕動數碼。經一瀾滄江橋，耗油 15 加侖。叱喝聲、啼哭聲混成一片，有司機因受傷致失駕駛力而被遺棄者，有傷胞被車主驅下而躺于路邊者，有難胞因翻車而仰臥溝壑者，情狀至慘，本隊除沿途施行急救外，更由救護車載運至雲南驛者計 3 人，供其膳宿臨行並給以川資，一受傷僑女，無所依歸，現尚住於本隊中。

5 月 9 日，全隊返抵雲南驛，同來者有皇家空軍傷患 2 人。次日，梅隊長自駕救護車將其送至昆明，同時晉謁總幹事黃，請示今後工作動向，敬承面容機宜。即于 12 日午夜趕回雲南驛，再領隊員重上前線，謹希在救護醫療崗位上，得能以再盡綿薄。

注解

[1] 〈新運第六醫療隊工作報告〉沒有具名，根據隊員家屬的查訪，推測應為醫療隊中一位陶姓文書。參見高德敏，〈尋找新運六隊的足跡〉，收於何邦立編著，《林可勝追思論文錄》（台北：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20），頁412。

[2] 〈新運第六醫療隊工作報告〉沒有具名，根據隊員家屬的查訪，推測應為醫療隊中一位陶姓文書。

[3] 新運第 6 醫療隊梅國禎。

〈📖新運第六醫療隊工作報告：1942 年3月8日至5月9日〉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