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若彤撰寫，羅國蓮編輯 

一、本書的性質與閱讀前提

《另一個視角下的二二八：廖駿業營長南市手記》雖稱為「手記」，但並非事件當下逐日書寫的筆記或日記。

本書亦非單一文本。除廖駿業本人對二二八事件的回憶外，尚收錄作者自傳與年表、廖家後人所撰寫的〈我們所知道的父親〉、〈父親與憲兵〉，以及由歷史專業研究者所撰寫的序言與導讀。

本書的核心內容，是作者廖駿業於一九六三年八月，配合憲兵司令部編纂憲兵史時，依其個人記憶所撰。距離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已相隔十七年之久。從史料性質上看，本書更接近一部事後回憶錄，而非事件當下的即時紀錄。這一點，對於如何使用與評價本書，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正因為本書屬於事後回憶，年代久遠、記憶模糊，難免出現日期與事件時序錯漏的情況。然而，本書價值本不在於流水帳式的時間精確，而在於作者作為事件親身參與者，所呈現的行動邏輯、人際互動，以及其對事件整體走向的理解框架。相反地，若將本書視為逐日紀實來閱讀，勢必會在時間與時序上產生困惑，甚至因此誤判其史料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在編輯處理上，採取了相當克制而嚴謹的態度。即便原始手稿中出現明顯的錯字、錯誤用語或史實疑點，編者亦選擇保留原貌。這種作法，符合史學研究對史料本來面貌的基本尊重，但也意味著：本書並非可以直接照單全收的敘事性歷史讀物，而是一份需要經過比對、校正與定位後，才能被妥善使用的材料。

基於這樣的理解，本文接下來將先建立台南市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時間架構，並在此基礎上，逐一校正本書中因事後回憶所產生的日期與時序錯置問題。這樣的工作，並非為了否定作者的記憶，而是希望讓這份難得的史料，能在經過必要的打磨之後，被更精確地理解與使用。

二、台南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分期

在進入對於本書日期的校正之前，我們應先對二二八事件的台南市，有一個初步的理解。事件中台南市的局勢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2/28–3/2），事變尚未波及台南市。轉折點就在三月二日晚間，台南市康樂派出所遭劫，動亂隨即爆發。

第二階段（3/3–3/4），暴動在市內蔓延、並出現攻打官署監獄、搶奪槍枝之事，民間開始以維持治安為由也欲取得武器，並曾迫近憲兵隊。轉折點在三月四日，湯德章使學生從警局取得槍枝後，部分參議員擔心事情擴大，反而回頭將台南市長迎回辦公、並收繳學生槍枝，一時表面秩序恢復，但激進派不願妥協，轉入地下活動。

第三階段（3/5–3/10），台南市長卓高煊回市府處理公務；處委會[1]試圖繳回民間、特別是學生的槍枝，但成效不佳；由於台北方面，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陳儀達成談判共識，陳儀承諾若民間認為縣市長不適任可罷免之，並選舉三人由陳儀圈選一人擔任臨時市長，三月九日台南市處委會通過市長罷免案，選出黃百祿、侯全成、湯德章三名為市長候選人供陳儀圈選。

第四階段（3/11以後），整編第二十一師部隊抵台南市，釋放部分參議員令其收繳槍枝，但成效不彰，在第一次繳槍期限屆滿後，雖准延長繳槍期限，但隨即在三月十三日槍決湯德章立威，湯德章也成為二二八事件中台南市唯一被槍決的處委會成員，處委會的其他要角則因倒戈或自白而未受任何處分。甚至，湯德章都不是以處委會成員的名義被判刑，而是以一個與二二八毫不相關的「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且以其日本名「坂井德章」受刑。隨後事件在台南市即基本平息。

三、本書相關事件時序校正

本書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部分，作者廖駿業自述從第一日（2/28）爆發到第八日（3/6）戡平，但實際上，他提到的事情經考證有些甚至是遲至四月份才發生。為了一一還原年代久遠記憶模糊所造成的時序錯漏，讓本書更具有史料的價值，我們可以搭配以上的事件基本架構，依據本書體例逐日來梳理書中事件的確實時間，供讀者參照。

第一日（二月廿八日）：

由於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點是台北市，動亂向南部傳遞需要時間，廖營長從車站憲兵得知台北騷動消息，並事先做出準備與安排，此部分記載無明顯時序錯亂問題。

第二日（二月廿九日）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九四七年並不是閏年（隔年一九四八年才是閏年），因此不會有二月廿九日。本日記載中所提到的「一中同學會」與隨後的參議會緊急會議，實際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二日夜間到三月三日凌晨。正因為流氓南下、暴動開始、派出所遭劫，市參議員才會連夜緊急召開臨時會。就在赴參議會正式開會前，包含黃百祿、莊孟侯、湯德章、侯全成、許丙丁、陳金象、盧壽山等三十餘人齊聚中正路一中會址，先行會商，但意見分歧。

隨後，台南市參議會所討論的主題「成立治安維持會」，實際上是台北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陳儀之間，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下午三時所達成的共識：成立治安協助委員會讓「民間與憲警共同維持治安」。這在當初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光靠警力無力彈壓局面，動用軍隊則死傷必多、更害及無辜。台北市的雙方於是達成協議憲警暫時退場，由青年與學生協助維持治安，只是當時大家都沒料到學生拿到武器後居然更加激進。處委會後來成了非法組織，因此這一段「治安協助會」的經過也就諱莫如深。據本書記載，台南市本來是要設立治安「維持」會，很可能就是廖營長提出「治安維持會」的名稱與日本侵華時漢奸設立的偽機構同名、絕不可採用，因此改名。

關於二二八事件中台南市籌組治安協助會的經過，目前較為完整的史料只有侯全成被起訴後寫的〈申辯書〉。本書的記載，正可與侯全成的說法互相印證，而雙方的說法有非常大的出入。

第三日（三月一日）：

本日的記載中所提到的「台南監獄遭劫」，依據當年相關判決書所記，應該是發生在三月三日下午（監察院報告記載三月四日也是不正確的），暴徒約五百人先在中午搶了灣裡的鹽場事務所後，再往第三監獄（即台南監獄）搶奪槍械並放走要犯、特別是放走了剛剛才被收押的台南四大船走私案的關鍵涉案人黃離，當年報紙稱台南市參議員恐有多人涉案。因此，憲兵繳獲流氓劫自監獄的貨車這件事，不應早於三月三日下午這個時間點。

同樣的，本日記載中提到的「參議員前往各學校煽動學生」，這件事也是發生在三月三日的上午。我們就事論事來說，除了時間點外，廖營長提到市參議員前往各校煽惑學生、要求打倒「豬玀政府的革命行列」，這個說法恐有待商榷。二二八事件的局勢是一個有機的發展，後來的確發展到部分學生拿著槍去攻打機關要塞、拒止國軍進入台南市，但在最初的這個時間點，並不會公然以此為號召。此時的學生還沒被武裝起來呢！公然說要革命，恐怕立時就被軍隊剿掉了。就算學生真有革命的意圖，恐怕也得先裝作單純維持治安的樣子，後續才有從政府借用槍枝的正當性。且現存的政府檔案中，學生也的確有不少抓捕案犯交給警察處理的紀錄。

學生出馬後，一群人便浩浩蕩蕩地前往憲兵隊「借槍」，這就是本書第六○頁中所記載憲兵隊被包圍的歷史場景。這個「憲兵隊借槍未遂事件」，也因為後來處委會被定調為非法組織後，成為大家不願談論的細節。而廖營長作為歷史現場的見證人，詳細紀錄了相關人名與事件經過。

上面這個台南市的「借槍未遂事件」是發生在三月三日下午五時。同樣記在這個「第三日」的，還有憲四團第一營在嘉義的分駐排發生戰鬥，但這件事實際也是發生在三月三日晚上。嘉義的情況比台南糟得多，因為嘉義的處委會直接要求軍隊繳械，雙方談不攏，民軍就開始攻打憲兵隊（排），雖然沒把憲兵隊打下，但市政府就在當晚被民軍佔領。

第四日（三月二日）：

本日記載，廖營長應邀前往參議會，見到門前圓環人山人海，學生持槍上刺刀守住議會大門，會場內多人帶著步槍、武士刀，並爭先以日語、台語演講，稱政府無能、青年失業、糧食缺乏，有人又提到憲兵隨便逮捕民眾，要去搜查憲兵營。

從「學生持槍」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事肯定是三月四日學生從警局取得槍枝之後的事情。根據當時的台南市市長卓高煊所提交的報告，湯德章帶著二百多位學生將警察局長陳懷讓圍困在辦公室，要求他提供槍枝與糧食，並隱晦地提到警察局長「知機推故離開」，湯德章與學生就這麼取得了保安警察隊的槍枝。

學生取得槍枝之後，局勢起了十分微妙的變化，的確有部分學生擔起了維護治安的工作，抓捕盜匪扭送警局處理，但也有的遠赴嘉義參加戰鬥、或在台南市區內據險拒止國軍。因此，台南市長立即發表處理辦法（在隔日廣播周知），要求學生將槍枝交予師長轉送警局。

第五日（三月三日）：

本日記載中，提到下午參議員十餘人來憲兵營，打算請卓高煊市長回市政府。這件事其實應該是發生在三月五日的下午。這是因為，三月五日下午二時，台南市長透過廣播發表了事件處理辦法，將市府與參議會磋商的成果公布，除承諾軍隊返營、承諾解決失業糧食問題、承諾參與暴動者只要不再有越軌行為即既往不究外，也呼籲大家應共同保障外省人生命財產、學生應繳回槍枝等。雙方因達成共識，隨即迎回台南市長處理市政，並配合繳回槍枝的作業，但繳槍的成效並不好。

由於雙方一度達成共識，因此從三月五日下午起，台南市秩序一時恢復。這一點，本書的相關記載與學界通說非常契合。三月五日下午開始，台北市的民意代表另立了省級的處委會，台南市也成立的台南市的分會，這件事被當時的媒體視為接管全省政權的前奏。

同樣記載在本日的，有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中兼任南部防衛司令一事，但這件事應該是在三月四日。

至於本日記載中提到蔣渭川與王添灯向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請願訴求獨立一事，這件事在當時傳得沸沸揚揚，但其實是子虛烏有，而且真正訴求獨立的，其實並非蔣渭川與王添灯，二人在當時雖然同屬「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但事變中的立場根本是對立的。蔣渭川在當時與陳儀頻繁接觸並談妥和平條件、引發時人認其出賣台灣人；王添灯雖然提出激進主張，但不只沒有要獨立，而且是明白拒絕了託管獨立派的拉攏。至今，二二八時期的託管獨立派究竟是哪些士紳？學界並沒有可信的結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與黃紀男積極推動此事。

二二八事件中，處委會接觸美國領事館，的確就是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三日，但僅僅是希望領事館幫忙將他們的陳情信以電報發到南京，並轉給國府主席蔣中正與大陸的媒體界，而非向領事館陳情。外界之所以誤會陳情的對象是領事館、且與託管獨立有關，完全是因為美方新聞處的新聞操作、與我方保密局事後將罪責推給特定人士以保護倒戈的士紳所致。而廖營長此處的記載，應該也是受到後來報章媒體刊載說法的影響。

最後，本日記載提到楊亮功與憲兵兩營登陸基隆，這件事應該是發生在三月八日晚間十時。

第六日（三月四日）：

本日記載中，提到韓石泉拿著《中華日報》來找廖營長，兩人談及改選市長的事情。

台南市之所以可以「改選市長」，是因為台北的蔣渭川、廖進平、呂伯雄等人與陳儀談妥和平協議，陳儀除了同意將首長制的長官公署改制為委員會制的省政府外，陳儀也答應縣市民眾若對現任官派縣市長不滿意的話，可以將其罷免，並推舉三個人選給他、由他圈選一位來擔任臨時的縣市長。陳儀是在三月六日晚上八時透過廣播向全台民眾宣佈的，台南市就是根據這一個條款，在三月九日下午三時，罷免了現任市長卓高煊，並選出了前三高票的黃百祿、侯全成、湯德章作為市長候選。

這也就是說，韓石泉拿著《中華日報》來找廖營長的事情，一定是介於三月七日消息見報之後，到三月九日下午選舉完成這兩件事情的中間。

但蔣渭川等三人與陳儀的和平協議，並沒有成功擋住省級處委會的常務委員在三月七日提出要求軍隊繳械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該條款提交給陳儀後，陳儀大怒之下關閉了談判的大門，自此，二二八事件才進入腥風血雨的階段。

而台南市的處委會分會，直到九日還在開會選舉臨時市長，這就完全昧於當時的情勢。事實上，直到自高雄北來的國軍進參議會抓人，議員們這才發現市區已被國軍佔領。

同樣是本日的記載，提到廖營長聽說整編廿一師已抽調來台，這件事在當時絕不可能早於三月九日，調兵一事保密的程度之高，不要說台北的士紳感到意外，就連基隆要塞的司令都被蒙在鼓裡。

本日記載，提到高雄要塞警備大隊與整編廿一師一個營進駐台南市，這件事實際上應該是發生在三月十一日。

這裡可以順帶提到一個迷思，許多人以為整編廿一師是二二八期間才抵達台灣的，其實不然。整編廿一師大部分的部隊，的確是二二八期間才由基隆登陸，但早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該部隊就已經有一個「獨立團」約三個營的兵力駐紮在台灣南部。廖駿業營長在本日記載中所稱的「整編廿一師一營」指的就是這個原本就已經在台灣的獨立團，許多敘述這段歷史的人不知道，還誤以為整編廿一師也有一支從高雄港登陸。

本書提到，廖駿業營長阻止了整編廿一師原本打算「攻擊前進」的計畫，改以和平佔領的方式入城，理由是當時的台南市已經基本恢復秩序（如本文前面所言）。此說與相關的史料也非常吻合，這一點也造成了參議會中的議員們，直到被逮捕了才發現國軍已經佔領全市。

事實上，根據整編廿一師的紀錄，他們進入台南市後，有獨立團三營七連士兵涂平章在搜查路上行人時，吞沒了市民的現金及手錶，被該營副營長發現，除財物返還市民外，立命該士兵脫下軍服後當場槍斃。雖說軍紀似鐵，但經過的市民看到路上有一人光著身子被槍殺，隨即誤傳被殺的是台南市民，等傳得沸沸揚揚才由國軍以佈告澄清，形象已難挽救。因此，台南市相較於高雄、嘉義、台中來說，雖有攻擊官署監獄派出所之事，但大致上仍算和平，國軍進城時也因為廖駿業營長以自己生命擔保、說服友軍不採取攻擊前進、免去生靈塗炭之禍，但民間依舊有「國軍進入臺南市時即瘋狂捕殺台灣民眾」的傳聞。

本日的記載中提到湯德章被判處死刑槍決，但實際上湯德章被槍決的日期是三月十三日。由於國軍進入台南市並不是攻擊前進，而是如本書所稱和平入城，十一日將參議員逮捕後，釋放部分命其辦理繳槍作業、將功折罪，但由於部分學生根本把槍帶到了外縣市，三月十二日繳槍期限屆至，民間繳槍的情況並不理想。軍方於是在十三日公告繳槍期限延長，但也在同日槍決了協助學生取得警局槍枝的湯德章。

本書提到湯德章的案子是移送地方法院刑事庭審判，這個說法並不正確，湯德章的死刑，是由軍方與法院（檢察署）所組成的聯合法庭所共同做出的，不能說是全由普通法院所為。除了軍法官外，參與本案判決的也包括台南地院的檢察官張有忠，日本時代即在日本擔任司法官，光復後回到台灣繼續擔任檢察官。

自此，台南市的秩序基本恢復。

四、本書在二二八史料中的位置：補足軍方中階視角

在既有的二二八研究中，軍警一方的材料並不算稀缺，但一方面，比起民眾這一方的材料，在數量上可說是遠遠不及；另一方面，即使只看軍警的部分，主要也只是高層與基層的材料。本書珍貴之處，在於補足了中階幹部的視角，而在通訊大部斷絕的二二八事件中，許多決策實際上就是由中階軍官根據當前形勢直接做出的，這一點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廖駿業營長南市手記》的史料地位，正可從此角度觀察。作者廖駿業，於事件當時為憲兵第四團第一營營長，既非單純執行命令的基層士兵，也非遠離現場、僅透過報告掌握局勢的高層將領。他所處的位置，使其必須在短時間內回應來自多方的壓力：上級命令、地方參議員與學生的訴求、外省公教人員的避難需求，以及隨時可能失控的街頭局勢。

讀者可透過本書，理解到二二八事件中的地方部隊，在命令未必即時、資訊高度破碎的狀況下，如何預判局勢、評估風險，又是如何在應對局勢與自身安全的考量之間反覆權衡。

五、本書對於理解個案的意義

若說本書在結構上的價值，在於補足視角；那麼在個案層面，可能也得以使長期被定型的人物，重新「立體化」。我們可以拿侯全成作為例子。

在主流的二二八敘事中，侯全成往往被視為深度參與二二八事件、卻在關鍵時刻轉而協助軍方收繳槍枝的代表人物，因此被簡化為「倒戈者」，長期不被諒解。這種評價，固然反映了大眾的記憶，但也過度簡化了人物在事件當下所面臨的實際處境與壓力。

在《廖駿業營長南市手記》中，侯全成並非以一種標籤化的形象出現，作者對其有著十分生動的描述。例如書中記載侯全成「身穿睡衣、赤足拖鞋來營，謂被迫前來請阻止國軍入城」，也記載在一場亂七八糟的會議中，「余告以不懂（日語及台語），尋有參議員侯全成移椅坐余側，不發一語」，呈現侯在多方壓力下的無奈狀態。

六、結語

綜觀上述的考證與分析，《另一個視角下的二二八：廖駿業營長南市手記》雖非一份精準的編年史料，甚至在日期與時序上存在不少因記憶模糊而產生的偏差，但這無損於其作為歷史見證的獨特價值。透過本文對台南二二八事件時序的重新梳理與校正，我們得以過濾因年代久遠而產生的雜訊，讓史料的本質更為清晰。

本書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介於高層決策與基層行動之間的「中階指揮官視角」，填補了高層檔案與民間記憶中間的斷層，並生動保留了事件中各方人物在動盪局勢下的樣貌。無論是憲兵部隊在資訊不明下的應變邏輯，抑或是地方士紳在多重壓力下的無奈與折衝，這些細節都填補了過去官方檔案與民間口述之間的空白。

歷史並非單純的黑白對立，而是在混沌局勢中，無數個人選擇交織而成的複雜圖景。唯有抱持著嚴謹考證與同情理解的態度閱讀，方能從這份回憶錄中，窺見歷史人物真實而複雜的真切面容。

注解

[1] （編注）處委會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2] （編注）〈製造各地暴動 （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012-148。

[3] （編注）〈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8/5/036。

[4] （編注）張有忠獨照 / 創作者：臺北高等學校出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攝 / 數位物件授權：PDM / 建檔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國家文化記憶庫。

[5] （編注）作者不詳（1947/03/11）。[副系列名：剪報]。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87/55.html（2026/03/01瀏覽）。

〈📚張若彤：《廖駿業營長南市手記》介紹與時序考證〉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晁成婷撰寫，汪琪編版

1980年代KONICA軟片有句經典廣告詞「用照片寫日記」，曾經風靡一時膾炙人口，也成為時代的記憶。

時至今日，你寫日記嗎？用什麼方式？紙本日記，或者社群軟體f b、Instagram、threads⋯⋯，方法很多，但問題在於能不能持之以恆寫下去，甚至寫上一輩子。

這個提問並不驚天，來自山東的專業會計師吳墉祥，在民國38年（1949）國共內戰的離亂局勢中，幸運舉家遷台，他的日記從1945-2000也幸運的保存下來，這段橫跨55年，超過半世紀的書寫，從36歲到91歲過世為止，是真正寫了一輩子。然而，吳墉祥其實早在民國16年（1927）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即有寫日記習慣，可惜囿於戰亂，民國33年（1944）以前日記皆已亡佚。[1]

吳墉祥（1909-2000），山東棲霞人，政治大學財政系畢業，曾任安徽地方銀行副總經理、山東省銀行總經理、齊魯公司常務董事，國民大會列席代表，來台後執業會計師，後任美國援華機構安全分署高級稽核、台達化公司財務長。

其中，國民大會列席代表這個身分對他幫上大忙，民國38年在國府撤台的一片亂局中，根據7月16日的日記，他在這天由白雲機場搭飛機抵台，「下機後驗入境證，余以國大代表出席證代替，登記通過」。而前一天，7月15日他仍在為安排家眷搭船來台奔波，上午來到國大秘書處「請代備證件證明余眷屬赴台」，終使妻、子「一大人三小孩」在7月24日乘「秋瑾輪」抵基隆團聚。

吳墉祥長壽，他書寫不綴的日記因而也長壽，但寫日記很容易變成記流水帳，尤其個人日記「自我」與「私密」的特質，使得小民日記不若名人日記能夠引起大眾關注和閱讀興趣，更別提研究價值了。所以當「民國歷史文化學社」以「民國日記」概念出版吳墉祥戰後日記（1945-1950）系列6本，「就是為了要讓逝去的時代影像鮮活起來。⋯⋯也為歷史留痕跡。」[2]不禁讓人好奇，一個普通百姓的平凡日記果真能讓此時與彼時的歷史記憶拉近距離，讓歷史鮮活起來又留下痕跡嗎？升斗小民的日記又有什麼值得閱讀的趣味和價值呢？

回答這個疑問，也許可以試從吳墉祥1949年的日記中尋找。這年是兩岸分治開始的一年，也是吳墉祥生命分水嶺重要的一年：7月16日以前他還在各省公幹出差，7月16日飛抵台北後，與山東家鄉從此天涯阻隔，這場時代巨變絕非他能逆料。

在這年日記中，從1月1日到12月31日，吳墉祥無日間斷的記下了「密雲不雨」的局勢中，面對動盪，老百姓如何掙扎，隨人顧性命。抗戰才走、內亂又來；經濟上有通膨嚴重、金圓券崩潰，幣值早午晚不同價的痛苦；生活上有不停遷移逃難的驚恐和無奈。透過吳墉祥在1949年日記中仔細留下的生活蹤跡，即使77年已經過去，我們仍然可以鮮活的看見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那是屬於老百姓的歷史記憶，是大歴史不會書寫，也甚少關心的部分。

本書主編馬國安是吳墉祥外孫，閱讀這些留在外公日記裡的「原音」，讓他以為「人們應該早已『習慣』了這種不知道究竟能不能抵達旅途終點、擠沙丁魚的日子。但事實是人們從未『習慣』逃難。也不應該能夠習慣。」

馬國安說「1949早已成為一個華人離散的核心文化符號」。外公在這年3月20日的日記中寫下，乘火車自南嶽返上海公幹途中，遇見來自安徽的王姓一家向內陸投親避難，「而時局密雲不雨，終覺不安久住，遂又作東歸之想，⋯⋯但於逃難已極厭倦云。」密雲不雨出自《易經》小畜卦，比喻事情已在醞釀積蓄，但尚未爆發。在外公日記裡看到「密雲不雨」四字，馬國安心中一驚，覺得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似乎大多只能預示凶兆」。[3]

馬國安將1949年日記分類編例，安置在日記各段前面，如「師友」、「家事」、「職務」、「娛樂」、「交際」、「游覧」、「旅行」、「見聞」、「體質」、「起居」、「瑣記」等，一方面避免了日記陷入流水帳無趣的風險，一方面也方便讀者運用關鍵字查索。

以「師友」為例，吳墉祥頻繁訪友，不管在大陸或者來到台灣，每天拜訪友人少則3-5人，多至7-8人，若實在不能外出，則以電話聯絡，例如4月25日這天，「師友」段：「今日終日大雨，未能外出，僅以電話詢問友人消息」。他共與崔唯吾等3位友人先後通話，得知「央行支配若干人赴台，崔氏在內」，高希正兄來電話謂「今日開始接中央合作金庫信託部，⋯⋯人員照舊，支持危局」。吳墉祥為什麼需要這樣密集不停的訪友？目的是什麼？也許維繫人脈網絡，使他得以及時掌握局勢變化、人事異動等等消息，有助靈活應變，在亂世中求生。

另外，再舉一些1949年日記讓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例如通貨膨脹，整個4月幾乎都在提這件事。4月7日提到：「金圓券加速貶值」，「上海現鈔恐慌」，與「上海人在何等動盪情形下討生活，人人在金圓券數目上希望不被貶值，但掙扎之結果仍舊無人可以倖免也」。4月16日的日記說，金圓券貶值，早晚市價不同，「用錢須先將銀元換出，⋯⋯完全用出，否則續貶」。到4月17日，通貨膨脹「已經山窮水盡，現鈔恐慌至銀行發薪亦須用票據，殊為駭人聽聞」。存款由於幣制步跌無人上門，放款無力承作且不上算，匯兌多由商界套匯，銀行則匯水既高，稍有遲誤顧客即蒙損失，也不敢交匯。

4月18日，由於通膨造成物價高漲與現鈔缺乏，薪水「皆為票據」，搭電車無現鈔，先用本票「買糖三磅，找回四千餘元，以之作為車錢」，購物時，標價「相距不過半小時即加為百分之二十，至於一面購物一面即行改碼，更數見不鮮」。

到了4月25日情況更嚴重，「國共和談破裂後，局面急變，⋯⋯銀根奇緊⋯⋯僅存之數元銀元」，「換開時即刻用完」；「任何人均只可以避不可以免也。」

惡劣的金融逼使人們走向投機，4月4日記載友人張兄在上海每天看市場風色作股票買賣，「實等於投機與賭博云」。也有放高利貸的，「利息高至日息百分之十二，」或者套匯的，友人廖兄「向代銷啤酒的店息借款項到廈門買美鈔回滬銷售，聞有大利云」。種種亂象讓吳墉祥感嘆，「多數人在市場上翻來翻去，暴富暴貧所在多有也。」

即使局勢如此不安，吳墉祥仍有豐富的文化活動，他會去圖書館讀報，讀書，看畫展，看電影，聽戲。如4月6日這天「看三毛畫展，有張樂平《三毛流浪記》原稿三百餘，又彩繪三毛數十幅，⋯極有價值。」（見圖二）。

2月28日至3月7日，吳墉祥持續讀完「萬有文庫本葉昌熾著《語石》」共十卷，這是清朝金石學的一部大書，也是硬書。在旅次長沙兵荒馬亂的生活𥚃，他居然還能靜下心來耐性讀完；不但品評書中所論之碑體，甚至勘校拓本的差異：「余去年自隴上歸，得北海李秀碑」，而「朱椒堂侍郎得一本，以爲宋拓」，這兩者相比較，他發現「以校余所得全拓不差一字」；「重摹本刻手頗不惡，然只能得其結構，其神韻終不能到」。

另外，他在4月1日記下閱讀陳夫人影印的陳氏遺著，《陳布雷回憶錄》。他評論「陳氏筆墨條𣈱，⋯⋯書法亦遒麗悅目」。4月3日繼續讀完，「惜乎有時似乎有所保留，如西安事變僅輕描淡寫而過」；而「陳氏書法甚秀美，此書影印，初看似不甚清楚，但細看則纖毫畢露」。吳墉祥文字有意思，也讓人彷彿看到作為知識份子，他那風聲雨聲讀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的身影。

本文最後要提的是日記中有關澎湖七一三事件主要人物的煙台聯中張敏之校長。1949年的日記從7月29日到這年最後後一天，吳墉祥隔三差五，有時甚至是每天，密集不斷地持續記下他與山東幫崔唯吾、叢芳山諸人等想方設法營救張敏之的漫長經過。

有關張敏之與煙台聯中案始末真相，社會所知悉者多由調查、研究等外部資料而來，吳墉祥日記則提供了私人視角的寶貴參考資料，例如7月29日「又由張敏之率領到達馬公島之學生被迫全部從軍，引起學生反抗風潮，此間山東人士已注意之」。9月20日，「張兄已在馬公被扣押，其原因為張兄在馬公多肯為學生說話，至遭軍方之忌，藉口則謂為匪諜」。

12月6日作者聽到消息，「張敏之兄一案，已經保安司令部軍法部判處死刑，似因曾由國大、立委、監委等二十人之呼籲尚在緩未執行」，於是他「當即洽商再作最後奔走」。及至12月11日張敏之遭槍決當天，他親為收屍，見張「血肉模糊，且兩眼圓睜，慘不忍睹」，而昨天突如其來的變化，是因為「保安司令彭孟緝昨日送請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所批者」，而如此迫切，乃因「馬公島駐軍方面為顧慮夜長夢多，乃採取先下手為強之手段」。

張敏之的死訊由吳墉祥親自告知遺孀王培五女士：「余將今日一天種種經過相告⋯⋯，陪同張太太回余寓」。吳墉祥敢在一片風聲鶴唳的恐怖氛圍中，照顧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匪諜之妻」，這種風雨故人的情操使人敬佩。及至這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仍記著「上午，到火車站送王培五女士回台中，」猶憶曾詢友人究竟有無山東幫？彼是否特重義氣？友人斬鐵截釘皆言是！從吳墉祥日記近半年的記錄可證，應非虛言。

吳墉祥民國38年（1949）的這本日記，從元旦記下國共合談失敗開始，這一年的日子如飄萍般沈浮在動盪不安的大時代劇變裡。有關國共內戰，已經有數不清的資料足供史家研究，但烽火逼仄下，老百姓的生活情況又是如何，史墨少及，吳墉祥日記恰能填補這一缺塊，透過個人日記詳細、真實、不必遮掩的描述和記錄，我們能夠看到那一年老百姓的日常真實。

注解

[1] 《吳墉祥戰後日記》（一九四九），〈導言〉，頁VIII。

[2] 《吳墉祥戰後日記》（一九四九），〈導言〉，頁V。

[3] 《吳墉祥戰後日記》（一九四九），〈密雲不雨——寫在1949年後七十年〉，頁365-367。

〈📚《吳墉祥戰後日記》：他的一九四九〉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書名：《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
作者：陳柏棕
出版社：國史館
出版日期：2013/07/01

文／楊文喬撰寫，吳昱佑編版
圖／陳柏棕提供，吳昱佑翻拍

1944年11月10日凌晨三點多，1925年生於桃園大溪的第二期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陳臣銅因悶熱睡不著而離開船艙透氣，他搭乘的特設巡洋艦護國丸在11月7日的清晨從基隆港啟航，這時船已經過長崎外海的五島列島，目的地是日本的海軍重鎮吳市。到甲板後不久的陳臣銅聽到「看到潛水艦了！」的吼聲，幾分鐘後即從中了魚雷的護國丸甲板上落海，和另一位台灣人抱著杉木，在冰冷的大海中載浮載沉，看著護國丸從船尾開始逐漸被大海吞噬。這一晚，兩百一十二名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和護國丸一同葬身大海……

走出私人記憶

2009年，距離護國丸沉沒已將近65年。就讀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陳柏棕在家族祭祖時，因宗祠廳堂中的一張照片而震撼不已。照片的主角是位穿著日本海軍軍裝的青年，一旁的文字註記，顯示他曾經歷過護國丸事故。這位青年的名字是中川義夫，本名陳臣銅，也是陳柏棕的「叔公祖」。這時的陳柏棕正埋首以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為主題的碩士論文，也因而寫了篇跟護國丸事故有關的文章。然而這篇文章，和許多僅使用文獻或檔案的歷史學作品有著相同的遺憾──缺少了當事人的說法。

看著「叔公祖」照片的陳柏棕，一方面震驚於家族的長輩竟然曾親身經歷過自己研究的歷史事件，一方面也振奮地認為這是尋回當事人聲音的好機會。在親人的協助下，陳柏棕得以訪問陳臣銅，並在他介紹下認識更多護國丸事故的當事人以及海軍特別志願兵，也進而有機會參加這些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戰友會「海交會」跟「高志慶生會」。這些訪問的成果和持續蒐羅的史料，而後積累交織成2013年出版的《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以及2018年出版的《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

日本的目的

海軍特別志願兵，簡言之就是在台灣和朝鮮招募的海軍志願兵。《軍艦旗下》以及《護國丸》都和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有關，不過兩書側重的面向略有不同。《軍艦旗下》是關於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與實作的全面介紹；《護國丸》則著重於護國丸事故及其遭難者的「世代」經驗。

《軍艦旗下》改寫自2011年完成的碩士論文〈血旗揚帆：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從軍始末（1943-1945）〉，探討1943年到1945年間在臺灣徵募的六期海軍特別志願兵，共計一萬一千人。

全書以流暢好讀的文字穿插史料與口述訪問，逐一探討為何日本帝國海軍需要在臺灣徵招海軍特別志願兵、日本官方的宣傳與徵募策略、軍方對人員的甄選與訓練細節，以及結訓後的部署與戰後的復員。詳盡整理出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在台灣的發展，以及牽涉其中的歷史行動者的心聲。

值得注意的是，戰爭後期，由於盟軍的攻擊範圍已覆蓋日本全域以及台灣，第三期後的海軍特別志願兵無法出海，大都分發至島內的單位。也因此，真正有海外戰爭經驗的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其實數量有限。

《護國丸》則以1944年11月10日造成212位第二期臺灣特別海軍志願兵死亡的護國丸事故為主軸。作者認為，這些護國丸事故的戰歿者是日本海軍從三千人中篩選出來的人才，可謂臺灣青年中的菁英，然而關於這個死傷慘重的船難卻研究甚少。

作者援引歷史學者周婉窈提到的「戰間期世代」，依序撰寫這些護國丸事故遭難者「世代」的成長背景、改造為皇國臣民而志願從軍的過程，他們被選入海軍後所經歷的訓練、戰時與戰後的經驗，以及護國丸事故的相關背景及當天事故發生的細節。而在書籍的尾聲，作者也觸及目前仍少有研究的臺灣人二戰戰友會的課題，記錄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戰友會「高志慶生會」的成立與發展。

《軍艦旗下》跟《護國丸》的寫作體裁也略有差異，前者偏向學術，後者則面向大眾。雖然寫作的策略不同，但相同的是，在這兩本書中的各個段落中，都可以不時看到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親自現身說法。能有如此成果，主要奠基於作者高達三十人的口述歷史訪談成果；另一方面也受益於1995年以來，中研院以及地方政府主導的台籍日本兵口述歷史研究。這讓這兩本書除了歷史與制度的細節外，更能聽到歷史當事人的聲音。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兩本書之外，作者陳柏棕後來也將其臺灣二戰的訪問延伸到臺灣軍夫、人稱「少年工」的海軍軍屬、特設勤勞團員、從軍看護助手，甚至是戰歿臺灣人日本兵的紀念場域等主題。

新的書寫方式

要進一步理解《軍艦旗下》跟《護國丸》的特殊性與重要性，或許需要往回追溯其學術背景，以及台籍日本兵集體記憶的演變。在2025年的現在，隨著電視劇《聽海湧》掀起討論以及紀錄片《由島至島》得到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社會大眾對現稱為台籍日本兵的群體或許已不再陌生，對於台籍日本兵議題的複雜性也能有更深的體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1990年代間則大為不同。

1990年代前，台籍日本兵的敘事被納入中華國族的敘事之中，這種敘事框架的主軸是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台胞被日本軍閥強徵的痛苦，以及「海南陣前起義義士」[1]在陣前英勇的反抗來歸。極少數符合這個敘事的台籍日本兵得以出現在公共敘事中，而大多數台籍日本兵的歷史，只能在私底下流傳，甚至在228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下保持沉默。

1995年開始，由歷史學者（如周婉窈及蔡慧玉）或地方政府籌劃的台籍日本兵座談會及口述歷史研究一一出版，將台籍日本兵對戰爭的私人記憶推展到公共論述之中。與此同時，探討日本統治時期戰爭動員的研究也開始出現。這兩種類型的研究，前者著重於口述歷史，後者則關注於徵募的制度。而不論是口述歷史或是動員機制的探討，往往範圍都相當全面，幾乎涵蓋所有台灣人在日本軍隊中曾經擔任過的各種職務。《軍艦旗下》及《護國丸》則藉由詳盡的史料以及訪談，兼顧口述歷史及制度的歷史，並專注於海軍特別志願兵這一兵種，這也是這兩本作品有別於過往研究的地方。

最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軍艦旗下》及《護國丸》並未援引「集體記憶」此一源於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概念，而結合戰爭記憶概念的台灣二戰史研究，如臺籍戰犯、臺灣人殘留日本兵、空襲、遺族、戰爭創傷等，也要到芝加哥大學畢業的歷史學者藍適齊回到台灣後，才更為盛行。

但記憶無疑是這兩本書都稍有點到的主題；儘管只是在偏向個人記憶的層次，作者仍成功達到其在《護國丸》書封上提到的，「同理他們從軍的心情；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保留他們消逝的記憶」。而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是否有集體記憶，這樣的集體記憶是否曾隨著不同時代的政治情境而有所變化，它和朝鮮海軍特別志願兵的集體記憶又有怎麼樣的差別。仍是未來值得關注的主題。

從家族祭祖意外發現的日本海軍青年照片延伸而來的《軍艦旗下》及《護國丸》，可說是從家族長輩的生命史開展出的臺灣史，完整勾勒出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世代」的生命軌跡，也描繪出和過往歷史教育中截然不同的「那樣活過的長輩群像」。

也許看完這兩本書後，你也會開始好奇，那些你我周圍的長輩，又是怎麼樣活過他們的年代的呢？

注解

[1] 編注：參見楊文喬，選擇下的記憶：台籍日本兵歷史的「國族化」（1945─1979），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18，41頁。

〈📚你我的長輩或許曾那樣活過：《護國丸》、《軍艦旗下》與臺籍日本海軍史〉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李權升撰寫，汪琪編版
圖／李汋浮封面翻拍

19世紀末期以來，台灣被捲入中國內外的幾場重要戰爭，讓台灣人也一再被迫站在歷史的岔路口上做出抉擇。

本書關心的焦點是一群台灣人，他們在19世紀末以至20世紀中葉之間，基於愛家鄉或救國的理想，滿腔熱血，隻身前往中國參加革命。有不少人將這些台灣人視為同一群體，並稱之為「半山」。

經過長年研究，作者林德政教授[1]重新梳理了早年遠赴中國參與革命的台灣人圖像。他廣泛蒐蹟個案，深入描寫戰時台灣人在大陸的各種生命經歷。發現這群人其實是為了不同的理由而踏上中國這片土地的；無論是夾在中日、抑或是國共之間，最後都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們思索家鄉的未來，也往往得到不同的結論。或許正因為如此，台灣人之間的互動模式並非想像中的單純；他們自行籌組的幾個革命團體間，實際上存在著複雜的競爭關係。

本書從1895年起一路談到1949年前後，時段橫跨50多年。作者把1895年台澎割讓給日本，看作是台人離鄉、遠赴中國的時間起點。這是因為《馬關條約》第五條規定，台灣人在訂約後的兩年內，可以自由選擇國籍。但事實上，即便有了這項規定，也僅有少數有辦法的人才能攜家帶眷回到中國落戶，其中一類如霧峰林家或板橋林家等大家族，將部分家屬留在台灣、一部分定居中國；還有一類則是參加過臺灣民主國及乙未抗日的傳統仕紳，如丘逢甲、許南英、施世洁等人。而此刻，隔海相望的中國則正進入改革與革命之爭。

1911年，革命派發動武昌起義、建立民國，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從此天下太平。事實上，接踵而至的是軍閥割據及帝國主義等內憂外患；直到1920年代，聯俄容共、北伐、和國民黨改組一一實現，中國才開始展現希望。

不同於早前因乙未割台而移居中國的舊紳商，20世紀之交誕生的新世代接受日本教育，將視野放回台灣。他們對於日本殖民開始有不同的想法：有人選擇留在島上，有人出走他鄉，尋求發展機會；還有人則採取溫和或激進做法，抵抗不合理的殖民統治。當然，還有少數台灣人隻身到了中國；他們趁中國北伐之際，抱著愛鄉的理想，利用自身所學，組成不同的政治團體，尋找抵抗帝國主義及反日的可能性。

曾經活躍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組織

在中日戰爭這段期間，同樣也有不少臺籍人士參與抗戰。例如1940年3月29日，原來在華南一帶活動的「臺灣獨立革命黨」和「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於翁俊明及劉啟光的奔走下，先在重慶合併為「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後續又有幾個台人團體併入聯合會中，包括陳友欽主持的「臺灣青年革命黨」、柯台山的「臺灣國民革命黨」，以及張邦傑所領導的「臺灣革命黨」等。

與此同時，蔣中正指示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朱家驊、教育部長陳立夫和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等人，支持並贊助日本、台灣、朝鮮內部的各種革命運動。在1940年前後，國民黨積極籌畫的對台政策，促使這群在重慶推動反日運動的台灣人進一步尋求接受國民黨領導的可能性。1941年2月10日，經國民黨的催化，原先各自獨立的革命團體改組為「臺灣革命同盟會」，下轄南方執行部、北方執行部及重慶本部，並利用廣播、雜誌對外宣傳台灣回歸中國的重要性。

然而好景不常，臺灣革命同盟會成立不久，組織內部成員即捲入權力紛爭。 1940年3月，蔣中正裁示加緊腳步、規劃對台政策，同年9月，「中國國民黨臺灣黨部籌備處」成立，由翁俊明擔任主任、劉啟光為秘書，隔年轉往香港辦公。之後隨著戰局發展，籌備處在1942年輾轉回到中國發展，直到1943年3月正式成立國民黨台灣黨部。

國民黨台灣黨部成立以後，由於下屬行事散漫，經常讓主委翁俊明極為困擾。此外，台灣黨部作為臺灣革命同盟會的上級機關，台灣革命同盟會理應接受黨部的指導。但由於權力及經費分配不均等問題，外界經常利用各種名目栽贓台灣黨部主委翁俊明。這些為了個人名利的攻訐，也消弭了戰時台灣人團體團結對外的力量。

投入抗戰的台籍菁英

除了上述組織，中日戰爭期間，也有台灣人以個人名義參與抗日作戰，他們多數參加國民黨，另有少部分則是參與中共組織。大抵而言，在國民黨方面，台人主要投入外交、情報與研究、教育、軍事作戰等部門，例如外交部門有黃朝琴參與；情報與研究部門有李萬居、謝南光、謝東閔、林頂立等；教育方面有游彌堅、林家齊；軍事作戰則有鄒洪、黃國書及劉定國參與。至於中共方面，台灣人主要參與了黨務與政治部門、情報分析與日俘接待部門和醫藥部門。從事黨務與政治者，包括蔡孝乾、史明等人；情報分析與日俘接待部門有沈扶；醫藥部門則以李偉光、林棟、楊美華為代表。

這批台灣志士在戰時秉持濃厚的民族意識，隻身來到中國，期待為家鄉與中國盡一己之力。由於臺人熟稔日語，且對日本有更深的認識，因此經常成為國共雙方策畫對日作戰的關鍵人物。在宣傳方面，台灣人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林忠、劉兼善等人，戰時致力於對日廣播宣傳；至於謝東閔、宋斐如等人，則投入報紙、傳單等平面媒體，即時更新日軍資訊，並大量印刷日文文宣品，交予美軍空投至台灣。何非光則在1939-1944年間，拍攝多部抗戰電影作為宣傳。

近代中國的幾場革命中，台灣人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不可忽視。然而作者也指出，這些前往中國的台灣人，縱使滿腔熱血、抱著愛鄉愛國的理想來到中國，但台人熟諳日語又具日本國籍的特殊身分，經常使他們陷入尷尬的處境。

這種情況在中日和平時期，問題或許不大；但一旦進入戰時，特殊身分便可能成為眾矢之的，甚至遭受生命威脅。那麼，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抗戰結束後台灣人的認同困境是否就此解決了？作者分別舉霧峰林家林正亨、李友邦、張秀哲、謝雪紅、陳復志、史明、蔡孝乾、李應章為例，他們在二戰結束後尚未調適的情況下，又捲入國共內戰之中，有人甚至因為早年經歷，成為國共政治清算的對象，還未一展抱負便已命喪黃泉，令人慨嘆。台灣自從被割讓之後，台灣人便屢屢被迫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做出抉擇，也讓「認同」成為台灣人百年來難解的課題！

林德順教授長年關注中國現代史、台灣史、兩岸關係史等課題，早自1990年代開始，便多次前往中國，陸續訪談了在當地的台灣人後代，並且走訪各地檔案館。以上舉例雖然聚焦在1937年至1949年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期間，但是經過作者的詳細梳理及分析，讀者對於更早前往中國的臺灣人，同樣可以看到更為清晰、細緻的圖像；而理解在中國台籍人士的各種動向與不同派系所持的立場，可能正是我們思索台灣未來方向的一項要件。

注解

[1] 作者林德政教授為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成功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長期關注中國現代史、台灣史、兩岸關係史等領域。

〈📚《歷史巨變下的臺灣人》：「半山」的多元面貌〉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魏宏晉撰寫，李汋浮編版
圖／魏宏晉提供

「長春圍城戰」是20世紀前半葉國共內戰史中至為殘酷，且決定後來中國大陸易幟的一場關鍵戰役。它沒有典型速求取戰果的砲聲隆隆、血花飛濺；而是近於寂靜的痛苦低吟，以數十萬計的男女老幼生靈塗炭的代價作為終局，死亡的絕大多數是長春城裡的百姓，相對的殞命狀況，他們只有極少數是直接被槍炮殺害，多數卻因糧食耗盡而餓死，因絕望而自殺的也不在少數，原來可能更多，比起慢慢因爲飢餓絕望而斃命，選擇自我了斷也許相對最好的解決痛苦方案。這樣想的應該不少，但多數人到決定一死時，卻已經餓到連自戕的力氣也沒了，最後還是得活活餓死。民間傳言餓死30萬人，而最多也有估計高達60萬的。依解放軍作家張正隆《雪白血紅》的說法是餓死12萬人。

1945年8月9日，日本的長崎挨下美國投下的第二顆原子彈後，蘇聯對日本宣戰，出兵中國東北。蘇聯將接收來的大量軍事裝備轉給中共解放軍，接收東北的資源後，解放軍也越來越壯大，讓國民政府無法真正接收東北。1946年3月，蘇聯軍隊撤退，國軍接收四平街，但中共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隨即進攻，擊退了國軍，經過歷時兩年的4次攻防（也有5次之說），國軍力量終於由巔峰下降。1948年３月，四平街攻下，解放軍接著劍指長春。

當時國民政府評估情勢，有放棄瀋陽長春的打算，將軍力集中固守由錦州到山海關的遼西走廊，與平津相呼應。解放軍方面，最高指揮官林彪主張，讓長春的國軍出城，半路截擊，予以消滅。但毛澤東則要林彪包圍長春，嚴密封鎖，不許一柴一米入城。

毛澤東的方法確實有效，這一「打」近半年，3月進逼，6月正式宣布圍城，10月佔領，解放軍對長春「圍而不打」，不只不用付出鐵血碰撞的軍事代價，不只最終達到讓敵方棄甲曳兵的目的，過程中恐慌效應還播散與延長甚久，不管從何種角度來看，取得的成果可謂空前；它不僅為場成功的戰役，且為一連串摧枯拉朽連鎖反應的起點，「就單純的軍事上講，大陸淪陷，淵源於徐蚌會戰失敗；徐蚌會戰失敗，淵源於東北失守；東北失守，淵源於長春被圍。」[1]

作家王鼎鈞回憶親歷的國共內戰，「1949年初， 共軍包圍北平，傅作義恐懼長春圍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25萬大軍放下武器。」[2]傅作義投共的原因很多，1946年二次國共內戰爆發，他被賦予在華北對抗中共的任務，初期雖有優勢，但是隨軍情被中共潛伏的身邊親信一再洩露而轉趨下風。1947年12月，蔣介石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五省軍隊悉數歸其指揮。但是長春圍城後，不到一個月，瀋陽陷落，東北全境「解放」。隨淮海戰局日益惡化，中共軍隊出乎蔣介石與傅作義的意料之外，並未先攻內蒙而直撲平津，蔣於是盤算讓華北部隊撤退，而傅作義則開始遊走於國共之間，以謀後路。幾個月後，傅作義投降，中共再一次「兵不血刃」，拿下北平。或許「恐懼長春圍城重演」不是傅作義失節的單一因素，但是長春的慘況殷鑑不遠，不管在哪兒，若是再度重現，任誰都必將驚恐膽顫吧。

長春戰役的主調是試煉人性的政治戰與心理戰，以求達到「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最高境界。解放軍在圍城期間，不准一個老百姓出城，而國民黨軍隊則放老百姓出城謀求生路。圍困期間，老百姓不僅吃樹皮、樹葉，還餓到出現駭人聽聞的人吃人慘事。張正隆在《雪白血紅》第31章〈兵不血刃〉的引語是這樣寫的：「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廣島用九秒鐘。長春是5個月。」以12萬人計，一個月死2.4萬人，一天死近千人。正常的人體，完全不喝水、不進食，約可撐2到3天；若有水喝，硬撐14天後才會昏迷致死。被完全斷糧的長春市民，人人都在拼命找東西吃，扒光樹皮、挖盡草根，甚至皮件、細土都可以熬湯泡水充飢，多少求取飽足感。他們想盡辦法活下去，肯定可以苟延殘喘更久些，也許每個最終「餓死」的，都經過一個月以上的凌遲般的掙扎吧。

據說，長春沒有人家不死人的。在兩軍之間的長春郊區有2到3華里（1華里等於5百米）的「真空帶」，「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裡，從6月末到10月初，4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3]

「兵不血刃」的解放典範被刻意淡忘

按照中共一貫善於宣傳光榮黨史與軍史以激勵認同的做法，這樣一場「偉大」的勝利，應該大書特書才是。但事實上中共官方對此一直很低調，甚至從11月2日遼瀋戰役（中華民國政府稱作「遼西會戰」或「遼瀋會戰」）底定後，11月3日給解放軍前線官兵的賀電，便隻字未提長春半年圍城的「戰功」。時至今日，長春當地絕大多數人民根本不知道家鄉有過那一段慘烈的歷史，在教科書裡只餘「光榮偉大」勝利的標誌，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4]

事實上，長春圍城戰在兩岸，似乎都在被「刻意淡忘」。先不論現在的台灣也許有「不在乎」那段發生在大陸的歷史的氛圍，而也許自始，這段過去，就有些曖昧。

已故的柏楊先生在民國55年，由星光出版社發行的《倚夢閒話第8冊，魚雁集》曾經談過長春圍城一事，他痛陳之所以死那麼多人，是因為國民黨在圍困之中，糧盡援絕，放人民出城卻又被共產黨趕回去，所以是共產黨「故意讓人餓死的」。[5]但是《魚雁集》只在最早星光初版出現，後來躍昇出版社重印時，已經以其他文章代之，《魚雁集》廢版的原因，似乎也沒人知道。

目前寫長春圍城最權威的著作，非張正隆的《雪白血紅》莫屬。「張正隆1947年出生於遼寧省本溪，196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任部隊戰士、排長、新聞幹事、宣傳幹事、瀋陽軍區文化部創作室專業作家。他於1989年出版《雪白血紅》，描述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林彪率領中共軍隊在中國東北戰場與中華民國國軍作戰的事跡，包括了大量林彪與中共中央之間的電報內容，書中涉及強制動員參軍、長春圍困戰中圍城餓死大量平民等敏感內容，出版後引起轟動，在1990年在中國被禁前已經賣出超過10萬本。」[6]

《雪白血紅》除了參閱大量中共官方第一手原始文獻資料，還做了許多田野調查，有許多當年親歷長春地獄現場的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內容翔實，文獻紮實。雖然他的資料來源都在大陸，但已經是目前少數最完整且客觀的國共內戰的作品。幾乎所有提到長春一役的著作，無不加以引用，包括龍應台、王鼎鈞等。王鼎鈞甚至說：「有人問我，寫內戰的書這麼多，到底該看那一本，我說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紅》。」[7]。據說張正隆在寫作《雪白血紅》期間，很想到台灣查閱相關資料，但當時時空背景顯然不太可能，而他說這是該書最大的缺憾，可見其企圖心之大。

成為禁書

《雪白血紅》1989年8月在中國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當時出版的背後到底有何秘辛？實在令人好奇。畢竟兩個月前才發生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兩個月後政治最敏感的時機，竟然出版一本讓一向強調「人民」本質的解放軍難堪的「實事求是」的作品，此事令人難以想像。雖然作者對國軍方面在長春城內的作為，仍採官方定調的「殺民養軍」說法；但解放軍這邊，佐以大量白紙黑字的文件證據證明，中共高層決意「阻民殺軍」，借阻絕無辜百姓的生路，震懾十萬長春守軍，以及百萬人民，和全天下的百姓，在政治以及軍事的成就上，可謂完美之作。

不出所料，《雪白血紅》出版後隔年旋即被禁，但據說當地包括已經銷售和流出的數目已達10萬冊之多。而作者張正隆本人也因書賈禍，曾被捕審訊，關押了一個月之久，但最後有驚無險地被釋放了。張正隆在2000年後繼續出版其他國共內戰的紀實文學作品，但已經沒有《雪白血紅》那麼的震撼人心了。

《雪白血紅》在中國大陸仍屬禁書，不過1991年香港的天地出版社已經有繁體字版上市，2011年又重排再版，於大陸以外的海外市場長銷。

國共內戰一向是中國大陸各種藝文項目的熱門題材，但調性單一，觀點、表達方式以及價值觀等與官方或主流意識形態有異的作品很難在市場被認同。王鼎鈞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四部曲，除了台灣以紙本的形式出版，中國大陸還多了電子版的選擇，也十分暢銷，只可惜有國共內戰「敏感」內容的《關山奪路》，當中寫到長春圍城慘況的部分，完全被刪掉，想看到完整版的，只能找台灣的紙本了。而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度在大陸上市，但隨後很快地也被禁止銷售了。

南宋詩人盧梅坡有詩：「梅雪爭春未肯降， 騷人擱筆費評章。 梅須遜雪三分白， 雪卻輸梅一段香。」雪梅競逐，誰也不讓。梅雪爭春好風景，民國詩人徐志摩品賞雪景，引申盧詩說：「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裡醃，我笑著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艷！」白梅欠艷，血染增色，點點灑落，許了的卻是英雄相爭，人民遭劫的血梅厄運：「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北京，我替你備下鮮豔的春景；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雪。」詩人寫的是1927年北京群眾要求廢除與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包圍位在天安門的北京政府國務院請願，遭到武力鎮壓，造成包括孩童傷亡的事件。這是國共兩黨第一次聯合發動反政府的抗議活動，被軍警擊斃民眾、學生近50人；近20年後，昔日聯合陣線反軍閥的國共反目，「兄弟」對陣更加殘忍，犧牲人民以數十萬計。血紅雪白，白雪大地染紅，隱晦不明，遠看淒美，近看著實滲人。

注解

[1] 柏楊，《倚夢閒話第8冊，魚雁集》，1966年：台北，星光出版社。

[2] 王鼎鈞，《關山奪路》，2018年：台北，印刻文學。

[3] 張正隆，《雪白血紅》，1989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4]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年：台北，天下雜誌。

[5] 柏楊，《倚夢閒話第8冊，魚雁集》，原載於1966年3月21日《自立晚報》《倚夢閒話》專欄。

[6] 參閱維基百科「張正隆」，https://zh.wikipedia.org/zh-tw/张正隆。

[7] 王鼎鈞，《關山奪路》。

〈📚《雪白血紅》：隱晦的長春圍城戰史〉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晁成婷撰寫，李汋浮編版
圖／傅月庵提供

知名作家傅月庵書寫甚勤，他的「蠹魚生涯」系列，從《生涯一蠹魚》開始、繼而《天上大風：生涯餓蠹魚筆記》、再而《一心惟爾：生涯散蠹魚筆記》，一路寫到《生涯似蠹魚筆記》，再加上《蠹魚頭的舊書店》，這位愛書人寫遍了「不是在書店，就是在往書店的路上」的書人書話。

從台北工專學生時期開始，傅月庵一頭栽入二手舊書的天地中，歷近半世紀，讀書、尋書、寫書、編書、辦古書拍賣，尤其他在網路興起之初開闢的遠流「博識網」，更是轟動書林，許多人至今猶津津回味，視為美好的書人年代，他卻輕描淡寫的說「我本來只是打家劫舍，沒想到搞出一個天下。」

傅月庵流轉於群書間，也讓群書流轉於人世間，他曾經從廢省後的中興新村省府圖書館發現淪為過期報廢品的《嘉興藏》殘本，[1]後來由台灣圖書館收藏；他曾經遇見一批日文書，「目測總有二、三千本」，「書口積麈都可寫字了」，「內容北至滿蒙，南到印度支那⋯⋯也就是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各種調查報告、產業分析、政經現況、⋯⋯大到分省調查⋯⋯小則一城一鎮一鄉一村⋯⋯巨細靡遺⋯⋯生平僅見，⋯⋯無所不用其極的調查掌握⋯⋯」令傅月庵不免驚心「小時候常聽到『日寇謀我日亟』字眼，這次總算親眼見識了。」[2]這批書後來由清華大學收入。

不過，傅月庵說，近年來已較少在往書店的路上了，他把心力放在另一件作品上：兒子。

2024年7月傅月庵接受專訪，[6]談及他的書寫，許多地方都提到傅父，如：《父子》一書的〈父親—彼岸過迄〉、《一心惟爾》一書的〈父輩之名〉，甚至臉書。傅月庵「時常想念我那一逝不再回來的父親」[4]，在podcast《傅月庵與書》上、下集訪談中，他也嘆道「爸爸的時代回不來了」[6]。

《父子》一書中傅月庵代父發聲，[7]透過〈父親—彼岸過迄〉這篇長文，詳記父親戰前戰後的跌宕際遇，從而使我們了解何以「爸爸的時代回不來了」。

傅父二戰末期曾是少年工，「隨著在台灣招收的八千多名國小高等科畢業生、中學生，到日本神奈川高座海軍工廠，製造『雷電機』。」1943年，17歲的他與家族三位表兄一同出發，「去時四人，歸來同行六人。」[7]

原來，父親的父親及大姐在1945年東京大轟炸中遭盟軍炸死。「父親歷劫歸來，胸前捧掛著二個白布包紥的靈骨匣，裡面無骨無灰，僅有泥土二把，代表屍骨無存的父姊身軀。」[7]

隨著日本戰敗投降將少年工遣送返台，傅父不願學習「國語」、認「國字」，陷在酗酒失意謀職困難的人生𥚃。在《傅月庵與書》訪談中，傅月庵回憶父親「成天不講話，常坐在廳下望向門外港邊，用日語喃喃自語：為什麼？！為什麼？！」[6]

傅父認同日本，戰後返台找不到歸屬，淪為中下階層勞苦生活，綁鋼筋、踩三輪車做青果社老闆的車夫、去製衣工廠作工、庶務跑腿、銷售冷氣、擺攤賣甜不辣，掙扎各種營生，傅月庵描述「與父親的感情極度疏離，回家看到他醉酒，一逕地漠視，甚或，鄙視。」有天「心血來潮竟想看看他，過去後，發現他趴在桌上睡覺」，他帶著慍意努力吃光父親「急忙挾弄一碗⋯⋯這麼難吃」的甜不辣，離開前，「幫他把髒碗都洗起來，4個。」想到自來愛面子，總像隻驕傲的公鷄的父親，竟落到這幅模樣，傅月庵「背過身，我眼眶濕了。」[7]

社會學家涂爾幹提出「社會事實」一說，主張社會事實先於個體生命存在，比個體生命更持久，並以外在的形式強制和作用於人們，塑造人們的意識。[8]若說社會高於個人，社會性先於個人出身，在《父子》及《一心惟爾》二書中，我們看到傅父因為認同失落而失意失敗的人生，似乎也回應了這個觀點。

然而，曾經在成長過程中不理解、不同情、不能仰望父親，直到傅月庵有了兒子小寶，作為父親的兒子與兒子的父親，「有了這一血脈，⋯⋯我們家族所有已過世了的『父親』都回來了，我們正一起守護著你」，傅月庵更進一步想像，等到有一天兒子也當爸爸了，屆時，「血脈自會解碼，⋯⋯彼時無論我何在，也自將應召回來與你一起守護下一代。」[4]

傅父在認同上的失落，是否可以在下一代父子的身上找到新的意義或答案？《父子》或《一心惟爾》都沒寫到，我未敢猜測推論，倒是在《傅月庵與書》訪談中，傅月庵很用力地強調：「我是反對戰爭的」，根源應該來自父親。

還有，在〈父親〉文末，傅月庵寫到父親過世5年後，政治形勢逆轉，貪腐現形，父親「被日本人欺壓，被國民黨欺負，最終雖沒目睹，父親確然又被欺騙，且是他最相信、用生命相挺的『咱台灣囝仔』。這件事，那個坐在電視機前奮力搖旗嘶喊的中風老人身影，我一輩子不會忘記！」

這段結尾描述，隱約讓我覺得認同這件事在傅父或傅月庵身上似乎都未畫上句點，而小寶距離認同失落，則已經很遙遠了。

日暮鄉關何處是，傅月庵代父說愁。

注解

[1] 傅月庵，〈舊書之光〉，《一心惟爾》，頁350-353（台北：印刻出版，2015）。

[2] 傅月庵，〈煩惱〉，《一心惟爾》頁313─314，（台北：印刻出版，2015）。

[3]黃光芹專訪傅月庵談「父子」，《pop搶先爆》，2019/3/1。

[4] 傅月庵，〈血脈〉，《父子》，頁145-146（台北：早安財經文化，2019）

[5]傅月庵，〈代序竟當了父親〉，《父子》，頁16（台北：早安財經文化，2019）。

[6]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podcast《傅月庵與書》上、下集，2024/7/31、2024/8/6。

[7] 傅月庵，〈父親—彼岸過迄〉，《父子》，頁153-193（台北：早安財經文化，2019）。

[8] 參見「維基百科」之「社會事實」一條。

〈📚《父子》：傅月庵寫父親回不來的時代〉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晁成婷撰寫，李汋浮編版

當年寫碩士論文偶然讀到一段話：「在一塊地上，如果畫上一條白線，和平土地立刻搖身變為拳擊埸，雙方都想越線，越了線就要打。」[1]這段話引起我的共鳴，因為碩論做的是弱勢社群研究，一直想了解弱者如何現身、如何參與社會，這段話如醍醐灌頂，使我豁然明白，原來弱者的困境有可能來自人們總在不察覺間就選擇了站在彼此的對立面爭執，致令弱者無從廁身。

這麼有才的一段話，言者正是陳柔縉。

陳柔縉從台大法律系司法組畢業後，沒有走進當代司法的辦案現場，轉身幹起政治記者，再而專事歷史寫作，以作者身分鑽入駁雜的史料堆中，推敲消化，重建歷史現場，甚而屢破陳案，例如台北市北門口、延平南路的撫臺街洋樓，「官方標示的建造時間，既推測『一九一O年代』，卻又加註為『大正年間』，根本矛盾」。她從《臺灣日日新報》廣告版下手，翻過四、五百頁，終於在一九一O年八月二日那天找到由起造人「合資會社  高石組」刊登的「新築落成御披露」廣告，「完全揭開撫臺街洋樓的身世」，這棟市定古蹟終得正身。[2]

在陳柔縉2021年10月因交通意外乍然謝世前，這位年僅57歲才華洋溢又用功多產的作家，已經出版了14本書，「擁有一個可用書來丈量的人生」[3]，且幾乎都和日本時代台灣有關，媒體人陳浩指其「開創了台灣史寫作的新技藝，⋯⋯為時代的生活記憶修復者。」[4]

最近，我向圖書館借閱陳柔縉相關作品，其中《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尤其引起我的興趣，該書曾獲得2009年金鼎獎及2016年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日本研究獎勵賞」，先後由「時報」及「麥田」出版。   全書共有53篇及一個大附錄，聚焦日本時代台灣民眾的生活樣貌，觸及那個時代人們在衣食住行育樂各方面的實況還原，陳柔縉「對大歷史中的英雄人物興味索然」，專找「歷史上意外相逢的微小前人」，使這本書如她所言「有了不同以往的切入角度，帶出一種新風格的日治史書寫」，[5]是非常有意思的小民歷史寫作。

而這也應該是陳柔縉深感興趣的主題，甚至，有可能是為了探究這些主題才展開寫作，也為此，她常年長時間浸泡在圖書館，從日治時期的報紙和書籍中翻找線索，彷彿是一位時代的偵探家，二、三十年寫作生涯，孜孜矻矻埋在斷朝爛報故紙堆中，發掘日本時代台灣社會的樣貌，把口耳相傳的聽說與曾經，變成有文有圖有真相的歷史寫實。

陳柔縉大量利用日本時期的台灣報紙作為研究材料，「『我的舊報紙』名叫《臺灣日日新報》，⋯⋯在我看來根本就是日本時代的重大遺址⋯⋯輕訴台灣社會蛻變的秘密。」她「組成一人考古隊，三天兩頭，就在這個報紙遺址挖來挖去。」[6]

而她為本書製作的「附錄  日本時代台灣物價水準概況」，至少參考了當時發行的5種報紙、文庫、書籍、雜誌、專刊、職員錄、電話帖、家族信件、公車運賃表、鐵道史、實業家名鑑、耆老口述訪談，範圍極廣泛，這份整理資料「將近一萬六千字的日本時代逐年不同的各種價格」，真實呈現當時百工百業的薪資、車資、建築費、豪門喪葬費、藥品費⋯⋯種種民生日用。[7]令人由衷佩服她的用功精神和不馬虎的寫作態度，使得本書非但好看，也絕不簡單。

常說十年磨一劍，《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真的花了十年書寫，定焦日本時代台灣社會的百姓生活樣貌，作者從當時的台灣報紙尋找線索、或親訪耆老、甚至跑去日本勘查，使我們看到日本時代的台灣世相人情，果然和阿公阿嬤口說言傳的老故事相去不遠。

例如，本書〈第三國人〉這篇文章[8]，寫張超英，祖父是台北煤礦富商，他15歲被送往香港唸英國貴族中學，其後數年往返東京和香港，入讀明治大學，戰後美軍接管「佔領七年的東京風景，他看了四年」。因此親眼所見作為戰勝國的台灣人，被美軍劃為「第三國人」，從戰前的二等公民搖身一變，地位扶搖直上，「頗似站在獅子後的老鼠，不損威風」。

文中也提到，戰後日本，美軍管制米和糖，張超英岳父二二八後打算逃往日本，「家𥚃幫他準備兩大麻袋的砂糖，據稱就可供他在日本生活兩年」。

而張超英受邀到友人重子小姐家拜訪，其父「久原房之助還拿出孫文的借條，讓張超英睜大了眼睛」。

不單這一篇寫得活潑有趣，其他各篇亦讓讀者在不經意間乍見陳氏獨特的書寫風格。陳柔縉如冷面笑匠，下筆即直言，句句見真語，而她的筆法簡潔俐落，讀者一般只感覺讀起來淺白流𣈱，不會特別注意其間差別，但要做到這等功力，其實並不容易，我曾試著揣摹，同樣的話，在她筆下就是活跳跳，調皮兼傳神。而隨文呈附照片、剪報⋯⋯等資料，有憑有據的觀點，論人評事，謔而不虐。

陳柔縉在〈自序〉說「這些年，我不斷不斷在探索日本時代，追問那個異族統治的時空，人民在生話上看到什麼、做了什麼、體驗了什麼。」〈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文章在報紙登出後，她的母校北一女，「有國文老師以此為引，希望學生也描繪代表自己家族歷史的事物。老師還在提示上寫著—『張愛玲說：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個時代的總量。』」

只是兩年前加入民間史料的收集工作之後，我深深感覺到，相較於英雄受到的重視，專志於凡人的文史工作者仍然是少數；據此，我也暗自慶幸「民間史料數位平台」找到了知音，原來陳柔縉曾經也在做，原來大家不寂寞。

這位對日本時代台灣日常勤奮研究、又勤於寫作的才女，正待攀登創作高峰的盛年之際，意外遽逝，不知讓多少人扼腕嘆息，她雖遠去，但是她的書如果能讓多一些讀者接觸到，我們對身所在的土地過往樣貌，肯定會有豐富一些的了解。

何況前行的道路上，需要時時回首來路，才會知道方向沒有偏陡。而陳柔縉的作品的確能讓我們回首來路，看到既往！

注解

[1] 陳柔縉，《新新聞週刊》，734期，2001年。

[2]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撫臺街洋樓身世之謎〉，334-341頁，麥田出版，2016年10月。

[3]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自序〉，第12頁，麥田出版，2016年10月。

[4] 維基百科，〈陳柔縉〉

[5]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自序〉，第10頁，麥田出版，2016年10月。

[6]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撫臺街洋樓身世之謎〉，第337頁，麥田出版，2016年10月。

[7]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附錄：日本時代台灣物價水準概況〉，342-370頁，麥田出版，2016年10月。

[8]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第三國人〉，327-333頁，麥田出版，2016年10月。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看見日本時代台灣的世相人情〉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賈誌承撰寫、編版
圖／賈誌承翻拍自《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

許多人對太平洋戰爭的始末略知一二，可是鮮為人知的是，在這烽火連天三年餘的時間裡，有一批來自中國的抗日軍民被俘虜到了拉包爾（Rabaul）。

拉包爾是新不列顛島中的主要城市，位於西南太平洋，澳洲的右上方。因為三面環山、港闊水深、易守難攻，位置上是箝制美澳勢力的絕佳戰略點。日軍看中拉包爾的這些優點，在當地建立戰略基地，成功地在半年內橫掃東南亞，一步步推進它的「大東亞共榮圈計畫」。

但是擴張地盤需要更多勞動力的支援；為了解決勞力不足的問題，日軍將腦筋動到了戰俘身上，於是中國、英國、美國、印度和馬來西亞等國的俘虜就陸續被送到新不列顛島上作苦工。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失去太平洋海戰中的主導地位。同時盟軍開始以輪番空襲，癱瘓日軍在拉包爾的軍力；日後的跳島戰術，更是成功地壓制了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制海權和制空權。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物資缺乏是必然的結果。日軍在島上形同困獸，但首當其衝的，卻是戰俘。

1942年底，被運到拉包爾的中國戰俘共1504人。中國戰俘主要分兩批從上海送往拉包爾，其中包括從南京老虎橋監獄轉來的，堅守四行倉庫的孤軍和屬於敵後游擊部隊的忠義救國軍，也有從浙江轉來的，浙贛會戰中被俘的官兵。

這兩批人在1942年12月底從上海出發，因為當時日本已經喪失制海權，部份船隻必須繞路。四個星期的航行中，戰俘承受了飢渴、傳染病與勞役之害，但抵達拉包爾之後，生存條件反而更差。

戰後曾經堅守四行倉庫的戰俘朱云少尉在給朋友的信裡，描寫當時拉包爾的情況是「蘆葦為舍、食無近糧，且無蔽體之衣，側耳所聞異人言語，日未曉則出外，服役深夜仍不得休。」[1]不僅如此，在一些營中，還有槍斃三日以上無法工作者的規則；時不時的盟軍轟炸，也讓戰俘們面對更大的生存危機，傷亡者不計其數。

二戰末期日軍節節敗退，海運被封鎖，糧食、醫藥供給不足等問題愈加嚴峻，於是日軍開始坑殺戰俘。執行方式有許多種，槍斃、刺刀刺死、毒殺或是活埋，例如惡名昭彰的山打根死亡行軍。所幸1945年9月，澳軍在對方的毒殺計畫尚未執行前，拯救了拉包爾附近營地以及海島上倖存的748名（不及原先總數的一半）中國官兵，以及813位平民。澳軍為戰俘們提供了不少救濟物資，包括配發武器、訂製冬衣、救治傷殘以及供應糧食等等。這些生還者後來也成為拉包爾臨時審判庭的重要證人。

遣返之路漫漫

儘管被救援的當下戰俘們喜悅非常，他們的遣返之路卻遙遙無期。中國戰俘們聚集到卡拉維亞灣(Karavia Bay)建立新營區。營區中，中國官兵分為兩大隊，其他由廣東來的平民勞工則編為「廣東民眾大隊」，在營中一同等待遣返；殊不知一等就是兩三年。

戰後中國的軍艦已經全軍覆沒，即便收日本艦艇，也只有小型淺海船艦，沒有遠洋能力。面對此狀況，海軍總司令陳紹寬希望澳洲政府能協助遣返，然而澳洲也沒有多餘的船可幫忙運輸。於是這個「遣返皮球」從中國踢向澳洲，踢向英國，英國又踢到美國，美國再踢回澳洲。來回踢了一圈，這些戰俘跟著等了四個月而一無所獲。

這些滯留拉包爾的戰俘看到別的戰俘都被接走，以為自己再也回不到家鄉了，心中騷動難以撫平，時有動亂，加上官兵內鬨[2]土著士兵射殺中國人[3]這些治安問題，對澳軍來說，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治安上，近1600名待遣返的中國人都帶來極大的壓力，最後也只得同意撥船遣送他們回國。

經過許多努力，回家的船終於找到了！但是要先送平民還是先送官兵、香港的港口給不給停等等問題，公文往來確認，又耗費多時。終於，在1946年12月21日下午3點15分，Reynella號啟航離港。但在當地目送Reynella離去的420位官兵又苦苦等候了7個多月，才在1947年的8月2日搭上另一艘船回到家鄉。

二戰勝利後，中國內部緊接著內戰，國勢的積弱與貧困國際間有目共睹；因為知道債款大概率還不出來，於是遣返國民就成為燙手山芋；僅僅是中國對澳洲的欠款──包括各種救援物資、藥物以及遣送費等，就累積了高達62401镑9便士的款項。這項債務拖欠了十餘年，中國繳不出來也無心繳還。1961年，澳外交部決定註銷這筆費用，將之劃撥給軍部財務署墊付，事情才就此落幕。

政府的還債能力直接影響當地政府遣送戰俘回國的積極程度，導致部分人員滯留拉包爾的時間長達3至4年，如果算上被日軍俘虜的時間，有些人甚至有十年左右的時間，都過著身不由己、甚至生不如死的日子。戰俘為了國家奉獻了前半生，根據生還者的口述歷史，[4]他們回國之後，所得到的也不多。這些中國戰俘雖然因為戰敗被俘，但對作者而言，他們也是英雄，「也同樣值得中華民族後人的尊重與紀念。」

本書或許充斥國族情懷，但不可否認地，作者費心追查史料，深化了一般人對抗戰的瞭解，也讓戰俘後代有機會了解先輩的故事，讓這些英雄不再無名。

《南太平洋祭》說的是被送到南洋中國戰俘的故事，另外一本和二戰戰俘有關的書，《前進婆羅洲》，說的卻是臺籍戰俘監視員的故事。《南太平洋祭》書中引用生還戰俘口述，提到臺籍戰俘監視員在獲得官階、日本姓名之後，對中國戰俘的態度更加惡劣。

從人道角度看，只要確有其事，施虐就是不對；但換個角度看，監控戰俘的監視員和被監控的戰俘原本不都是小人物、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小小齒輪、也都是戰爭的祭品？在日本的陰影下，他們無端成為加害與被害敵對的兩造；這些，純粹只是命運使然嗎？

數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有答案了嗎？

注解

[1]《第一綏靖區司令部政治部呈請外交部設法將留澳四行孤軍接運回國》（民國35年8月14日），本書第71頁。

[2] 詳見〈中國軍營管理層內訌——《南太平洋祭》(46) 〉及本書第203頁。

[3] 1946年11月23日晚，等待遣返的中國官兵派遣協助澳軍裝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救濟物資時，因誤會而爆發衝突，一名中國士兵被當地土著槍斃、另一名負傷。詳見〈土兵射殺中國兵事件——《南太平洋祭》(47)〉及本書第208頁。

[4]前孤軍田際鈿先生與李維恂先生的口述，詳見〈終於回到祖國——《南太平洋祭》(54)〉及本書第245頁。

〈📚被遺忘的中國戰俘： 《南太平洋祭——中國抗日戰俘始末》〉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書名：《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
作者：徐全
出版社：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

文／楊維真撰寫，羅國蓮編輯

一、

知名史家黃仁宇（1918-2000），曾經擔任以新一軍為主力的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鄭洞國（1903-1990）將軍上尉侍從參謀，並親身參與了1943-1944年駐印軍反攻緬甸作戰，他在回憶錄《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一書中，喟嘆緬甸戰場的殘酷：

事實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斷腿，頭顱大開，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類痛苦不知凡幾。我聽說，德軍讓軍樂隊在戰場上吹奏送葬曲，美國的作戰部隊中有墳墓註冊處，但駐印軍一切付之闕如。我們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話，只不過在屍身上覆蓋一層薄土。雨季時大雨沖刷新挖的墓地，淒涼的光景讓路人也覺感傷。大多數的日軍屍身橫在路旁，無人聞問。[1]

黃仁宇的遺憾，後來在1947年9月廣州白雲山「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公墓」落成時，稍稍得到彌補。為紀念陣亡將士公墓告成，入緬作戰的中國駐印軍主力—新一軍軍長孫立人（1900-1990），特地親撰《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墓記》，文中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六日，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公墓，落成於廣州，……溯本軍出國而遠征，歷時三載……大戰七百，殺敵十萬，克地十五萬方里，打通中印公路……而日寇告降，受命入穗受降。廣州為革命策源地，國民革命之先烈墓園多在於是，爰議卜選佳城，以為異域成仁諸烈士歸骨之所。其已安葬於緬北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地中國公墓者，亦各遵其遺囑，檢其骨灰，移葬於此。[2]

能夠歸葬這座國軍公墓，應該是對於「以血肉之軀，當新銳之器」，為國犧牲英勇先烈最好的紀念。事實上，這座費時一年半始修建完成的「新一軍印緬遠征陣亡將士公墓」並非孤立存在的。當時為了紀念抗戰犧牲的國軍將士所修建的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聖域建築物，在全國各地均普遍出現。而這一切，則應當從烈士褒揚及奉祀相關法令說起。

二、

自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即設立了「臨時稽勳局」，這是民國以後對於褒揚與紀念有功於國家之烈士最早成立的專責機構，爾後國民政府主政時並頒佈一系列烈士褒揚及奉祀相關法令，特別重視抗戰將士的忠烈事蹟（圖二）。職是之故，國府對於抗日戰爭為國犧牲英勇先烈事蹟的蒐集、保存、紀念，實不遺餘力，這也是前述抗戰勝利後全國各地普遍出現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國殤聖域建築的重要原因。

徐全先生於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生於江蘇省，屬於80後世代，受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衝擊，開始關懷兩岸及國民黨相關議題，對國軍抗戰課題尤感興趣。日後徐全赴港就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暨歷史系，先後完成碩士、博士學位，現以專業人才身分長居台灣。徐先生的學術專業本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2017年夏在博士課程指導教授建議下，彙整平日參訪的國軍墓葬史蹟遺址資料，廣泛蒐集各地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的圖片、史料，試圖寫出一幅「國軍抗戰史蹟圖」，以進一步探討國軍抗戰紀念碑，這就是本書寫作的緣起。

經三年的不懈努力，徐先生終於著成《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一書，於2020年10月抗戰勝利75周年之際，由具軍方背景的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正式出版，不僅使國殤永受奉祀與尊榮，更讓國軍抗戰真相廣為人知，增添抗日戰史新的研究成果。

三、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作者透過長年親身踏察散處中國大陸各地的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聖域建築，實地訪求、蒐集各種紀念碑銘，再搭配參考大量的檔案文獻、專書論文、圖片、照片等資料，使得本書更具有終極關懷與史料價值。由於這些聖域建築物及紀念碑銘均飽嚐滄桑，往往經歷建立、破壞、重修的歷史年輪，這也是本書書名「歷雨迎鋒」一詞之由來。

事實上，以往關於軍事史、戰史的記載多偏重高層決策，能夠青史留名的也大多是重要將領、政治菁英等，至於普通的參戰官兵則僅僅是統計數字而已。但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聖域建築，恰恰多是為了紀念普通陣亡官兵而修建的，呈現頗為特殊的生命價值與歷史意義。這也是作者在全書「總結」所強調的，「空間政治的核心為『人』」[5]的精義所在。

本書書名雖為《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主要敘述1937年全面抗戰後國殤聖域建築及抗戰紀念碑銘的發展，但在時間跨度上卻跨越至中日戰前，還含括國軍參與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抵抗活動、1932年一二八戰役、1933年長城戰役等，與目前中、日學界所謂「14年抗戰」（1931-1945）的說法相似。在章節結構上，全書主體分為「國府中樞及戰時陪都」、「陸軍」、「海軍」、「空軍」四個單元，所述全部88座國軍聖域建築中，「國府中樞及戰時陪都」2座（2.3%），「陸軍」76座（86.4%），「海軍」4座（4.5%），「空軍」6座（6.8%），可見該書不論其重點或是分量，均以第二單元「陸軍」為重。

在內容方面，第一單元「國府中樞及戰時陪都」雖僅兩座國殤聖域建築，但因屬於中央層級，意義格外重大。位於南京鍾山、緊鄰中山陵的「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始建於1935年，係安葬北伐以來歷次作戰犧牲的國軍官兵，後來抗戰、剿共陣亡的軍人骸骨亦有遷葬於此。譬如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後，國府為表彰犧牲英烈，特別在「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設立「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及「第五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並經抽籤將參戰的第十九路軍（粵軍）及第五軍（中央軍）部分陣亡官兵入葬此公墓，第十九路軍78位，第五軍50位，合計128人，寓意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6]作者提及戰時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曾以「偷換概念」的方式進行公墓改造，將正門「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橫額改為「國民革命烈士祠」，正氣堂「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之靈位」被改換「國民革命烈士之靈位」，靈位兩側的《蔣總司令北伐誓師詞》、《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祭文》則被改為《國父遺囑》及《國歌》。透過此種「去蔣揚孫」的手法，強調汪精衛繼承孫中山的革命合法性，淡化公墓與國軍的關聯，進而邊緣化蔣中正在革命史的地位，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觀察[7]戰時陪都重慶曾遭受日機大轟炸，國府乃建立「精神堡壘」碑，以昭示抗戰到底的決心。抗戰勝利後國府還都南京，重慶各界在原「精神堡壘」碑處改建「抗戰勝利紀功碑」，以凸顯重慶在抗戰的地位。1949年中共建政後，「抗戰勝利紀功碑」被改稱為「人民解放紀念碑」（後習稱「解放碑」），原有碑文全被鑿毀。[8]

第二單元「陸軍」則為全書重點所在，作者依76座國殤聖域建築所在地，總計分18省市敘述（圖五）；如按所屬軍系性質區分，最多則為中央軍，其次為粵軍（圖六）。本書所列76座陸軍國殤聖域建築，當然無法包括抗戰時期所有國軍聖域建築，不過就書中記載可以得知，抗戰雖為中華民族抗擊日寇的全民族聖戰，各軍系皆先後投入抗戰洪流，但中央軍仍為重要的作戰力量，其犧牲最為慘重，相關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聖域建築亦最多。

1933年日軍進犯長城，與各部國軍爆發激戰，參戰國軍分屬西北軍（第二十九軍）、中央軍（第十七軍）、晉綏軍（第五十九軍）系統，卻在各關口協力以慘重犧牲遏阻日軍攻勢，日後各軍於華北修建「陸軍第二十九軍長城戰役陣亡將士公墓」、「癸酉年古北口戰役陣亡將士公墓」、「華北軍第五十九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不僅表彰參戰將士英勇犧牲，也見證長城戰役的拚搏廝殺。而第十七軍主力第二十五師因在古北口戰役表現勇猛，遂被授予「長城部隊」稱號，其後部隊雖經不斷整編，但稱號一直存續至今，現為陸軍機械化步兵第二三四旅。[12]

及至中日全面戰爭正式開展（1937-1945），陸軍聖域建築則遍布第一線接敵各省區，尤以湖南（17座，第九戰區）、廣東（9座，第七戰區）、廣西（7座，第四戰區）、雲南（7座，遠征軍反攻）、河南（6座，第一戰區、第五戰區）最多，合計共46座，占陸軍全數（76座）60%。這些省區或因與日軍交戰激烈，官兵犧牲慘重（如湖南）；或因係早期革命策源地，而特重英烈紀念（如廣東）。在這些聖域建築中，如前所述，仍以中央軍系統最多，但地方軍系的表現亦不遑多讓。譬如作者即曾介紹屬於滇軍系統的新十二師，1942年在江西修建「陸軍新編第十二師第三次長沙會戰高奉戰役陣亡烈士之公墓」，1949年後雖遭嚴重毀壞，但該師司號長尤漢清卻堅持守墓至1999年過世，不僅英烈遺骸得獲保存，更彰顯尊貴的袍澤之情。[13]

身為軍人固然保國衛民、守土有責，而地方保安武力、警察，甚至一般民眾的抗敵精神也讓人動容。本書就記載了山東、廣東的保安武力、游擊武力如何與日軍周旋；[14]福州警察局為掩護警備司令部撤離，在巷戰中犧牲慘重；[15]以及1941年閩海戰役，福建軍民協力抗擊日軍的壯烈事蹟。[16]

第三單元「海軍」，作者重點介紹「『石牌天險敵膽寒』崖壁石刻」、「海軍馬口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粵桂海軍抗戰陣亡官兵紀念碑」、「中山艦抗日陣亡將士之墓」四處海軍聖域建築。中華民國海軍雖然弱小，且在開戰之初幾乎被日軍壓著打，但其抗敵精神與壯烈犧牲亦不容小覷。第四單元「空軍」，則分述南京、昆明、蘭州、桂林、重慶等五處的「空軍烈士公墓」，以及貴陽的「防空學校暨各團隊抗戰死難將士公墓」，內中除了國軍先烈外，尚有來自蘇聯及美國的空軍志願隊，見證了這群空軍烈士碧血長空。

四、

當抗戰爆發，國力積弱的中國要想抗擊現代化軍事強國日本入侵，除了激發民眾愛國情緒外，只能發揮「廣土眾民」的不對稱戰力，以空間換取時間，用軍隊的龐大犧牲遲滯日軍行動，故戰時國軍可謂傷亡慘重。抗戰勝利後國府為紀念英烈，在各省均修築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等，但1949年後遭中共破壞、損毀殆盡。《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一書，不僅保存各地國殤聖域的史蹟與碑銘，使這些先烈永受尊榮，更讓國軍抗戰之真相廣為人知，增添國軍抗日戰史新的研究成果，實有深意！

此外，本書雖網羅88處國殤聖域，但仍有許多國軍公墓、紀念碑（塔）、忠烈祠未能收錄其中。[17]迄今為止，徐全先生仍不時在報端發表關於國殤聖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期待他能於明年（2025）抗戰勝利80周年時，或是出版《國軍抗戰紀念碑考》續編，或是在彙整新舊內容並增補相關資料（如山東「山海重光紀念碑」可參考李先良《魯青抗戰紀實》一書）後，按原先省區或中央、地方各軍系排列，刊行《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增訂本，有厚望焉！

注解

[1]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46。

[2]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83-284。

[3]（編注）本圖為根據楊維真教授原稿資料製作。

[4]參見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89。

[5]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434-436。

[6]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6。

[7]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34-35。

[8]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40-41。

[9]（編注）(1)圖五根據楊維真教授原文資料製作，《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第二單元介紹了分布18省份的76座陸軍國殤聖域建築，其中「綏遠」為中華民國原省級行政區名，今屬內蒙古自治區；省會「歸綏」即今呼和浩特市。(2)製圖使用的「維基共享資源」地圖，大致符合由1945年至1954年間的中國大陸疆界與行政區域劃分；圖中有綏遠、熱河及之後獨立的蒙古（灰色顯示）等塞北四省，興安、嫩江等東北九省以及西康省等行政區。

[10]（編注）圖六根據楊維真教授原文資料製作。《歷雨迎鋒》介紹的76座國軍紀念碑，其中一座為「中央軍」與「西北軍」合祀，故計0.5座。

[11]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55-56。

[12]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61-62。

[13]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141。

[14]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80-86、87-91、278-279。

[15]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52-253。

[16]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254-260。

[17]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頁456-459，「附錄」就列了36處。

〈📚解讀《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文／晁成婷撰寫，汪琪編輯
圖／晁成婷、張良綱提供

「明星」是老台北人的重要記憶。有關簡錦錐和他的「明星咖啡館」，寫的人幾十年來不曾間斷。多數人印象中的「明星」，是文學的明星、文化的明星，或這些年漸漸走向文創的明星。

從1949年10月開業，歷經1989年12月熄燈、2004年重新點燈，2006年女兒簡靜惠攜次子李柏毅返台接手經營，74年來，「明星」看遍戰前戰後及國府遷台迄今政經社會的發展與變化。但在都更議題熾燒下，到了2015年連傅月庵 也忍不住擔心明星「又恐將遠去」[1]，所幸今年6月11日明星在臉書po出「明星沒有要掰掰」的訊息，總算安了大家的心。

不久前，我在台北市圖總館借閱《明星咖啡館》一書，由簡錦錐口述、謝祝芬撰文，2015年6月「印刻」出版，此書可以說也是簡錦錐的一生自傳，從書中所附照片看來，當時80多歲的簡錦錐依舊健朗帥氣，孰料卻在2018年遽爾辭世。

這本書的特出之處，一是撰文者謝祝芬的筆太好了，用字淺白流𣈱，故事細節清楚真實；二是每篇文章除了採訪稿，文末皆附上簡錦錐的口述補充，使得故事有根有據、一切恍如昨日：六、七十年來的件件往事「並不如煙」。

《明星咖啡館》全書251頁，共有八大主題[2]及一個附錄，時間軸從1939年，一個臺灣囝仔的經歷展開：當時八歲的簡錦錐趁暑假隨大哥到了十里洋場上海，坐電車、看高樓洋房，路過霞飛路白俄人開的「ASTORIA」印象深刻，到一個月後自己搭船返台，再一路寫到外孫李柏毅誕生，從重症自閉到成為天才畫家，當中還穿插了無數精彩的小故事；例如少年阿錐收留台籍逃兵400多天、計誘美國軍機掃射以蒐集彈殼換錢補貼家計、建中學生阿錐幫忙飛虎隊找人蓋房子裝馬桶、到青年阿錐與6個白俄人合股經營明星、又為了幫助無國籍的俄國皇族艾斯尼而獨資買下面臨股東拆夥的明星、以及蔣經國與方良在明星的歡樂歲月、周夢蝶黃春明白先勇林懷民三毛等諸多作家與明星的文學因緣等等。

書中的明星故事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牽連到1949，令人悵然的木樓梯踩踏聲的故事。大陸撤退時，年輕丈夫在南京機場躊躇是否該回到妻子身邊，卻在一瞬間被人群推向飛機，從此夫妻海峽相隔，斷絕訊息。時年30多歲的丈夫天天來到明星，從木樓梯上二樓時，他「走三步，踢一下，退一步」。簡錦錐說，這是一則發生在明星的真人真事。報章報導後，他又見過這人幾回。不過重新整修後的明星，樓梯位置改變了，木梯也換成水泥的；踩踏木梯聲永成絕響。

簡錦錐十分疼愛他的畫家外孫，在書中他談到李柏毅的時候說「⋯⋯明星歇業那年，恰巧也是他出生的那一年，也許命運之神早就安排好，要我停下腳步來等待他和女兒，」「15年後，他準備好了，明星復業，⋯⋯」。

這本書引我回憶起大學曾去過的明星，近日刻意再訪，墨綠色大理石桌子、窗枱上的枱燈，都是印象中的舊物原件。窗外的鑄鐵花窗是簡錦錐找老師傅複刻的。咖啡杯是復業後的新款。西點味道新舊交陳──俄羅斯軟糖風味不變、核桃蛋糕一樣好吃，菊花餅乾和巧克力蛋糕則不像記憶中的舊滋味。

促成教宗方濟各接見李柏毅母子的前駐教廷特命全權大使王豫元[3]說，外交部招待外賓買的點心多是明星的，他當科員時，偶爾自己也去明星採買開會用點心，明星「門庭若市，天天像過年一樣」，但他當時「一直以為明星是俄羅斯人獨資的，哪知道眼前的夫婦也是老闆呢！」王大使說「明星咖啡裡的主角們⋯⋯親眼見證及經歷的歷史事件，串連成一個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史詩，⋯⋯故事時間跨越三個世紀、空間跨越俄羅斯、中國大陸、台灣。」

簡錦錐盡心盡力照顧艾斯尼等三位俄羅斯人[4]晚年生活，不求任何回報，謝祝芬認為表現出「恩情很重，悲怨很輕」的「仁大於義」真情。

簡錦錐已乘黃鶴去，但正對城隍廟口、武昌街一段7號明星的黃色招牌和飄香咖啡，從來不曾隨著歲月稍稍減淡。

注解

[1]傅月庵，〈明星．鄉愁．書店街〉，《一心惟爾》，頁330-331。

[2]八大主題分別是「八歲，一個人飄洋過海」、「俄羅斯奇緣，明星誕生」、「俄羅斯股東的異國辛酸」、「俄羅斯女的台灣歲月」、「台灣文學作家的窩」、「明星的滋味，西點的感動」、「幕落又起，明星重生」、「天才畫家誕生，愛在當下」、「附錄：明星與簡錦錐大事紀、一口洋食一個故事」。

[3]王豫元，〈明星咖啡三代情〉，《台灣好報》，2022年4月26日。

[4]三位俄羅斯人是簡錦錐的合夥人艾斯尼和拉力果夫，以及拉力果夫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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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昱佑

戰爭、流離與「林旺」們

故事要從1941年開始的那場戰爭說起⋯⋯

1941年「大日本帝國」以「解放受英、法、美、荷等國殖民的東亞人民、重建大東亞新秩序」為名，發動所謂「大東亞聖戰」[1] 。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二十世紀初以來原有的遠東國際秩序，從1941年到1945年，日軍先後驅逐法國、美國、英國、荷蘭等西方殖民勢力，在中南半島與南洋諸島建立魁儡政權與軍事占領區。同時，西方各國為奪回原有殖民地選擇與中國同盟，而中國亦有鑑於滇緬公路是「大後方」最後僅存的國際外援運輸路線，為確保對日持久戰不落入絕對劣勢，而派遣中國遠征軍進入東南亞地區。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大陣營在東南亞正面交鋒、兵戎相見！

大象林旺 ，誕生於緬北叢林中，原先與其訓象師一同為英國人工作[2]。戰事發生後，牠成為日軍第十八師團——「菊兵團」的運輸工作象。1945年6月，由孫立人將軍率領的新一軍發動南坎戰役，俘虜了四名馴象師與十三頭大象，其中便包括當時仍被稱作阿美的林旺[3]。戰爭結束後象群隨國軍經雲南、桂林、南寧，再運至廣州。然而漂泊的歲月並未就此結束，國共內戰使林旺再度顛沛流離，1949年牠又從廣州經黃埔來到台灣[4]。從英屬緬甸到大日本帝國；從大日本帝國到中華民國，從軍用運輸象到「勝利」象徵；從「勝利」象徵再到動物明星。那些回不去的故鄉、那些複雜的身分界定、那些錯亂的自我認同，硝煙下顛沛的人們又何嘗不是如此？

本書傳主林春長先生，1927年生於台灣台北。1942年起成為日軍隨軍文員參與太平洋戰爭，前往越南、馬來亞（今馬來西亞西部）、暹羅（今泰國）、雲南、緬甸等地。林先生在緬甸服役時，記下「緬甸戰地日記」；當時他隸屬的正是林旺所在的「菊兵團」。1945年終戰後林春長進入英軍控制下的毛淡棉日軍收容所，服了一個多月的苦役方回到台灣。2003年，林先生的老戰友林旺逝世，致使其子林義隆先生決定將父親所遺留的戰地日記翻譯出版，於是我們也得以由本書一窺戰爭下，那些「林旺」們的故事。

林春長先生眼中的「大東亞聖戰」

1940年起，日本陸軍便派遣鈴木敬司等人進入緬甸，以聯絡當地包括翁山、拉米揚、奈溫等意圖使緬甸獨立的革命志士。1941年3月，日軍進入仰光，在日本將協助緬甸獨立的認知下，當地民眾拿著水、水果夾道歡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正是林春長先生在日軍進入仰光時所見的情形。次年翁山將軍（Aung San，翁山蘇姬之父，緬人尊之為國父）在日本的支持和間接控制下，宣布獨立，協助日軍攻打英國殖民政府。日軍在當地建立學校，並讓士兵充當教師，幾個月下來當地學童已能以日語向士兵打招呼，街道上也可聽聞日本的愛國歌曲，緬甸人、中國人、印度人融洽相處，甚至於潑水節共同狂歡。

然而隨著戰局變化，翁山所領導的緬甸防衛軍開始懷疑日軍並非真正支持緬甸獨立，而在1944年倒向同盟國陣營；1945年1月，日軍開始從英帕爾、雲南一帶，逐步向曼德勒、臘戍撤退。

「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原先該是大城市中絢麗而又糜爛的日子，卻也出現在當時高階軍官的生活，全進了作為司令部台灣軍屬的林先生眼中。緬甸有三架運輸機每日往返東京與仰光，其中還會經過暹羅、新加坡、廣州等處。高級將領除利用它返鄉探親，更用來運送清酒、藝妓白襪等非戰略品。英人留下的大別墅成了軍官與藝妓幽會之所，一晚便花掉三十日圓（當時陸軍兵長月俸）。英軍撤退時未從倉庫帶走的威士忌、白蘭地等高級洋酒，也成為軍官們用以招待賓客、送禮的絕佳首選。許多台灣軍屬作為軍中少數可以接觸到高級將領的人，無意間知曉了這些「秘密」，雖不滿他們軍紀敗壞，卻也申訴無門。

不過，糜爛的生活沒有維持多久，隨著同盟國方面的進攻，「殘存亦末路，兵敗如山倒」很快成為主旋律。1945年，日軍在仰光北部的勃固大敗，與林先生於訓練所同班的台籍軍屬陳啟洲、陳命也在這場戰役中犧牲。日軍決定撤出仰光，並欺騙當地人將施行一週的軍事演習。不過，使用焦土政策的日人，欺瞞策略並未成功；曾受日方訓練的緬甸防衛軍迅速攻擊日軍。其中，林先生記載到許多一〇六兵站的傷兵，因不能跟上撤退隊伍，甚至選擇拉響手榴彈自盡！

本書帶讀者們回到太平洋戰爭時的東南亞，許多檔案無法呈現的真相躍然紙上。透過林春長先生的戰地日記，看見了高級軍官的糜爛、戰場的無情與殘酷、撤退時的慌亂，也回到了歷史情境中，體會了當時台灣軍屬對「大東亞聖戰」的嚮往、懷疑、厭惡的心態轉折。歷史的巨輪壓過了大象林旺，壓過了林春長先生，也壓過了數以萬計的人們。本書不僅詳實記載了當時東南亞的戰地風情，也勾起了人們對一個時代的感慨與反思。

注解

[1]戰後該詞彙遭禁止使用，今學界多以「太平洋戰爭」稱呼之。

[2]陳榮裕，〈到底有沒有七十八歲？林旺的身世和年齡之謎〉，《中國時報》（台北，1995.10.30）。

[3]羅曼，〈為慶賀昔日戰友六六壽誕而作 大象林旺的故事〉，《聯合報》（台北，1983.10.29）。

[4]王嘉陵、潘國正、朱虔、石文南，〈遊客捧黃菊 遙祭淚滿襟〉，《中國時報》（台北，2003.02.27）。

〈📚《戰爭與林旺》：一位台籍軍屬筆下的日本軍人〉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英文版
書名：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Postwar Taiwan）
作者： Dominic Meng-Hsuan Yang
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20
出版地點： Cambridge, UK

本書榮獲2021年「記憶研究學會」（Memory Studies Association）「首書獎」（First Book Award）。

文／吳昱佑

1976年，陝西同鄉會成員徐秉琰發現彰化縣秀水鄉有個陝西村，村中墓地的墓碑上多刻有「陝西」二字。不僅如此，村中還有座烏面將軍廟；徐秉琰推測這位名為烏面將軍的神祇，應該是鄭成功陝西籍的部下馬信，因此村民應為當時隨馬信來台的「陝西同鄉」。陝西同鄉會隨後大量報導此事，不但募捐大量資金建設該村，還在烏面將軍廟後建了「陝西文物館」，內設于右任銅像。

但是沒有多久，來自陝西的外省人很快因參拜活動的方式等問題，和當地陝西村村民產生了矛盾；陝西同鄉們強調馬信史事、陝西認同，陝西村民在意的卻是維繫台灣傳統信仰，最後兩者分道揚鑣。這件事情看似是一起地方衝突，但根據《逃離中國》一書作者楊孟軒的分析，它反映的是1958年八二三砲戰後政府宣布放棄軍事光復大陸，外省人經歷又一次創傷，開始在台尋根、發展認同的過程。根據《逃離中國》一書作者楊孟軒教授的觀察，經歷創傷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其實在踏上台灣土地之後，又經歷了三次創傷。

在《逃離中國》一書，「外省人」是研究的對象，然而作者並不認為「外省人」是一種「族群」；更準確地說，它是一種「記憶群體」：任何認同自己是「外省人」的人，都會成為這一群體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文化創傷與顯著記憶。反之，有些人即使擁有外省家庭背景，若不認同這一身分，就不盡然有相同的記憶。而根據作者分析，從1949至今，「外省人」主要歷經了共四次社會創傷，才形成今天的社會記憶。

第一次社會創傷便是內戰流離與甫抵台的歲月，戰爭使得許多流離者失去了在原鄉的社會網絡，形成「一無所有且原子化的個人」；當時外省人的自殺率、犯罪率皆遠高於本地人，直至1960年代後才逐漸下降。此外，許多流離者為了快速安置自己、重建社會網絡，在報章中徵義父母，這對宗族概念極強的中國人而言，並非容易做出的決定。

然而，流離經驗並不是當時外省人群體的顯著記憶，剛結束不久的對日抗戰經驗才是。對許多抵台的外省人而言，因為內戰來台與前幾年因為抗戰而奔赴「大後方」的情況雷同，上次勝利返鄉的記憶往往成為療傷的依據；不但報章中出現抗戰文學，而「動員戡亂」的戰時體系，以及與過去在重慶相同的防空演習，使不少台灣人也產生「二戰時日軍空襲台灣」的記憶錯亂。

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過後，總統蔣中正在美方壓力下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共同發表《聯合公報》，強調將以政治手段光復大陸，而非軍事手段。許多外省人開始理解到他們不再僅僅是「戰時過客」；短期內、甚至永遠回不了家鄉的事實形成再一次社會創傷。於是，傳承自己省分的文化、設法在台落地生根成為此時的顯著記憶；大量的同鄉會、同鄉報刊興起。其中，最能代表該時期的故事，莫過於前述陝西籍外省人和彰化秀水陝西村民在烏面將軍廟一事上的糾葛。

1980年代，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外部變化，台灣黨外人士為了廢除「海外黑名單」，遂與姜思章、夏子勛、何文德等外省人合作，發起外省人「返鄉運動」對政府施壓。蔣經國政府在內外壓力下開放外省人回鄉探親，卻沒想到「人事已非」的現實，使他們遭遇第三次社會創傷。經歷過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親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不但價值觀迴異，許多親人甚至責備流離者，因為他們赴台，使家庭有了「歷史問題」而被歸類為右派、反革命等。朝思暮想的故鄉，原來只是想像！那麼，台灣才是屬於他們的家嗎？

回眸台灣，民主化社會典範的轉移，卻為他們帶來第四次社會創傷。政治民主化的過程當中，黨國史觀論述步下神壇，外省人遭抨擊為殖民者、威權加害人，這與他們過去的自我認知截然不同。此時敘述1949年的流離記憶、建構自己與台灣其他記憶群體同為歷史受害者，就成為他們重新加入民主化台灣社會的顯著記憶。從此以後，外省人逐漸成為台灣社會除原住民、閩南、客家外又一種「記憶群體」。

本書之所以使用「記憶的歷史」進行探討，在於作者認為所謂「集體記憶」不應該是單一、或一元化的，相反的它應當是具多元、多方向性的「社會記憶」。這種社會記憶源自集體社會性創傷，而隨後漸漸發展為一群「記憶群體」的「文化創傷」。換言之，這種社會記憶雖然人人歷經的經驗或有不同，但卻可以歸納出屬於該時期、該群體的「顯著性」，而認同該群體者，即使自身並未有同樣的創傷經驗，卻能產生類似的創傷記憶。

台灣作為一個多元社會，許多「記憶群體」因為站在不同的觀點，對同一段歷史往往產生不同解讀，從而矛盾加深。本書作者楊孟軒教授，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也曾站在「外省人」是外來殖民者的批判視角。然而，少年時期遠赴加拿大留學，那段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的艱難歲月，卻讓他對於客居他鄉的流離者多了一分感同身受。於是他在歷史研究的領域之中，提出「多向同理未了」（multidirectional empathic unsettlement）[1]的概念。《逃離中國》一書反映了作者這樣的研究理念，也代表他對於台灣社會各「記憶群體」和解的期待：在批判以前，多一些同理，是社會和解所需要跨出的重要一步、也是第一步。

注解

[1]係指在「設身處地的同理」與「客觀角度的批判」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並融入多方向思考問題的研究概念。

〈📚由烏面將軍廟談《逃離中國》〉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